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澳門回歸20周年，是「一國兩制」港澳模式^更深入比較及互鑒的重要年份，也是國家進人新時代發展的關鍵年份。在國家宏觀戰略和憲制秩序層面，黨的十九大報告與2018年修憲提出了面向2049年的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雙軌理想目標，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完整圖景。在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中國迫切需要在技術上取得突破，需要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及新發展動能。「一國兩制」作爲改革開放的制度杠杆，曾經戰略性地支撑和引導了國家的初期現代化，如何總結這樣的杠杆作用以及如何繼續探索其戰略價值和意義，便成爲澳門回歸20周年之際的重大議題。

在中國現代化的長期歷史中，「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具活力的前沿性和杠杆性部分之一。香港、澳門作爲「一國兩制」的主要試驗田，在改革開放40年中實現了自身與國家的「雙贏發展」。2018年11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京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對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獨特貢獻給予高度肯定，並對港澳未來發展進行了戰略性規劃。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布，標志著「一國兩制」進人大灣區時代。這爲總結澳門「一國兩制」經驗及探索未來發展提供了關鍵性的國家戰略框架。

「一國兩制」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I，這一杠杆作用如何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持續作出貢獻，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題產生新的互動並達致共贏，是對中央管治與澳門自治的持續性提問和考驗。習近平主席在對港澳的未來展望中明確提出了「以國家爲中心」的港澳發展「四大目標」：第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第二，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第三，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第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這表明，新時代「一國兩制」有了更加明確的國家理性自覺，有了通過國家戰略及港澳實踐推動「兩制」向「一國」回溯性建構與認同的基本共識。這意味著「一國兩制」作爲改革開放第一杠杆的作用將繼續得到發揮,與新時代民族復興事業繼續保持同步。但是，「以國家爲中心」的「一國兩制」觀念與實踐，對港澳社會是機遇和挑戰並存，需要港澳社會聚焦思考如何在國家發展的新周期中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持續作出獨特貢獻，完成「一國兩制」在其初期發展中未能充分完成的歷史使命。

一、作爲初期現代化杠杆的「一國兩制」

在改革開放40年中，「一國兩制」的第一杠杆作用主要體現在：其一，港澳資本構成內地現代化與製造業發展的主要境外資本來源，愛國愛港及愛國愛澳力量的內地投資構成了國家現代化的初期動力；其二，香港爲內地企業的上市融資與規範化治理提供技術平臺與制度示範，促進了內地企業的規範化和國際化；其三，香港的管理制度，包括土地管理制度、社會管理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等，對內地治理現代化的深入發展及體系化起到重要的借鑒與推動作用；其四，香港的民主治理經驗，對內地的知識儲備與經驗錘煉是一個難得的試驗田和樣本區；其五，港澳在內地改革開放的相當長時段內充當了國家看世界的「眼鏡」，通過這樣的國際化平臺，有助於國家的對外交往和加强對世界的理解與溝通。

這些杠杆性作用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中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獨特」「重大」「不可替代」，這些修飾性的詞語，折射出中央對「一國兩制」長期實踐的正面理解與認同，同時也包含著對港澳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之「地方性貢獻」的積極評價與持續性期待。既然港澳曾經做得那麽好，既然國家在「一國兩制」下與港澳共同致力於實現國家現代化事業的經驗如此舉世矚目，那麽繼續發揮好港澳的作用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一國兩制」在國家憲制決策上是高度理性化的，不是簡單民族主義的產物，不是主權國家憲制原理的簡單套用，也不是對外談判妥協的結果，而是中央從國家現代化的長遠戰略出發作出的自主性政治決斷。改革開放前中央對港澳的政策被概括爲「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追求即刻回歸，而是在兩邊制度及發展取向存在重大差異的條件下維持港澳現狀，留待未來條件成熟時加以解決。改革開放則爲港澳回歸及「一國兩制」的制度化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經濟建設」取代「階級鬥爭」成爲國家發展的新主題，對歐美主流市場體系的開放成爲國家發展的新戰略。港澳儘管與國家制度存在分別，但是在國家決定啓動改革開放的特定時代條件下已經具備發揮更大作用的可能性。20世紀80年代，中英及中葡相繼完成關於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談判，港澳回歸進入倒計時，香港基本法與澳門基本法則將「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予以法律化和制度化。其中，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受到香港經驗的影響，但也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和複雜性。

