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通敵活動，主要是人在北京而跟臺灣和美國通信，歷時二十多年。我想80後或90後，甚至70後的人，都不會理解，跟臺灣和美國通個信，怎麼就算是通敵了。現在國內差不多家家戶戶都能找出個把海外關系，時不時跟境外人士通通信，打打電話，發發微信，根本不算什麼事。
　　可是年輕人不知道，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之後三十餘年，中國大陸是絕對封閉的，國境完全封鎖，天上地下，郵政電話，任何跟境外的聯系，都被當作通敵。
　　我家的經歷是最好的一個例證，值得說上一說。
　　我家之所以有通敵活動，先要從陳布雷先生的女兒陳漣說起。我家跟陳漣有許多關系，我的外祖父陶希聖先生跟陳布雷先生同為蔣介石文膽，是朋友和同事。我的父親跟陳漣在浙江高中同學，後來曾戀愛一段時間。我的母親跟陳漣在西南聯大同學，轉到重慶中央大學還是同學，一直是閨蜜。國共內戰期間，陳漣在南京坐牢，又獲釋放，北上山東中共解放區，經過上海時住在母親家。
　　1957年陳漣丈夫袁永熙被打成「右派」，陳漣離婚後南下。「文革」期間，我串聯到上海，母親囑咐到華東局查看陳漣下落，才知她自殺了。陳漣為參加革命，拋棄父親，割舍家庭，動用陳布雷車子，突破軍警戒備，出生入死，給中共送情報，中共建政之後真不該如此地虧待她。
　　1956年陳漣夫婦尚未遭受迫害，她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表講話，首次提出「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的口號。她講話之後，周恩來總理頭一個站起鼓掌，於是受到中央高度關註，其講話全文刊在《人民日報》上：
　　我想以自己的經驗，對於知識青年，特別是社會主義敵對陣營裏的兒女們的進步問題，說一些意見。也許在座的有的同誌知道，我是陳布雷的女兒。
　　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著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我聽黨的話，工作著，學習著，前進著，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幸福。十幾年來，由於黨的教育，我獲得了一定的進步，我現在是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並擔任著青年團中央少年兒童部的副部長。
　　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覺到：正是因為黨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依據的，因此，它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可是我聽說，目前還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煩惱，說什麼恨只恨閻王爺把我投錯了胎，我認為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說在解放以前，一個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還比較不容易認清黨的話，那麼在今天，黨就像太陽一樣，普照著大地，撫育著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身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們選對了方向，而且肯於努力，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都是有寬廣的道路和遠大的前途的。
　　讀到報紙上刊出的相關報道，母親聯想自己，曾想找陳漣傾訴願望，但是沒敢。父親告訴過她，我們沒有舉家北上之前，父親先調北京，外文出版社為表示重視知識分子，給父親發了一張票，十月一日到天安門看遊行。父親在觀禮臺意外碰到初戀情人，陳漣先一驚喜，隨即轉變態度。兩人寒喧幾句，估計因為政治立場的考慮，陳漣表示十分冷淡。
