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13日，西柏坡春意盎然，中共七届二中全會在這裏勝利召開。這是中國共産黨在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進京趕考」前在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召開的中央全會。會議緊緊圍繞「如何建設新中國，建設一個什麽樣的新中國」，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
　　70年前的這次會議，注定要成爲歷史的一座豐碑。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並帶著滿滿的自信說：「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够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爲紀念七届二中全會召開70周年，筆者查閱了大量史料和當事人回憶資料，力求全景式展現那次春天的盛會。
　　七届二中全會提上日程
　　時至1949年春，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在軍事上，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使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在政治上，贏得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的廣泛擁護，其紛紛北上，同商共議建國大計；政權建設上，通過華北人民政府一年多的探索與實踐，已摸索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基本架構……這一切表明，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已迫在眉睫。届二中全會就是在此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中央全會。
　　1949年初，中共中央於1月6-8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其中明確提出：「北平解放後，必須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
　　並規定了會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一、分析目前形勢和規定黨的任務；二、通過準備提交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三、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四、批准軍事計劃；五、決定經濟建設方針；六、決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項。」由此，召開七届二中全會正式提上日程。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後，中共中央開始了對七届二中全會與會人員的安排工作。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負責同志發出了《關於召開七届二中全會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定於三月一曰起在原駐地召開第二次中央全會，會期五天至七天。你們接電後，望即布置現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應盡可能地按時到達，並即將到會的與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單先行電告。」同時，中央對應參加會議的人員和能否來出席作了考慮和安排。
　　中共中央自從發出通知後，又多次根據時局變化和具體工作，對參會人員進行了調整。2月18日，周恩來在爲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平津戰役總前委、華北局和平津兩市委關於調整平津領導關係的補充通知中指出：「中央決定羅榮桓、薄一波、彭真、葉劍英、黃克誠五同志不參加七届二中全會，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現在華北的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於醜儉（1949年2月28曰編者注）前趕來中央開會。」
　　但由於戰事繁忙，路途遙遠，原定的3月1日開會時間改在了3月5日。賀龍、彭德懷、王震、習仲勛接到通知後，安排好工作於2月17日啓程，經過長途跋涉，於3月4曰才到達西柏坡。
　　積極籌備會議召開
　　中央決定，會議籌備工作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總負責，由楊尚昆具體負責。之後，會議所需材料的準備與複印、會場布置、安全警戒、攝影攝像等各項工作，都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來。
　　精心準備會議材料
　　七届二中全會作爲中央在進城前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將明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後，中國共産黨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黨建等方面的方針和政策。爲此，中共中央特別重視政策學習，目的在於要求與會的每位代表更加全面地瞭解當時的革命發展形勢及掌握近期黨的革命任務，爲建立和建設好新中國做好準備。
　　1949年2月26日晨，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要求爲召開七届二中全會做好學習材料的準備工作。信的內容爲：（一）少奇修改政策彙編（似可用此四字爲書名），請印數十份，作爲清樣，發給二中諸同志。正式出書，可在二中後一二星期內，以便重校一次。（二）一月八日政治局決議請重印若干發給二中諸人。