「一國兩制」有著雙重的憲制目標：其一，從主權國家層面解決港澳回歸問題，以和平方式處理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其二，回歸後的港澳實行高度自治，保持及提升國際化地位與優勢，轉型爲國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及杠杆支點。如此，則「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得以成熟定型，國家對港澳的非常規授權與港澳對國家之持續性貢獻亦理性結合。這一國家理性在改革開放40年間得到了充分釋放。在「一國兩制」與改革開放之間，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一國兩制」的具體法制化，而沒有「一國兩制」，改革開放就缺乏杠杆支點與方向感。改革開放40年中的「一國兩制」，成爲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華麗篇章，也是民族復興與國家發展智慧的凝練及升華。

二、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港澳比較的視角

關於「一國兩制」，人們既往多聚焦於香港，因爲香港問題的複雜性與挑戰性更爲凸顯，對國際社會及臺灣之影響亦最爲突出。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澳門是和風細雨的繁榮穩定，而香港則是驚心動魄的鬥爭與博弈。但實際上，澳門「一國兩制」有著自身的內涵與發展經驗，恰可與香港經驗構成對比，二者之間亦存在經驗互鑒的必要性及空間。

對「一國兩制」的經驗總結，不少作者喜歡用「模式」一詞，似乎港澳已形成可爲外界普遍理解及模仿的通行框架。事實上，以「模式」指稱港澳經驗多有不妥，因爲「一國兩制」本身才是科學方法論和憲制模式，而港澳屬於具體的、經驗化的「肉身」。因此，本文在總結「一國兩制」澳門啓示的術語中采用「澳門經驗」，將之與「香港經驗」並列比較。與已經成爲現實的港澳經驗相比，臺灣仍未探索出具體的制度框架，因而處於兩岸共同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民主協商與科學設計階段。#港澳是「經驗」，臺灣是「方案」，而「一國兩制」本身是「模式」。

「一國兩制」澳門經驗相對成功及經濟社會更加穩定的主要原因在於：第一，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深度不够，對澳門精英缺乏吸引力，回歸後葡萄牙對澳門亦基本沒有施加干預，使得澳門回歸後的治理較爲順利；第二，愛國愛澳力量在澳門相對較强，爲回歸後治理打下扎實政治基礎；第三，澳門社會經濟結構、市民構成及國際影響力相對單調及可控，中央管治較爲得心應手；第四，澳門基本法制定晚於香港基本法，吸取了制定香港基本法時的有益經驗。這些歷史及政治因素在港澳之間差別較大，因此港澳治理不能簡單地橫向對比，需要分別評估、診斷和總結。

香港回歸後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和挑戰與英美等外部勢力持續干預、臺灣因素及香港本地精英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和忠誠有關，香港基本法之設i十及回歸後的初期治理對香港政治社會複雜性及國際干預强度估計不足。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循著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的方向積極調整治港重心與方略，完整詮釋及落實「一國兩制」法理和政策內涵，已取得積極成效，但香港管治深層次的矛盾衝突並未得到根本解決。

澳門經驗有香港值得借鑒的地方：其一，在國家安全立法上承擔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憲制保障，澳門已經完成了國家安全立法；其二，聚焦經濟民生及從制度上保障行政主導，是特區良好管治的基本經驗；其三，融入式發展思維，對「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積極參與並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帶動澳門社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爲青年人帶來新的身份體驗、認同和歸屬感。澳門在上述方面的經驗，值得香港社會借鑒，同時去克服困難，迎頭趕上。

