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個人經歷而言，我於1953年從僑居地回國就讀高中，後於1956年考取「北京俄語學院」。該院是在中央和周總理關懷之下於1955年由當時的「俄文專修學校」更名而成立的。接著中國人民大學的俄文系也幷入了該學院，從而使其更具備高等院校的條件，其目標是培養大量的俄語人才，參與蘇聯在各領域的援建項目。因此，學習俄語的專業一時成了相當熱門的專業，加上當年政府鼓勵在職的年輕幹部考大學深造，可以想像當年考取此專業有多難。

初見周總理

在我所在的班裏，大部分同學還是調幹生。然而我們僅僅讀了一年，第二年（1957年夏）風雲突變。學校領導告知，國家俄語人才過剩，相當一部分學生需要改學其他專業。我們這些俄語專業的學生，尤其剛入學一年的數百名新生頓時情緒波動，掀起了全校性的擔憂前途問題的浪潮。就在這種情况下，周恩來總理特地前來學校作形勢報告。在我的記憶中，總理主要講國家經濟建設的情况以及國民經濟各領域發展的形勢。他還特別强調由於國家經濟的發展超過預期，而出現俄語人才過剩問題，幷希望大家堅信黨和政府有能力克服暫時的困難。

總理就是用這種既實事求是，又循循善誘的方式平息了學生的不安情緒，幷引導大家以國家發展大局來考慮個人的前途。

總理從頭到尾幷未提及中蘇關係狀况，而是平心靜氣地鼓勵大家堅定信心努力學好新專業爲國家建設服務。這使大家心悅誠服地聽從學校的安排。事後，學生中有二分之一陸續轉到其他大學的文科專業繼續就讀，其中部分調幹學生放弃學習而返回原單位，也有少部分學生當年補考理工科科目後轉到其他大學理工科專業學習。

而我本人於1957年從北京俄語學院的俄語專業轉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爲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英語系學習。實際上，「北京外國語學院」也是周總理於1954年親自批准改名爲「北京外國語學校」的，其主要任務是培養外事翻譯。此次，在我入學的當年又有機會見到了周總理，是也門巴德爾王太子應周恩來總理邀請訪華。

當時的歡迎儀式在北京南苑機場舉行，我們英語系的學生作爲歡迎隊伍的一部分也前往機場參加歡迎儀式。當時的阿拉伯語翻譯是從北京大學請來的資深阿文教師。當周總理致歡迎辭時，翻譯翻得順暢流利，但對方致答辭時，翻譯不是一般的「卡殼」，而是根本就沒有聽懂，簡直翻不出來，一時陷於十分尷尬的窘境。

此時的周總理泰然自若，以異常平靜的心情安慰翻譯說：「沒有關係，你慢慢翻，不必緊張，翻個大意就可以了。」只見翻譯沉思片刻後，實事求是幷坦誠地回答總理說：「大意也翻不出來。」此時總理又安慰他說，沒有關係，不必緊張。接著，總理便對台下外交部禮賓司的同志說，對方有英文翻譯，請你們調一名英文翻譯上來幫忙。不料，外交部當時大概沒有準備專職的英文翻譯，只能由一位懂英文的禮賓官上來救場，總算化解了這場窘迫而尷尬的場面，使歡迎儀式得以順利進行。

此事對正在學習外語且將來也可能會遇到類似情况的我們這些學子來說是一次心靈深處的巨大衝擊。原來翻譯工作看似風光，但這口飯是不好吃的。這也促使我們更加努力地埋頭學習，不僅政治上要過硬，還要積累知識，經過歷練才能在工作中立於不敗之地。

當然，我事後也瞭解到阿拉伯語是很難學的語言，不僅文字和語言差別很大，不同區域的方言差別也很大。記得我曾遇到過一位會講阿語的西方國家外交官，當我誇他講得一口流利的阿語時，他告訴我他的阿語只能說是皮毛，只能在開羅同人溝通，出了開羅就傻眼了，同那裏的阿拉伯人就說不上話了。此話可能有些誇大，但說明阿語在不同區域的差別確實很大。看來也太難爲那位當阿語翻譯的老師了。據說事後總理對此十分重視，因此他責成外交部制定一個十年翻譯幹部的培養計劃，幷就語種、人數、培養院校以及經費等細節提出建議。

