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國政壇發生一件盛事：「五馬進京」，即五大行政區首腦調入中央任職，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董必武稱贊他們爲「千里駒」。尤以高崗位高權重，統管全國經濟，一度與劉少奇、周恩來並駕齊驅，故時人稱爲「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發了「高饒事件」，「五馬」之中二人落馬，直接促成大區的徹底撤銷。

大區擁有立法權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華北行政委員會和華北事務部撤銷的決議。原華北人民政府管轄範圍就是北京及其周邊省份，新中國成立後即歸中央直屬，此次撤銷華北機構順理成章。此爲標志，針對大區的一系列裁撤措施開始了。

爲什麽要調整剛剛設立兩年多的大行政區？新中國成立三年，經濟基本恢復，要想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實現「全國一盤棋」，就要加强中央集權。

經濟建設是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說，「分散主義」苗頭令毛澤東十分擔憂。大區領導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極具個人權威；大區擁有立法權，對於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規，並非都無條件貫徹執行。

一方面，中央繁重的工作集中在少數領導人身上，且政府工作脫離黨的領導；另一方面，各大行政區都有一套五臟俱全的龐大機構，封疆大吏身兼數職，儼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個中央。這種矛盾形態，使毛澤東深感加强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將大區領導人調入中央任職則一舉兩得，既可以從地方收權，又可以分擔劉少奇、周恩來的權責，於是便有了調「五馬」進京的構想。

「五馬進京」

1952年7月，劉少奇批轉《關於加强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擬於明年初將各中央局的書記抽調回來。」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因爲周恩來和陳雲8月將出訪蘇聯，急需鄧小平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主持工作，劉少奇7月中旬給鄧小平發電報，鄧二話不說7月下旬就携全家到了北京。在重慶到北京的飛機上，鄧楠想到在重慶別人都管爸爸叫「首長」，好奇地問「到了北京爸爸是什麽長」？鄧小平回答：「脚掌」。

9月習仲勛到崗，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長陸定一降職爲副部長。習仲勛時年僅39歲，是「五馬」中最年輕的，另外四人中最小的高崗也已經47歲。陸定一從大革命時代就從事宣傳工作，遵義會議後幾乎一直是中共宣傳口第一領導，習仲勛認爲自己只有中等師範文化程度，又沒有宣傳工作經驗，讓陸定一這樣的前輩做副手不妥。

搞宣傳是毛澤東本人的强項，能讓他選中做宣傳部長的人必然是十分賞識的。毛澤東曾問薄一波對習仲勛的看法，薄回答：「年輕有爲」，毛說是「爐火純青」。毛澤東堅持「中宣部的班子要動一動」，習仲勛同志「’雖然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很善於做這個工作」。

1952年10月8日，高崗進京，毛澤東對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尋常，9月毛澤東給高崗發了三次電報催促速速來京。高崗在陝北根據地時就受到毛澤東贊賞，主政東北期間，高崗處處當先，事事垂範。東北解放較早，緊鄰蘇聯，戰略位置格外重要，讓高崗負責東北全局工作足見對他的重視。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會工作等問題上，當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分歧，高崗都站在毛這一邊。一邊翹首以待，另一邊舉棋不定。高崗覺得去中央人生地不熟，而且在東北幹得正起勁，不甘放弃。但任命已經決定，不得不去。他對秘書說，以後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謹慎，少說話，不寫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轄的工作。

毛澤東對高崗信任有加。到北京後，高崗受命籌建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機構與政務院平行，中央所有工業和經濟部門先後劃歸計委管理，堪稱「經濟內閣」。他迅速投入到極富挑戰性和成就感的新工作中。

1953年1月鄧子恢離開武漢舉家入京，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是「五馬」中年齡最大的，老成持重，長期從事農村工作，與富於工業經驗的高崗搭檔正好是-農-工。高崗碼書趙家梁回憶，高崗當時暫住在翠花灣的東北駐京辦事處，公務極爲繁忙，通常不出來迎接訪客，唯獨鄧子恢來的時候他特意叫秘書出門迎候。

最後一個到位的是饒漱石，1952年秋他隨同劉少奇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耽誤了進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並兼管工會、青年團、婦聯工作。饒漱石也許也是帶著幾分仿徨的。1952年春，他患有嚴重的面部痙攣無法工作，經華東局常委會報請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養治療。

5月間，他在半夜突然求見已經入睡的毛澤東。據楊尚昆回憶，「饒漱石東拉西扯地談了大約3個小時，暴露出嚴重的個人主義和患得患失心理。過後，毛主席向我提起這件事，說那個晚上他聽了半天也鬧不清饒到底要說什麽，最後才聽出點眉目，原來饒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來了。」

高饒事件促使大區最終撤銷

「五馬進京」各就各位。至1953年2月，各大區相繼撤銷軍政委員會，改爲行政委員會。各地權力收歸中央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央內部的統一和集權。

1953年上半年，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人事安排有了大幅度調整，八個全國主要工業部門別歸給國家計委領導。這一安排改變了周恩來及政務院主管一切國家事務的局面，劉少奇負責的財經委員會工作也部分劃歸高崗。

一時間，劉周高在中央呈三足高立之勢。高崗個性好强，行事高調，身上帶著草莽氣，毛澤東的信任使他得意忘形，饒漱石恰好在同一時期與劉少奇發生一些爭論和衝突，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其間穿插蘇區幹部與白區幹部的矛盾，原華北局幹部與其他地區幹部的矛盾，「山頭」政治影響黨內團結。爲阻止黨內分裂的趨勢，毛澤東發起對高饒的批判。

對高饒兩人的批判及他們個人的檢討中，都提到了被調來中央工作時，疑心是「調虎離山」，等於說他們在地方有占山爲王之勢。這對各大行政區都有敲山震虎的效果，各大區紛紛向中央表決心。中共中央黨校黨史博士范曉春總結道：「儘管高饒事件，不是導致大行政區撤銷的直接原因，但它却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亦或是中央撤銷大行政區的有利時機之一。」

1954年4月開始，中共中央討論了撤銷大行政區的具體問題，6月通過撤銷大區的最終決議。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區先後撤銷。

（李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