當然，香港經驗中也有澳門需要學習的地方，比如社會視法治爲核心價值、自治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更高的國際化水平與對外交往能力，以及在金融、專業服務方面對國家發展更大的支持作用。澳門回歸20年來，各方面表現良好，但潜在的經濟社會問題也逐步凸顯，甚至反對派政治也在抬頭。澳門需要進一步加强法治建設，提高公民社會的活力，經濟要適度多元發展，同時，要提高公民競爭意識，進一步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不過，這些僅僅在澳門本地是難以展開的，還需要加强戰略思維，在更大的回旋空間上取得突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爲澳門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歷史機遇和發展空間，值得期待。

總體上，澳門社會的穩定遠超香港，但香港的活力及國際影響力超過澳門。這不僅僅是體量上的，也是結構與質量上的。香港內部存在張力，部分人對國家依然存在不信任甚至敵意，激進分離主義及「港獨」傾向均需嚴肅應對和處理。澳門需_要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參照香港某些指標與經驗來提升國際化層次。港澳經驗共同作爲「一國兩制」的發展先導，對祖國統一及統一後的憲制模式設計的影響與塑造作用依然存在。

三、從新時代「建設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視角看港澳角色

對港澳在新時代的戰略角色，中央從十八大以來有著重要的論述，值得港澳各界深入領會。新時代開啓了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歷史周期，港澳尤其是澳門應當抓住國家戰略機遇完成自身經濟結構到社會發展的重大調整，適應「一帶一路」與大灣區建設的新發展格局。

對新改革開放戰略內涵的理解需要聚焦分析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同時需要從「一國兩制」歷史性變遷的時代背景及中央具體推進策略下加以理解。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實質上賦予「一國兩制」以新一輪改革開放「第一杠杆」的作用，這是對港澳既往改革杠杆作用的本質理解與新時代設計。「四點希望」恰恰體現了習近平主席和中央對新一輪改革開放內涵與港澳獨特作用的特定化理解，是「以國家爲中心」之「一國兩制」觀的進一步具體展開，是「一國兩制」國家理性的進一步確認、鞏固和釋放。

「四點希望」在結構上分爲兩個層次：首先是國際層次，第一點「國家全面開放」和第四點「國際人文交流」構成港澳「再全球化」的基本路徑，這是對港澳傳統國際地位、優勢及在新時代繼續鞏固發展的明確規劃；其次是國內層次，第二點「國家發展大局」和第三點「國家治理實踐」構成港澳「兩制」回溯融入「一國」體系的基本路徑，這既是對「一國兩制」完整內涵和初衷初心的確認，也是對回歸以來具體政策執行上過度偏向「兩制」的積極反思。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堅持從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加以規劃，符合「一國兩制」的憲制原理及制度辯證法，爲港澳在新時代的大發展及國家與港澳更緊密的改革互動提供了戰略方向及具體操作路徑。進一步來說，此次對港澳新角色的設定，亦顯著超出了既往較爲純粹的經濟現代化層面，而深刻觸及了制度現代化與文化軟實力建構的更高層次。「一國兩制」不僅要在改革開放40年周期中有力助成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還應當在未來的發展中有力助成國家的制度現代化和文化軟實力的定型化。

「四點希望」的修辭格式是共同的，都是「更加積極主動」，這表明中央對港澳既往貢獻方式與程度的高度肯定，但也對近些年產生的偏差、衝突和仿徨狀態有更加清醒的認識及更高的角色期待。在直接體現貢獻具體方式的關鍵性「動詞」上，又有所分別，相繼使用了「助力」「融入」「參與」和「促進」，針對不同發展任務匹配不同貢獻方式，根據港澳所長發揮恰如其分的作用，既不看低，也不拔高，體現了中央在新時代治理港澳的策略成熟。