　　信中首先指定的學習材料是《政策彙編》，它是由當時西柏坡中央政策研究室編輯的1948年以來黨的重要文件專集，是一份黨內文件的彙編，分爲形勢與任務、軍事、城市政策、農村政策、群衆工作、黨的建設等八部分，主要彙集了中共中央各領導人的文章，中共中央以及新華社、中宣部等部門發布的文件、發表的文章等共107篇。「一月八日政治局決議」即1949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文件。
　　3月3日，毛澤東又函告周恩來，請其將中共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鉛印若干份發給參加二中全會的各位同志，作爲討論經濟政策問題的參考。同時，爲了更有效地提高全黨的政治理論水平，中央宣傳部決定編譯一套「幹部必讀」書目，毛澤東批示送七届二中全會審議，共十二册：《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産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這些成爲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幹部、群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必備書籍，對培養幹部，提高幹部理論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看出，面對工作重心轉移後的新形勢和新任務，黨中央意識到需要全面提高幹部的素質，以保證黨的幹部能够適應複雜多變的革命和建設環境。所以，中央通過學習歷史經驗來提高幹部的理論水平和業務管理能力，以勝任進城後的城市管理和建設等各項工作。
　　認真布置會場
　　七届二中全會的會議室白灰砸頂，土坯壘就，面積約112平方米，會址位於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的西北角。這是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來後自己動手蓋的機關大食堂，因爲開會需要大屋子，就臨時布置成會場。
　　中央辦公廳對於這次重要會議的氣氛營造下了功夫，指示會場布置由中央機關招待所所長陳心良負責。於是他們在屋內北牆上掛了一塊絳紫色的幕布，上懸掛兩面綉有「中國共産黨」字樣的黨旗，黨旗上方是領袖偉人的掛像。楊尚昆後來接受采訪時曾講道：「會場掛像也是幾經調換。最初工作人員在會場上懸掛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朱德、毛澤東的畫像，3月5日那天，毛澤東一進會場便提出批評：開會不要掛我們的像，這樣不好，應該掛馬、恩、列、斯的照片。於是，第二天就掛了四位國際偉人的像。可大家議論紛紛，你一言，我一語，說法不一，說中國共産黨的會議應該掛自己領導人的照片，於是才將毛澤東和朱德的像掛上。」就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大會通過了六條規定，其中最後一條就是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幕布的兩側懸掛著「我們永遠作你的好學生」和「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兩面錦旗。爲活躍氣氛，又在東西兩側窗戶間的白牆上各懸掛了四面黨旗。主席臺上鋪了一張虎皮花紋毛毯，桌上放著筆架、蘸水筆，兩側是兩張記錄員用的方桌。當時由於條件有限，會場的椅子高低大小不一，前面是兩排雙人沙發，後面有長條靠背椅、木椅，還有一些躺椅，過道處備了兩個茶几。這些都是從各院借來的，散會後有的搬回去，開會時再帶來。最南牆上掛著一張向大會作彙報的全國形勢圖，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通過各地彙報綜合繪製的最新形勢圖，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間12時。
　　周密警戒確保安全
　　爲保證會議安全，楊尚昆指示第十九兵團政委羅瑞卿，派一個團到西柏坡爲中央擔任警戒任務。於是，第六十三軍軍長鄭維山派一八七師參謀長楊尚德於3月1日趕到西柏坡。楊尚昆和方志純、中央警衛團團長劉輝山給楊尚德交代了具體任務：「中央在此開會，你們這個團和高炮營擔任外圍警戒，準備對付敵人的空降、空襲，防止敵人來轟炸和搗亂，一定要保證會議的安全。」當即商定，二中全會會場的防空陣地設在東柏坡附近的山頭上，爲此西柏坡四面山坡上布置了高射炮。
　　爲保證這次會議的絕對安全，周恩來專門要求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志純彙報準備情况，並詳細詢問了警衛力量的分布和警衛點的設置、出現情况的處理方案等。並問如果出現最壞情况，能阻擊多久。還指出，光有決心不够，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要求不但要考慮地面上的敵人，還要想到國民黨的空降部隊。同時周恩來指出，這次會議很重要，要保證絕對安全，要依靠群衆來做工作，同時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拍攝留存圖像
　　會議的攝影工作由晋察冀軍區電影隊的程默和蘇河清負責。3月初，晋察冀軍區接到任務後，派程默和蘇河清帶著助手到西柏坡執行任務。他們坐著驢車，拉著三脚架和手搖拍攝機，整整走了一天半時間才來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後，才知道是爲七届二中全會服務。
　　爲了竭盡全力完成好這次拍攝任務，他們設計了一套詳細的工作方案，當晚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進行了彙報。楊尚昆向大家詳細介紹了這次大會的主旨和任務、參加會議的領導、領導人來的具體時間、具體活動安排等，並指示除了大會活動外，如果需要拍攝領導人的個人活動情况，要提前與他打招呼，他會給攝影攝像安排時間，以免使大家的拍攝計劃落空。
　　當時，蘇河清用的是一台手搖式的法國機子。爲了拍攝會場下面的場景，他們費盡心思，最後想出一個辦法來：在開會前，他們從會場後門進去，藏在幕布後面，把三脚架穩固好後，把幕布拉開個口子，把機頭從口子那兒探出去，來回搖著拍。當時屋裏光綫太暗，膠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爲16，借用西窗射過來的太陽光進行拍攝。
