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將疫苗列爲20世紀公共健康領域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在包括美國、意大利、英國、法國、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仍有不少父母對疫苗極度不信任，拒絕給孩子接種疫苗。甚至有一批抵制疫苗的群體在極力推動「反疫苗運動」。其中的原因包括宗教信仰、個人理念、政治立場，還包括家長對疫苗副作用的擔憂。不少家長認爲疫苗會引發自閉症，儘管許多大型權威機構已經進行了多次闢謠，但仍無法消除這些家長的疑慮。同時，對傳統醫學和政府不信任，也讓民衆對强制接種疫苗充滿了反感。

而爆發於1976年的美國豬流感更是加深了美國人對接種疫苗的疑慮。

44年前源於迪克斯堡的豬流感

人類在歷史上飽受流感蹂躪，但自從美國在1944年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支流感疫苗之後，這種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觀。不過，這並未一勞永逸地消除流感病毒的威脅，因爲流感病毒會産生變種。也就是說，某人從某次流感中康復後，獲得的免疫力不能保證其逃過下一次流感。所以，對付新型流感，就得靠新的疫苗。但是，應用新疫苗，也是有風險的。

5月5日，《今日美國》報以「從1976年豬流感應對失策中吸取教訓」爲題，提醒人們注意甲型Ｈ1Ｎ1流感暴發帶來的醫療和政治風險。文章稱：「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前部長米切爾‧裏維特上周奉勸在任的內閣成員們閱讀《豬流感决策——一種難以琢磨的疾病》。這本書不是一本應景的速成書，而是出版於1978年。題目中所說的豬流感發生於1976年，當時的公共健康部門官員促使美國人接種以防範流感，結果許多美國人在接種疫苗後得了一種罕見症狀，一些人因此死亡。」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ＣＤＣ）網站上的《1976年新澤西州迪克斯堡豬流感事件》一文，就詳細介紹了此事。迪克斯堡是美軍的一個大型訓練營。每年年初，大批新兵告別平民生活，來這裏接受基本訓練。1976年1月，約有1．9萬名軍人駐扎在這裏，其中有32％是新兵。1976年2月5日，一名18歲的新兵戴維•劉易斯在雪中受訓後，說自己感到疲乏虛弱，接著因流感引發肺炎，於次日死亡。劉易斯很年輕，身體健康，不應死於一般性的感冒，他的死亡引起科學家的注意。兩周後，ＣＤＣ宣布劉易斯死於一種新的豬流感，是Ｈ1Ｎ1型病毒的變種，官方將其命名爲「Ａ／新澤西／1976」豬流感。

幸運的是，偌大的迪克斯堡只有劉易斯死去，與他一起有過近距離接觸的其他4名士兵，在經過隔離檢查後均安然無恙，病毒並未傳播開。ＣＤＣ不敢掉以輕心，通知全美所有醫院警惕任何豬流感病例。

一般來說，3月份是流感季節結束的日子，當時世界範圍內的流感趨於式微，而且迪克斯堡以外的地方也沒一例豬流感疫情上報，但這種令人樂觀的態勢並未讓美國醫學界和政界安心。這是爲什麽呢？

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從未如此低

已故的理查德•紐斯達特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創建者，他在1978年撰寫的《豬流感决策——一種難以琢磨的疾病》一書中，道出了許多鮮爲人知的內情。

當時醫學界流行「十年周期律」的說法。即從大流感暴發的周期來看，流感病毒的傳染機理大約每10年或更長時間就産生一次大的改變，這經常導致一種新型流感病毒的産生，幾乎無人能對這個新「魔鬼」免疫。美國在1946年、1957年（全美死亡6萬人）和1968年發生的流感疫情都符合這種發作模式。

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的流感專家埃德溫‧吉爾博恩就持這一觀點，即流感的全國流行約以11年爲周期；在ＣＤＣ確認迪克斯堡豬流感病例的當天，他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自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全球範圍內的流感大暴發恰好以11年爲間歇期，根據上一次流感暴發的時間，可以推算出下一次流感大暴發可能是在1979年，這意味著關注公衆健康的部門必須毫不遲疑地準備應對下一場迫在眉睫的自然災難。」類似的言論使醫學界和政界十分緊張，迪克斯堡的豬流感疫情無疑相當於一枚重磅炸彈，將人們的擔憂提前引爆了，人們對流感大暴發極其恐懼。

1976年3月13日，ＣＤＣ主任戴維•森瑟爾向國會提交報告，申請撥款，以研製足够多的疫苗來爲至少80％的美國人接種，以防豬流感擴散。

美國朝野對此計劃表示一致支持，因爲1976年對美國而言是一個特殊年份。這一年是美國建國200周年，也是總統大選年，越共一年前攻下西貢實現統一，這宣告美國的越南政策完全失敗。美國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從未如此低下。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渴望抓住洋溢著愛國熱情的建國200周年之機，做點事情博得公衆的好感。天災當前，還有什麽能比讓民衆免受流感之災更好？