對「四點希望」的具體政策內涵與發展意義，我們可以進行更爲內在性和針對性的解讀。

第一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這是國家在新時代的頂層戰略和生命綫，也是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戰略號角。「國家全面開放」相對於之前40年的改革開放是一次改革開放總戰略的轉型升級。這一「開放」的性質不是某些人或境外勢力所理解的貿易摩擦下的被動應對，而是中國根據自身國家利益和全球治理理想進行的自主性開放。這種「開放」不僅針對歐美發達國家，也針對「一帶一路」沿綫發展中國家。「國家全面開放」無疑爲港澳進一步發展注人了源頭活水，開闢了「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在國家的戰略大棋盤上，港澳的具體作用被歸結爲「助力」，這表明國家是主角和主場，港澳是戰略性輔助力量。港澳可以「資本、技術、人才」參與國家新一輪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繼續釋放港澳「國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的優勢，促成香港之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的鞏固以及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構，建設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及發揮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作用。「全面開放」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內涵指向，即「雙向開放」，中國與世界相互開放與共存發展，而港澳將在其中繼續發揮「重要橋頭堡」作用。

第二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合發展是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新發展，以國家性的「粵港澳大灣區」爲主要戰略框架和實踐地域。國家在第一輪改革開放中以「深圳」與「香港」的「雙城分立模式」撬動整個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大局，如今則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性發展尋求一種更具技術創新性和制度現代化的國家改革樣板模式。「融入」也是港澳治理近幾年的熱詞和新共識，並非回歸以來就有此清晰明確之觀念。在具體的融入策略上，需要把握幾個如下層面：其一，緊抓「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契機，輸人發展動能，兌現比較優勢，占據發展先機；其二，大灣區建設的關鍵在於「創新」，這裏「創新」是全方位、全要素的創新，不僅涉及技術創新，也包括「體制機制」創新，而在大灣區實施「體制機制」創新，不僅可以解決大灣區發展的具體現實問題，更可以借此打造中國式治理樣板區，爲「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建構提供「原型機」；其三，港澳要練好內功，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這表明港澳需要尋找自身優勢點，在大灣區競爭性結構中凸顯競爭力和比較優勢，這既是期待，也是壓力。一個充分釋放港澳比較優勢的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可以給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直接動能，而且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全球治理創意創制能力的最佳證明。由「粵港澳大灣區」模式向全國乃至於「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輻射擴展，正是新時代改革開放的理想路徑。

第三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港澳在基本法授權下的高度自治，港澳的治理在憲制邏輯上屬於國家治理的一部分，而港澳亦有依法參與國家整體治理的權利和責任。首先，港澳回歸後已納人國家治理體系，因此國家有權有責加以監督和保障；其次，港澳本地治理要符合「一國兩制」要求，完善憲法與基本法配套的制度機制，這也是參與國家治理、落實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作爲憲制基礎的制度性要求；最後，港澳同胞要走出港澳，心懷國家乃至天下，參與國家「五位一體」建設，這也是港澳同胞享有和行使自己公民權利的應有之義。

第四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港澳的近代史既是受殖民統治的壓迫史，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港澳本身就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典範區域。對歷史遺產，要合理批判，更_要智慧運用。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港澳作爲一種獨特的文化樞紐如何推動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構和輸出，以及促成中西多種文化進一步平等對話與融合式發展，是「一國兩制」內在文化價值的體現。「一國兩制」本身秉持一種制度多元和文化多元思想，建立在認同不同制度與文化均具有正當性、合理性及可對話性的理性基礎之上。這樣的人文觀念是和平主義的，也是中國文化的屬性使然。澳門的葡式文化帶有歐洲天主教文化的深厚底蘊，而香港的英式文化則帶有英美新教文化的深刻烙印。中歐是「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端點性存在，構成麥金德所謂之亞歐「世界島」的平衡軸。港澳文化本身就是中西會通型文化，而復興中的中國文化則內蘊著更爲强大和系統的文化整合潜力，有著一種結合古典要素、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要素的「通三統」結構。港澳文化可以有效補充中國主體文化之現代框架，亦可進一步促成和推動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更平等及更深層次的對話交流。對港澳文化角色的期待有以下幾點：一是保持國際性城市特色與文化屬性；二是傳播中華優秀文化；三是講好中國故事和港澳故事，即「一國兩制」故事；四是促進東西方文化與民心相通互鑒。立足港澳平臺的東西方文化融合，對「一帶一路」建設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文化建構甚至創造性突破有著重要的示範意義。