　　當時程默用的是一台艾姆小型攝影機和一台從蘇聯買來的基也夫照相機，拍攝時交替使用。雖然當時的攝影器材及設備十分陳舊，條件很差，特別是那些過了期的膠捲，感光度很低，但他們還是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通過采用攝影機降格的拍攝方法，使拍出來的照片既明亮又清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於拍攝工作得到了楊尚昆同志的大力支持，他計劃安排的拍攝會議以及首長個人活動等工作都進行得非常順利。全會期間，不僅爲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分別拍下了他們進會場和作報告的許多鏡頭，還利用會外時間爲與會人員拍下了一些生活照片，爲七届二中全會留下了見證歷史的珍貴影像。
　　4日下午，與會人員齊聚西柏坡。所有籌備工作一切就緒。
　　土壞房內描繪藍圖
　　1949年3月5日下午3時30分，中國共産黨第七届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西柏坡勝利開幕。出席七届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人員11人。
　　開幕式上，先由周恩來報告會議日程、到會人數與缺席人員，接著由毛澤東宣布開始，對死難同志靜默三分鐘。之後，毛澤東開始作《在中國共産黨第七届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産建設爲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是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各種經濟成分的狀况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等。這是中國革命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産黨繪製新中國藍圖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標志著中國革命由戰爭向和平、由革命向建設、由農村向城市的轉變，這個報告則是實現黨的各方面工作轉變的總樞紐。
　　在報告的最後一部分，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
　　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作報告從下午3點多開始，一直講到晚上8點，除去晚餐和中場休息，講了3個多小時。
　　在接下來幾天的會議中，與會同志結合毛澤東同志的報告進行了發言。3月6日，發言的有朱德、滕代遠、徐特立、林伯渠、陳毅、王首道；3月7日，發言的有鄧子恢、鄧小平、張鼎丞、李富春、饒漱石、王明；3月8日，因是國際「三八」婦女節，休會一天；3月9日，發言的有康生、李立三、林彪；3月10日，發言的有王稼祥、聶榮臻、習仲勛、雲澤（烏蘭夫）；3月11日，發言的有吳玉章、彭德懷、李先念、洛甫、陳伯達；3月12日，由劉少奇作長篇講話《關於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王明也再次進行了檢討；3月13日，任弼時作了長篇講話。
　　3月13日晚，七届二中全會勝利閉幕。在全會閉幕前，毛澤東作了總結講話，他從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黨的代表會議制度等幾個方面談起，簡要評價了各地的工作，對個別問題作了補充並系統講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毛澤東從十二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即：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互通情報」；不懂得和不瞭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學會「彈鋼琴」；要「抓緊」；胸中有「數」；「安民告示」；「精兵簡政」；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驕傲；劃清兩種界限。這成爲中國共産黨歷史上一篇關於提升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光輝文獻。
　　大會還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報告，批准了由中國共産黨發起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准了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中以八項條件作爲與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基礎的聲明，還通過了《關於軍旗的決議》，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應爲紅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並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了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休會間隙議事忙
　　借著這次七届二中全會，久未見面的老戰友們重逢了，大家精神振奮，閑暇時間都要坐在一起，聊聊當前的大形勢。