　　母親聽了這段故事，知道自己無法見到陳漣，便決定給周總理寫信。周恩來跟我外祖父的淵源很深，可以說從1924年就開始了，當時外祖父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跟惲代英、沈雁冰一起從事共產黨活動，直接由周恩來領導。後來幾十年，兩人分道揚鑣，有時筆戰，有時說笑，仍舊是朋友加敵人。
　　母親的信發出後，過了一陣子，忽然一天，大門口慢慢踱進一個人，問沈蘇儒、陶琴熏住在哪裏。父親正坐在廊下看報，趕緊站起，把來人迎進屋子，讓我們叫他海瀾伯伯。
　　海瀾伯伯是個文人，非常儒雅。他站在房間中央，左右看看，出口道：小院芳菲入畫圖，窗明幾凈碧紗櫥，閑來還讀聖賢書。父親一聽，立刻服氣，點頭稱贊。母親讓阿姨把我們兄妹三人帶出屋子，再把兩間屋子門窗都關緊，然後和父親兩人陪著海瀾伯伯在裏屋談了半天，才送他走了。
　　之後，母親把我和弟弟叫進裏屋，很嚴肅地告訴我們，海瀾伯伯是周總理辦公室的特派員，跟父親母親有事商量。他來家裏的事情很要緊，也很機密，我們對誰都不能講，老師校長同學，誰都不可以告訴。
　　過了幾年，我長大些，母親才詳細告訴我這件事的前前後後。海瀾伯伯首次來訪，告訴父親母親，母親寫的信，呈到周總理手上，周總理看了，認為母親信中所說有道理，認為對外祖父的統戰工作可以做。所以周總理任命海瀾伯伯專門負責這項工作，協助母親建立跟外祖父及海外家人的通信聯系。
　　父親母親同海瀾伯伯商量的結果，是通過香港，轉信到臺灣去。母親原以為大舅還在香港辦印刷廠，海瀾伯伯通過香港地下黨了解，大舅早已搬到臺灣去了。母親又想出一個可靠的關系餘啟恩先生，母親一家跟餘啟恩夫婦有很久遠的關系，在重慶還曾經是鄰居。母親認為，如果她把信寄到香港，請餘啟恩先生轉寄臺灣，應該沒有問題，臺灣回信也可以用同樣的走法，寄回北京。
　　海瀾伯伯告訴父親母親，臺灣當局緝查匪諜很嚴厲，從香港寄信到臺灣，也會受到檢查。為安全起見，香港寄去臺灣的信，最好不直接寄給外祖父，免得給外祖父招惹麻煩。母親便想到，在臺灣可以請阮繼光代收。母親的遠房表兄阮繼光，跟隨外祖父作文書，是國民黨普通職員，只身一人跟著外祖父去了臺灣，他的太太留在湖北。有信從香港轉到臺灣，寄給他，應該不會引起懷疑。
　　海瀾伯伯認為這辦法可行，他會通過香港臺灣兩地的地下黨，得到餘啟恩和阮繼光的通信地址。寫信程序是，母親先起草信稿，交總理辦公室審查，通過之後抄寫清楚，然後寄出。
　　當時北京全城，只有前門郵局一個地方可以投郵寄往海外的信件。實際上，所有到前門局投寄海外的信件，也都先送公安部或統戰部檢查，獲準之後才寄出，沒有批準的信件就扣留。這樣的作業，對外並不宣告，但中國人自己心裏都十分清楚。
　　海外寄往國內的信件，也同樣處理。到了中國郵局之後，首先送公安部或統戰部檢查，獲準的信件就遞送給國內收件人，不被批準便扣留。通過檢查國際信件，公安部和統戰部也收集到國內人的海外關系，決定是否可利用，開展統戰或諜報工作，以及如何對這些海外關系實行監控。
　　海瀾伯伯說，他會去郵政總局備案，母親寄往海外的信，因為已經總理辦公室批準，所以不再需要經海關或公安的檢查，可以直接寄出。而海外寄給母親的信，也不轉送公安部或統戰部，而是直接上交總理辦公室，然後由總理辦公室轉交母親。母親收到海外來信後，自己抄一份留底，正本交還總理辦公室存檔。對於總理辦公室而言，母親的海外通信是一項政治工作，並非私人通信。
　　一切都安排好了，海瀾伯伯告訴父親和母親，周總理特意囑咐，這件工作采取單線聯系的方式，就是說，母親只與海瀾伯伯一人聯系，接受海瀾伯伯一人領導，不可以讓第二個人知道內情。母親要找海瀾伯伯，可以寫信親自交到中南海西門，請大門警衛們轉送總理辦公室。總理辦公室如果有事情要找母親談話，海瀾伯伯便親自到家裏來。海瀾伯伯開玩笑說，我們這是在通敵，所以必須保密。
　　從此之後，海瀾伯伯經常來，有時是晚上，有時是禮拜天。每次來之前，都是先給母親辦公室打過電話，讓父親母親在家等他。海瀾伯伯總是笑呵呵地走進院子來，好像普通熟人一樣，然後跟父親母親關起門來，在裏屋談半天話之後才走。父親母親從來沒有參加過革命，對於海瀾伯伯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以及從事通敵活動的從容和細密，非常佩服。
　　我頭一次陪母親去前門郵局，是幫助母親給外祖父寄生日禮物。母親買了幾件景泰藍瓷器，郵寄需要用木盒。郵局寄包裹先要檢查，然後當面釘封，母親不會釘木箱，所以要我跟去。
　　因為是設置為國際郵政，而當時北京城裏普通百姓沒幾個人使用國際郵政，想跟海外通信也沒那份膽量，所以前門郵局面積很大，卻完全空曠。地面幹凈得可以照見人影，好像從來沒有人在上面走過。我和母親是唯一的顧客，穿過廳堂，聽著自己腳步的回聲，心裏很害怕，覺得身後一直跟著人。櫃臺很高，玻璃窗洞很小，從外面幾乎看不見裏面的店員，我想那些店員一定都是海關的公安。母親經常來，熟悉業務，而店裏也列著母親的名字，雙方都無需多廢話，手續辦得很順利。