總理平凡而偉大的瞬間

我還記得，在我就讀翻譯班一年級時，高教部接待埃及高教部長率領的一個代表團訪華。高教部主要配備了幾位阿拉伯文翻譯，同時還通過外交部把我借去協助，因爲考慮到客人在講阿語時不時會夾雜許多英語詞彙。在周恩來總理接見該代表團時，因當翻譯的是高教部專門從北京大學請來的馬堅教授，總理首先感謝了馬堅教授。總理說，由於我們還沒有培養出高水平的阿文翻譯人才，因此這次又把年邁的馬堅教授請來幫忙，應該再次感謝馬教授不辭勞苦前來協助。

在翻譯的過程中，令人難忘的是總理儘管不懂阿文，但自始至終都很精心地注意翻譯的細節和準確性。我記得在談話中總理有一處羅列了一些國家的名字，而翻譯在不經意中增加了一個國家，細心的總理立即捕捉到這一瑕疵，便當即提出他幷未提到那個國家的名字。總理驚人的記憶力，簡直無人可以企及。

1964年和1965年，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與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先後率團訪華，我都曾參加接待工作。當時周總理除同代表團會談外，幾乎每天都陪同代表團一起參觀訪問，包括一起去八達嶺長城。總理每次在陪同貴賓進入歡迎宴會大廳時，我們總能看到他同熟人打招呼致意，或三言兩語談事兒，或提醒交待一些工作。這是總理的工作方式和辦事風格。

一次最令我本人難忘的是在1969年我國國慶20周年之際，我對外友協邀請了一些國際友好人士來訪，其中有澳大利亞-中國友協主席夫婦。中方由朱啓楨同志陪同，我作爲翻譯也參加了接待。在參加完國慶活動和到外地參訪返回北京後，周總理接見了客人幷合影留念。準備合影時，作爲一般工作人員，我主動退下而沒有參加合影。殊不知，總理站好後還環顧四周，忽然說：「翻譯同志呢？怎麽沒有來一起照相。」友協的同志立即喊我趕緊上前參加。此時，我快步向前站在後排。外賓頓時似有些愕然，周總理則用英語說：「沒有翻譯，我們就不能交流。」周總理的細心和對工作人員體貼入微，把工作做到了極致。這對我來說稱得上是一次終生教育。

永遠懷念您

我於1975年被調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不久，就風聞周恩來總理生病了。當時信息傳遞不暢，也不透明。但哪怕風聞，也傳得沸沸揚揚，國人心中掀起極爲不安的波瀾，大家都爲此極爲揪心。

尤其在總理多年來主持工作幷精心關照的外交部來說，各級人員同總理有一種特別割捨不了的情緣。他在海外僑胞心中是中國對外形象的典範。由於當時我們仍處於比較封閉的狀態，有愛國僑胞聽說周總理患的是癌症，便積極建議爲我們購買國外的治癌特效藥。當時民間還傳聞吃新鮮蘆笋可以治癌，而國內當時還沒有見過此物。結果居然有僑胞特地送來一大包新鮮蘆笋，說是專門送給周總理，以表達對周總理敬愛之情。

然而，這畢竟是愛國僑胞的良好願望，偉大的周恩來總理最終於1976年1月8日逝世。紐約聯合國總部爲周總理下半旗致哀。由於當時是聯合國大會閉會期間，有個別委員會正逢開會，在友好國家代表與會時，也會提議爲周恩來總理的逝世致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舉行了莊嚴肅穆的吊唁儀式。聯合國官員、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及官員、在美華僑華人也都前來悼念致哀。對我們來說，周恩來總理對黨和國家尤其在外交領域的豐功偉績是座不朽的豐碑。他的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他的身影好像從未離開過我們

（林任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