今天，外交部發言人換上了一張新面孔——70後的汪文斌正式亮相。他也是1983年正式建立發言人制度以來的第32位發言人。

一周前，耿爽履新聯合國，外交部發言人出現了三缺一，汪文斌到位後，華春瑩、趙立堅和汪文斌組成了新的“鐵三角”。

按照慣例，外交部發言人一般由新聞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輪流擔任。目前，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是華春瑩，趙立堅和汪文斌為副司長。

這兩年，外交部發言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存在感。他們針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發聲，頻繁引起熱議，也成為很多外媒觀察中國政策的風向標。

汪文斌和前幾位發言人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北京大學經濟係出身。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曾長期在北大經濟系任教。汪文斌讀書時，系主任正是厲以寧。北大經濟係也出了很多大名鼎鼎的學生。

華春瑩畢業於南京大學外語系，趙立堅畢業於中南大學外語學院，耿爽則是外交學院英語系的畢業生。精通外語，當然有利於開展外交工作。但是語言畢竟只是工具，外語系畢業生對世界的認知不見得比其他學科背景的更深刻。

當今世界，大國之間關係錯綜複雜，矛盾衝突不斷，尤以經濟衝突為主。在這種背景下，一個懂經濟懂政策的發言人，其優勢不言而喻。

汪文斌的履歷也非常豐富耐看。

他22歲本科畢業進入外交部新聞司，27年工作生涯中，有10年在非洲打轉。2004年到2006年，他還有在國務院工作的經歷。和華春瑩、趙立堅、耿爽還有一點不同的是，汪文斌在履新外交部發言人之前，還擔任過駐外大使。中國的駐外大使要求極高，除去政治素質和覺悟，還要有很強的處理外交事務能力，要統籌做好包含政治、經濟和國際合作的多項外交任務。能在外交系統做到駐外大使，其個人能力和視野都是出類拔萃的。

汪文斌精通法語，他也是繼孔泉之後，第二位走上發言人講台的法語外交官。從外形上看，汪文斌文質彬彬，灰白的頭髮給他增添了別樣的儒雅氣息。

汪文斌不同尋常的學科背景和經歷，讓人們對他會有不一樣的期待。

隨著國力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水漲船高，外交工作也被賦予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外交部發言人的風格，也屢屢成為輿論爭議的焦點。在網上，發言人的言論，有人叫好，有人調侃，有人拍磚，甚至有人給發言人寄過鈣片，意思是發言人太軟。

幾年前去世的著名外交家吳建民在談到外交工作時說：外交硬很容易，軟很難，難在講的道理要能站住腳，能讓人信服。有時候需要一些妥協才能贏得人心。

有人把吳建民這類外交家歸為鴿派，但很多大國國民現在更喜歡鷹派外交風格。

2016年，吳建民和胡錫進還因此辯論過。

當年3月30日，吳建民批評《環球時報》以及胡錫進，“環球時報經常發表一些很極端的文章”。他說，胡錫進把這個世界講得一塌糊塗，眼裡沒有全局，看不到世界大勢，搞不清楚狀況。

沉默幾天後，胡錫進在微博上貼出長文回懟說：“我覺得吳大使代表了少數中國舊外交官的思維方式：只有他們懂外交，而且應當由他們完全主導外交，媒體插嘴完全是添亂，是民族主義的禍源。……環球時報能夠在中國的現實輿論環境下發出一些多元的聲音，是中國外交的正資產。”

胡錫進還點評曾是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的發言風格像“背稿子”。

胡錫進的觀點，也是現階段很多人的心聲。

中國的未來走向，無疑還是以和平發展為主。從歷史經驗看，成熟大國的外交風格，幾乎都是鴿派路線。軍方可以強硬，媒體可以叫囂，但是外交官如果跟著一起強硬，那兩國之間就沒有了緩衝，最後只能硬碰硬。於國於民，這都不是好事。

這方面的反面典型是一戰前的德國和二戰時的日本。“鐵血宰相”俾斯麥下台之前，德國的外交政策是多方安撫，盡量避免周邊的大國結盟對付德國。俾斯麥下台後，德國外交轉向鷹派，一味強調德國的利益，叫囂要重建世界新秩序，使得周邊國家大起戒心，最終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

上世紀30年代的前幾年，日本外交部一直也扮演鴿派，經常發表和平言論安撫中國。但到1935年，時任外相廣田弘毅發表強硬的“三原則”，標誌著日本外交部轉向鷹派，也基本斷絕了中國謀求和平的幻想。

最為人稱道的是大英帝國的外交部。雖然大英帝國拓土無數，但它的外交部從來不口出惡言，一派紳士風度。反正打戰的活不是他們幹，外交人員只負責文明和禮貌。對提問的記者大光其火，是萬萬不會出現在英國外交官身上的。

一個國家的外交官何時強硬何時柔軟，相信會因時而應，但外交官的本職工作一定是對外交流溝通。他無需用鷹派言行來對內表達忠誠，他只需奔走勸和，息事寧人，用和平的方式最大程度維護國家利益。

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外交官呢？外交專家趙明昊給他心目中的理想外交官畫過像——不高高在上，不拿腔拿調，不空話連篇，不故作神秘。少一點鬥爭思維，多一些魅力攻勢。要善於傾聽和表達，能寫出有思想厚度的文章，能發表有溫度、有乾貨的演講。

國際形勢走到百年大變局的關口，大國之間經常因誤解而劍拔弩張，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值此非常時期，作為新上任的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的表現備受期待。

（碼頭青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