四、大交通、大灣區與港澳新時代

2018-2019年是澳門整合人國家大交通體系與大灣區發展戰略框架的關鍵年份，也是澳門「一國兩制」發展的重大機遇。以港珠澳大橋爲代表的大交通體系及以大灣區規劃爲代表的國家戰略配置，爲澳門新時代改革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撑和發展願景。

（一）大交通樞紐與大灣區結構性整合

2018年秋季是粵港澳大灣區「大交通」建設的豐收時刻。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式開通運營，香港納人國家高鐵經濟網。10月23日，習近平主席視察廣東,宣布港珠澳大橋開通,次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大交通」的基礎性和標志性工程，兩大工程相繼通車，爲正在展開的大灣區經濟發展及社會與制度融合提供了關鍵性支撑。「大交通」不同於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內部「小交通」，其經濟社會意義在於：第一，大交通擴大了大灣區居民就業、旅行、置業、交友、教育及社會參與的範圍和程度，有助於港澳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助於珠三角其他城市借助港澳優勢進一步創新發展；第二，大交通必然帶來港澳生活方式與制度元素在大灣區的吸收、整合與會通，助推大灣區成爲更具整體性、協調性、有機性與創新性的人文灣區；第三，大交通有助於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實質性建設，有助於整合多方力量，釋放創新動能和創意，幫助國家實現高端技術的突破；第四，大交通可以幫助解決港澳社會內部資源緊張、階層矛盾凸顯、經濟發展乏力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地區合作及經濟社會容量擴展，客觀上增進港澳社會的繁榮穩定；第五，大交通還有力支撑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明日大嶼計劃」，使得大嶼地區成爲香港「新區」及富有開發發展價值的重要區域，不僅可以有效解決居民上樓問題，還可推動與澳門及珠海的創新合作。大交通在推動港澳居民身份認同方面也將具有突出效應：首先，大交通使得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有更多機會和便利來內地旅行、交友、就業及創業，並可享受到包括創業支持項目、居住證等特惠和便利安排，幫助其在具體利益、情感和國家認知方面融入大灣區及國家體系；其次，在大交通支持下，灣區建設可以試行「大灣區智能一卡通」，捆綁灣區內多重優惠、福利及政策性安排，以「大灣區人」的概念化和制度化而實現對香港激進分離主義的對沖和消解；最後，通過大交通條件下灣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與公共治理標準及生活方式的趨同化，打破「兩制」的僵化隔離，推動「兩制」向「一國」的有機融合發展，逐步破解「深圳河」的二元對立符號意義。

港珠澳大橋將會是普惠性的跨境大橋，不僅給香港的跨境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和利益，也爲澳門與珠海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參與大灣區建設帶來重大契機。從大交通結構來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恰好構成大灣區跨境體系的「雙軌協同綫」，前者側重深港整合，後者側重港珠澳連通。澳門借助港珠澳大橋，可以尋求經濟產業多元化的外源動力，可以在與香港的對接合作中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實現「新經濟」的布局發展，尤其是會展經濟、休閑旅遊和國際文化交流。珠海也可借助港珠澳大橋獲得更多來自港澳的資本、人流、技術及合作項目，實現其作爲大灣區重點城市的經濟崛起和布局優勢。