　　此時，毛澤東看到一起奮戰了幾十年的戰友們，心裏十分高興。在會議之餘，他頻頻會見各解放區和各戰場上來的同志，一邊瞭解各地情况，一邊根據形勢需要部署新的任務。據王稼祥回憶，七届二中全會期間，他受到毛澤東邀請，專門對定都問題進行了探討。毛澤東直接問他首都定在哪里最爲合適。王稼祥思考片刻，從當時國際政治格局和國家安全戰略上考慮，說：我認爲，北平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但無戰爭之憂；而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離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所以，我認爲北平是最合適的地方。毛澤東聽完，甚感欣慰，當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見。在隨後的會見中，毛澤東又就王稼祥工作安排徵求了他的意見，決定讓他出任建國以後的首任駐蘇聯大使，爲新中國的外交工作打開新局面。
　　王震也在到西柏坡的當天就去拜見了毛澤東。他首先將自己所率領的部隊在西北作戰的情况作了彙報，隨後把一份請纓率領部隊到新疆工作的書面報告呈遞了上去。當天晚上，毛澤東走進王震住所，對他的請求表示了贊同，並在七届二中全會上稱贊了王震的全局觀。
　　七届二中全會結束的次日，爲迎接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中央專門召集了安排人事的座談會，研究華東、山東、浙江、上海、東北等地的幹部配備問題。會上決定：中共中央華東局由鄧小平任第一書記、饒漱石任第二書記、陳毅任第三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由饒漱石任書記，陳毅任市長；劉伯承任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山東分局改爲省委，由康生、張雲逸等負責；浙江省委由譚震林、譚啓龍負責；鐵路部門黨委書記由滕代遠擔任；高崗爲東北局書記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與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李富春爲副書記兼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同時還決定由西北、東北、華東、華北、中原抽調53000名幹部到新區（即將解放的國統區）工作。
　　業餘生活多色彩
　　七届二中全會期間，除了緊張的工作之外，會務組還爲與會人員安排了豐富的業餘生活。
　　當時西柏坡的生活條件雖然有限，但爲了豐富大家的生活，還是安排了放電影、演京劇等娛樂節目。據楊尚昆日記記載：「3月5日，夜放電影蘇聯片《勝利國家的一日》、《東北民主》第九集；3月6日，晚放蘇聯電影《蘇維埃烏克蘭》及一部國民黨製片廠的《熱血》；3月8日，夜看電影，看慶祝三八節的平劇；3月9日，夜看蘇聯片《邊疆的孩子》和《宣誓》；3月10日，夜看電影蘇聯片《寧死不屈》；3月13日，晚8點半七届二中全會結束，飯後看平劇，唐佩文演《拷紅》。」
　　日記中所提到的平劇，即京劇。前來慰問演出的是華北京劇團，團長是李和曾，副團長是阿甲。這個劇團是由冀南軍區平劇團和延安平劇院合併而成的，常在前方演出，深受軍民喜愛。
　　據閻長林（曾在毛主席身邊任警衛排長、衛士長）回憶，七届二中全會期間，戲是晚上7點半開演。毛主席執意要步行半小時，到距西柏坡3裏多路的東柏坡看戲。一進大禮堂，見人都坐滿了，除了原有的長條椅子外，還增加了許多小凳子，明亮的電燈照著一張張笑臉。毛澤東邊走邊說：「這個禮堂比楊家嶺的禮堂還好啊，楊家嶺禮堂就沒有電燈，這裏的電燈這麽亮。」
　　當晚演出的是《坐樓殺惜》《王佐斷臂》和《失空斬》，李和曾扮演諸葛亮等角色。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曾經看過這些戲，對戲的內容非常熟悉。演出期間，毛澤東不斷以掌擊膝，嘴裏也哼著唱詞。
　　第二天，毛澤東吃了晚飯後照樣散步去看戲，說走路能鍛煉身體，看戲又能休息腦筋，一舉兩得。路上人很多，有的青年走得很快，經過主席身邊時打個招呼，又匆匆走去。在緊張的議程和豐富的業餘生活中，大家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幾天的會議很快就結束了。
　　結語：以史鑒今，資政育人
　　彈指一揮間，中共七届二中全會召開已經70年了。70年來，七届二中全會以其特有的時代價值閃耀著歷史的光輝。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七届二中全會舊址後的座談會上講道：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届二中全會上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是經過了深入思考的。這裏面，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上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奮鬥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也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
　　這是習總書記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回眸和總結，是對「趕考永遠在路上」的清醒指向，也是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深刻思考……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大段引用了毛澤東同志在七届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他帶著70年前毛澤東帶領中共中央進京「趕考」時的心態，向全世界宣布：
　　我們這麽大一個國家，就應該有雄心壯志。毛澤東同志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是最好的營養劑，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回眸歷史，不忘初心，是爲了更好地前行。在七届二中全會召開70年之際回望在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這次會議，愈能感知中國共産黨人在進京執政前謙虛、謹慎和不懈奮鬥的情懷及蘊含的革命精神，這已經成爲一座豐碑、一座精神高地，永遠激勵著中國人民不忘初心，奮勇向前。
（史進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