　　就這樣，上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國與外部世界隔離最森嚴的時期，由周恩來親自安排，連續多年，母親經常寫信給在臺灣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同時，她也經常收到香港轉到北京的來信，有的是阮繼光寫來的，有的是在美國的舅舅們寫來的。
　　母親知道，外祖父身為臺灣國民黨高層，親筆寫信給人在大陸的女兒，恐怕還是有許多危險和顧慮。但是如果沒有他的許可，阮繼光和舅舅們，絕對不敢擅自給母親寫信來。而從這些來信中，母親了解到海外親人們的種種情況，知道她的信確實交到了外祖父的手裏。
　　有一次母親收到外祖母親筆寫來的回信，還有一次母親在回信上看到外祖父親筆署的幾個字。因為海外有回信，對總理辦公室來說，母親的這項工作，就算是有成績，獲得肯定和保護。
　　從1956年開始，中間1966年和1967年中斷過兩年，然後1968年又恢復。即使母親戴右派帽子的1957到1959兩年，或是1968年後最殘酷的文革幾年，我家的通敵活動仍舊一直繼續著。母親為了保持跟海外親人的聯絡，為了表達自己的親情，確實非常英勇，置自己生死於度外。到1976年終於晴朗的秋天之後，海外關系的高壓漸漸減輕，母親的活動才在組織上公開，並獲肯定，北京市政協委任母親作市政協文史專員。1978年母親逝世後，骨灰被安排進八寶山革命公墓。
　　為了讓母親跟海外通信時，多一點經歷說給臺灣的家人，總理辦公室經常給我家送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當時北京，幾乎所有社會活動，都嚴格控制，普通百姓無緣參與。從孔老夫子一套君臣父子開始，中國人歷來講究社會等級，穿個衣服，吃個飯，坐個車，見個人，都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征。那些限制人參加的社會活動，當然更不例外。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1959年北京十大建築落成，每年五一遊園會和十一焰火晚會，大型歌舞《東方紅》演出，票從不公開出售，都是組織上發。
　　1957年母親被打成「右派」之後，由於國際部編譯處領導的一力維護，沒有被趕到外地去勞改。父親寫了小字報，連連只做了很多次深刻檢討，才算沒有戴上帽子。母親頂著右派帽子，還是能夠繼續通敵。
　　1959年反右傾之後，海瀾伯伯不再來了，不知道是不是跟著彭德懷遭了秧。之後再到我家來接頭的，換了一位王業松叔叔。他不是總理辦公室的人，而是統戰部的，也就是說，我家通敵這個工作，轉由統戰部領導了。
　　「文革」發生之後，母親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會上，胡同裏的人都知道了，附近學校紅衛兵頭一次來抄家，把母親嚇壞了。她並不心疼家裏被搗壞被塗抹的字畫文物，或者被搶劫一空的珠寶首飾，或者被撕毀被扯碎的西裝旗袍。她擔心得要命的，是怕紅衛兵發現她保存的多年與海外通信的各種草稿和備份。幸運的是，紅衛兵們雖然六親不認，卻也愚蠢無知，他們只曉得去翻封面上印字的東西，卻把無字的黃封套丟到墻角，只踩幾個腳印，不再理會。
　　紅衛兵們走了之後，母親馬上收拾起那個大封套，叫了我陪同，柱著拐仗，一步步走去中南海。那天北京市大專院校紅衛兵正組織靜坐示威，誓死揪出劉少奇，府右街坐滿革命小將，交通斷絕。《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紅歌，在高音喇叭裏一遍遍地播放，撕裂人的神經，震碎人的心靈。
　　我攙扶著母親，在人縫隙中走過，心裏十分恐懼。可是有驚無險，什麼都沒有發生。馬路上革命派，胳臂套著紅箍，頭腦全部白癡。
　　到了地方，母親繞過大大小小的紅衛兵頭頭，走到中南海西門口。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沒有動，門裏走出一個軍官，迎接我們。母親告訴那軍官，她在總理領導下工作，經常來這裏遞送材料，每次都確實送到總理辦公室，她很感謝。說完，母親從我背的書包裏取出大封套，雙手遞過去。那軍官接過，看看封套上母親寫的收件人名，顯然知道是誰，便向母親保證，材料他一定會立刻交進去，讓母親放心。