（二）粵港澳大灣區：新澳門的戰略支點

千呼萬喚始出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年初正式發布，爲中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及塑造開放型經濟體提供了最爲直接且最具潜力的實踐指南。大灣區依托「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立足「一帶一路」聯動的宏觀需求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創新需求，從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諸多方面全面規劃和設計了直到2035年的發展藍圖，使中國改革「南部驅動力」再次得到釋放。綱要的出臺具有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其一，國際層面的逆全球化、民主民粹化、中美貿易摩擦等，不僅導致國際經濟發展與全球化信心受挫，也促使中國對自身技術短板的深刻反思，這些因素推動中國制定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發展規劃，對上述不利因素予以戰略性回應；其二，國內層面，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兩個一百年」發展作出戰略性規劃，「一帶一路」建設深入發展，但核心的技術突破與制度創新需要國內基地作爲載體，粵港澳大灣區是兼具國內改革前沿與經濟全球化因素的最佳區域，適合承載這一戰略性改革引領的任務；其三，規劃綱要豐富了「一國兩制」實踐內涵及發展指向，爲治理香港的激進分離主義提供了優良方案；其四，規劃綱要爲港澳經濟轉型升級及參與和支撑「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機遇和動力，也在政策保障與人員流動上作出了最爲有利的安排。

這些國內外的背景因素，是中國改革開放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也是推動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動力來源。規劃綱要的出臺表明，中央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意志更加堅定，戰略更加成熟，自主性及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方向感更爲明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學習中批判，在批判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正是有著這種清晰的自主性邏輯，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够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經受風險考驗，逐步走出一條自身的發展道路。也只有這樣的「自主性現代化」道路才不僅對中國最爲有利，也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具有更爲直接的啓示。「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是經濟資本的輸出，也是自身現代化經驗和模式的分享。當然，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還有若干課題需要繼續探索，繼續按照自身方式形成具體經驗,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火車頭和戰略引擎。

大灣區發展是對「一國兩制」實踐內涵的重大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在改革開放之初成形，有著重大的國家理性內核與改革開放戰略意義：一方面，「一國兩制」是一種現實主義和包容主義的憲制方法論,通過合理容納不同制度元素促成國家統一和改革發展，將制度差異性勢能轉變爲向更高水平發展的動能，這就使得「一國兩制」成爲國家現代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國兩制」有著堅實的國家理性內核，即國家對港澳的非常規授權與港澳對國家的持續性貢獻的理性結合，這種共贏式憲制平衡顯然需要不斷尋找最佳作用點和作用方式，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最佳作用方式。粵港澳大灣區實現了支撑國家更高水平改革開放與持續保持港澳繁榮穩定的理性結合，因而從根本上回應和回答了在新時代如何繼續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推動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切合了「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進一步來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還將推動探索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具體制度機制，內地與港澳可根據共同建設目標及各自制度優勢進行「協作性制度創新」，這一過程所產生的具體制度增量與成果，不僅直接服務於大灣區，而且對於內地其他城市和地區的治理現代化乃至於「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治理改革，都將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當然，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必然會遭遇種種困難和挑戰：其一，制度差異帶來的制度壁壘與制度摩擦成本，這是「一國兩制」優勢下的副產品，如果大灣區建設不重視及時研判和消除這些障礙因素，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灣區內人員和資源的自由流動及創造性發展；其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軟文化衝突」，這主要體現在港澳社會的國際化與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與西方價值觀較爲接近，而內地城市的文化觀念與社會管理模式與之仍有較大差異，這種「軟文化衝突」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灣區內部的融合發展，限制港澳同胞尤其是專業精英人士的認同和歸屬；其三，港澳與內地的「雙向開放」難題，既然是一個大灣區，就不能僅僅是內地城市對港澳單向開放和提供更多便利，也需要港澳對內地合理開放，這種雙向開放固然由於體量差異而不可能對等，但也需要逐步放寬及可比較；其四，香港社會還存在一定的激進分離勢力與「港獨」威脅，以及反對力量背後的國際勢力，他們顯然是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潜在阻礙性因素；其五，一定程度上的地方保護主義需要通過民主協商、制度管控、政策協調等方式予以化解，從而達到灣區產業分工與利益分享的最優化及公平性。