不聽專家意見，政界固執己見

但此後的形勢出乎人們的意料。

1976年3月14日，美國政府啓動了流感緊急狀態。1976年3月24日，福特總統邀請有關醫學專家到白宮開會，問他們：「美國是否面臨豬流感的暴發，需要進行全民接種麽？」在座的專家回答：「是的。」會後，福特召開記者招待會，敦促國會撥款1.35億美元研製疫苗，以實現全民免疫。

國會立刻對總統的提議表示支持，民主黨人控制的國會一下子通過了1．8億美元的款項。1976年4月15日，福特簽署了這個法案，誇張地對媒體宣稱，迪克斯堡豬流感堪比1918年大流感（有統計數據稱，美國當時死了67．5萬人），因此要在1976年10月進行全民接種免疫。

到了1976年7月，醫學界的態度開始轉變，多數專家認爲1976年的流感疫情不會導致100萬美國人死亡，從劉易斯身體中提取的流感病株遠不如1918年大流感留下的病株致命，現代醫學在處理流感暴發上要比一戰中的醫生好得多。世界衛生組織讓所有的醫院嚴密防範豬流感，但沒有要求進行大規模的免疫動作。

不過，沒人能阻止美國政府的脚步。國會開始對制藥企業施壓，督促他們加快流感疫苗的研製。制藥企業認爲，要研發出合格的疫苗需要幾年時間的試驗和臨床試用，讓企業研製和分發一種未經試驗的藥品實在是勉爲其難。制藥企業表態：「如果疫苗出了問題，企業能免於訴訟的話，他們可以研製得更快。」國會對此予以拒絕，雙方的僵局一直持續到1976年8月2日。

這一天，兩名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成員參加完該協會在費城召開的大會後，死於一種特別的呼吸道疾病，這個消息讓國會議員們坐立不安，他們認爲來自費城的報道傳達了一種暗示：兩人之死是1976年流感大暴發的開始。國會終於同意在疫苗安全問題上爲制藥企業免責，疫苗研製工作也就相應加快了。

1976年8月5日，福特總統簽署了國家流感免疫計劃，擬對至少80％的美國人接種，同意在「疫苗出現問題時」爲制藥企業承擔賠償責任。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全民免疫行動即將拉開序幕。

三位老人接種流感疫苗後當即死亡

1976年10月1日，美國國家流感免疫計劃正式開始執行。到1976年10月11日，約4000萬美國人（約占總人口的24％）接受注射新研製出來的流感疫苗，接種時采用的新型壓縮空氣注射器也讓美國人耳目一新。福特總統對計劃的順利開展很是得意，他接受流感接種的照片出現在很多大報的頭版。但在1976年10月11日晚，免疫計劃遭遇第一次打擊：匹茲堡市的3位老人在接種後當即死亡。媒體聞風而動，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仍將3人的死亡與流感免疫計劃聯繫起來。政府此前擔心的是豬流感，現在擔心的則是民衆恐慌了。

匹茲堡3位老人的死亡使免疫計劃嚴重受挫，此後的事故更是使這項計劃雪上加霜。幾周之後，有關格林－巴利綜合征的報道見諸報端——一些人在接種疫苗後出現了麻痹性的神經肌肉紊亂。美國公衆不再相信政府的免疫計劃，他們認爲這個計劃「使老人致死，使孩子致殘」。1976年12月16日，美國國家流感免疫計劃壽終正寢。

據醫學家哈珀博士事後統計，當時共出現了約500例格林－巴利綜合征，其中25人因爲嚴重的肺部並發症而死亡。時隔多年，1976年流感疫苗接種與格林－巴利綜合征之間的關係仍是人們爭論的焦點。

雖然有人稱兩者沒有關係，但2009年的美國《藥物安全》雜志還是認爲：「格林－巴利綜合征的病因尚不能完全揭示，但普遍認爲身體受到免疫刺激對發病起了重要作用。由於疫苗對免疫系統有影響，顯然免疫行爲與隨後發生的格林－巴利綜合征是有關係的。」

福特總統用保護美國人健康來贏得聲望的想法破産了，他在年底的大選中輸給了卡特。專家們預料的1976年大流感也沒暴發。

1980年10月17日，《紐約時報》上的一則消息稱，美國銷毀了剩下的價值4900萬美元的流感疫苗。

1976年美國豬流感免疫計劃的失敗，給人們留下了「疫苗比流感殺死了更多美國人」的黑色記憶，導致美國人對流感疫苗的恐懼至今揮之不去，也讓美國政界在應對後來的流感時，不敢再輕易表態。

（劉國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