　　母親再次謝過那軍官，我們就轉身離開。那些紅衛兵，看見母親跟中南海裏出來的人交談，遞送材料，也看到那軍官對母親點頭微笑，猜不出母親是何等身份。我們順著馬路往回走，坐在地上的紅衛兵們都紛紛後退，給我們讓路，眼睛裏流露出莫名的羨慕。權力崇拜養育出這樣一批畸形革命者，半面是窮兇極惡，半面是奴顏卑膝。
　　忽然一天，統戰部給母親送來一封信。裏面是臺灣《聯合報》上一張訃告，我的外祖母萬冰如於1975年9月2日在臺北逝世。訃告是9月7日刊出，中央統戰部看到，派通信員送來，已是9月18日。母親看到，痛哭很久。
　　到了晚上，母親決定給外祖父寫信，命我次日一早送統戰部，立等批示，當天往前門郵局發給美國的舅舅們轉呈外祖父。母親坐在燈下，費盡心血。她既要真誠表述自己的哀念，又要適合統戰部的政治意圖，免被打回重寫浪費時間。最後母親在信裏這樣寫道：
　　父親大人：
　　今天突然獲悉母親大人已於九月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病逝臺北，我和蘇儒感到萬分震驚和悲痛。母親的一生，是勞累的一生，痛苦的一生。她老人家幾十年來勤儉持家，辛辛苦苦，把我們幾個姊弟撫養成人。在我童年的時候，她克服種種困難，使一家人擺脫貧病交迫的威脅。抗日戰爭時期，她攜帶一群子女，在日寇的刺刀和轟炸下逃難，幾乎跑遍了半個中國。在您遭受危難的關鍵時刻，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地冒著全家人的生命危險，把您拯救出來。這些驚濤駭浪，將她這樣一個舊式賢妻良母，鍛煉得十分剛強勇敢，但卻自然地毀壞了她的身體健康，四十歲以後就不斷地忍受多種疾病的折磨。現在她老人家永遠安息了，人間的痛苦不能再折磨她了。然而，她直到臨終，還懷念故鄉，可見二十幾年來旅居異鄉，她的心卻一直是和故鄉親人們連在一起的。我是她唯一的親生女兒，從小得到她老人家疼愛。這些年來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老人家回故鄉，同家婆，伯娘，四幹，五舅，六舅在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晚年。但是，這個願望已經不能實現了。母親已經跟隨伯娘、四幹，與世長辭了。甚至在她病中，我都未能伺奉她老人家幾天，盡盡我的孝心。為此，我確實萬分愧恨，只有祈望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寬恕我的這一最大不孝。
　　女 琴熏哀上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
　　母親自1966年病倒，頑強掙紮了十二年，終於還是扛不過去。1978年，她的病情突然惡化。那時我家住東單，為就醫方便，父親找二伯伯沈鈞儒的孫女沈瑜大夫介紹到北京醫院。托天之幸，正那時候，海外關系突然搖身一變，從臭狗屎升成香餑餑，母親又有了被利用的價值，於是她被安排進單間特護病房。中央和北京許多部門，又是電話又是派人，連番不斷給北京醫院施壓，要求他們盡一切可能，搶救母親的生命。
　　可是母親沒有熬過去，終於離開了她十分熱愛卻一直不被接受的祖國。她去世後第三天，我們接到五舅來信，說幾個舅舅決定接母親到美國治病，已經開始辦理移民局手續。我把五舅的信，放在母親的遺體上，一同火化，讓母親帶著海外的深厚親情升入天國，永不再與她摯愛終生的家人們分離。
　　母親去世後，北京市政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追悼會。香港《大公報》發訃告，舅舅們看到，不敢透露給臺灣的外祖父。可外祖父一生主導文宣，人脈遍地，哪裏瞞得過。白發人送黑發人，外祖父暗自哀傷，獨坐燈下，手書一詩，名為《哭琴兒，念燕兒》：
　　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
　　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
　　註：琴熏兒病逝北平，近始獲確息。所遺男兒二，女兒一。小女燕兒既失學，又喪母，何以為生？憐念之餘，口占如右。
　　中國大門敞開之後，海內外的聯絡不必再像過去一樣做地下工作，但我還想提一件小事。1982年春我大學畢業，申請美國留學，獲得入學許可。可是申請護照遇到麻煩，跑了很多趟，始終不成功。最後父親只好又去找馬叔叔，轉述海外舅舅們希望親耳聽我講述母親後半生經歷和何以英年早逝，請求得到組織幫助，辦理護照。於是我忽然之間就拿到護照，順利出國，那大概是我家通敵二十年的最後一次回光返照。
（沈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