具體到制度性層面，大灣區法治協調與創新的具體議題至少包括：一是「同等待遇」的普遍可獲得性，即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應可獲得與內地居民同等的待遇，這方面近年來已在就業許可、創業支持及居住證方面大有突破，規劃綱要更是在企事業單位任職及公務員資格方面有進一步擴展；二是社會保障與社會治理的制度協調，即大灣區城市在社會保障方面的相互承認、便利可携帶以及社會服務方面將逐步尋求可比較的標準與對待；三是創新科技中心的合作打造與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需要國家及粵港澳層面進一步消除制度壁壘，采納共同標準，創制鼓勵創新的制度機制；四是優質服務業的標準化與一體化方面，需要內地城市向港澳尤其是香港的先進服務業學習，整體提升大灣區服務業的標準化與綜合競爭力；五是大灣區支撑「一帶一路」建設的具體措施和路徑方面，需要國家指導與地區參與相結合，需要發揮香港聯繫英美主流市場、澳門聯繫葡語國家共同體的獨特優勢，在產業、金融、貿易、旅遊休閑、人文交流、仲裁與糾紛解決方面推動大灣區的制度整合及對外交流合作；六是大灣區內自貿區建設的制度配套，包括廣州南沙、珠海橫琴、深圳前海等，都需要港澳與內地的深度合作及制度機制上的協調和創新；七是稅務協調與稅負的合理化，這在居住證制度推行後已有不少討論，但還需進一步解決完善。

總之，大灣區發展規劃有效落實了黨的十九大報告確立的相關目標，形成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具體戰略框架，提出了聚焦高科技、新興產業與制度性融合發展的一系列具體建設目標與方案，更爲「一帶一路」建設的技術標準與制度標準的經驗和成熟提供了最爲有利的政策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將再次驗證中國改革的地緣擴展邏輯：改革起於南方實驗，惠及全國。在新時代背景下，這一探索更可澤被「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理想性建構。

結語：澳門、灣區與新世界秩序

澳門回歸20年，既是總結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重要時刻，也是比較港澳經驗及系統總結「一國兩制」作爲改革開放系統戰略之制度杠杆作用的重要時刻。澳門的高度自治、繁榮穩定及對國家發展的持續貢獻，在既往20年裏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呈現和檢驗，但新時代國家發展更加聚焦「以國家爲中心」，聚焦澳門對「一帶一路」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主動對接、參與和整合，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更是觸及「一國兩制」深層次融合問題的結構性挑戰。澳門能否在未來三十年中抓住「一國兩制」和國家戰略的全新機遇，促成自身與國家的互利共贏及融合發展，對大灣區時代的適應和創新是關鍵性問題。大灣區追求更加緊密的國家法治統一與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追求港澳與國家一起致力於民族復興大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事業。這種變遷、調整與整合不僅是有利於港澳的，也是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

大灣區不是專爲港澳所設，而是借助港澳實現國家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和參與全球治理。港澳尤其香港所而臨的一系列「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問題，均可以在大灣區框架下獲得適當的解決方案。大灣區是國家的，也是世界的：一方面，大灣區是國家戰略，是國家改革開放「南部驅動力」的再次釋放，需要聚焦解決國家在先進製造業和新興產業上的技術創新與突破；另一方面，大灣區又是富有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意義的「制度灣區」，通過「一國兩制」的制度性競爭、融合與創造，通過大灣區一系列目標驅動下的制度與政策創新，通過面向「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主義生活標準與成熟經驗，回應和回答了中國可以爲世界貢獻何種優良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哲學問題。在此意義上，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樣本區，也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樣本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