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2022年中共二十大不足兩年時間，中國政壇高層人事布局持續加速。
　　「人事有代謝，往來有古今」在中同政治輿論場，人事議題從來不會缺席。
　　當四年一届的總統大選導致美國政壇大洗牌時，中國官場人事動向儘管看起來波瀾不驚，其實也在循序漸進調整過程之中。而在2022年換届選舉之前的高層人琪變動，尤爲惹人注意。
　　2020年年末跨越11月和12月的兩周內，中共對地方大員進行了兩次密集調整。12月1日和12月2日，福建、海南、四川、甘肅、黑龍江五省人事變動。11月20日，吉林、湖南、貴州、雲南四省大員發生職務變動。
　　最近一則重磅人事任免是在3月31日，河南省長尹弘調任甘肅，接替「到站下車」的林鐸擔任省委書記。兩天之後4月2日，出缺的河南代省長官宣，由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王凱跨省補位。
　　經過最新一輪調整後，自2020年1月至今，中國地方省份黨政「一把手」有29個職位發生輪替，占中共地方大員人數的三分之一有餘。其中，有11個省份更換了省級黨委書記，18個省份迎來新任省級政府「一把手」。這顯示，距離2022年中共二十大不足兩年時間，中國政壇高層人事布局持續加速。
　　中國官場人事變化十分低調，但如果對中共十九大以來高層官員調整情況進行梳理，或可窺見中國政壇人事流動的一些隱秘迹象和邏輯。
　　省部級調整的常規邏輯
　　對中共地方政壇來說，2020年注定是洗牌的「大年」。伴隨著年末兩周之內，涉及數十個省份大員的密集調整，將近一年時間裏，中國內地31個省級行政區共更換26位黨政「一把手」，人數占比將近42%，其中9個省份屬於黨政主官全換。
　　相較而言，2018年和2019年間，地方大員中僅有12位職務發生變化，2020年更換黨政主官的數量，是過去兩年的兩倍多。
　　如無意外，這些省份以及部委的人事格局，將會一直保持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換届大會召開前後。而上述人事變動的共同邏輯，依然是「到站下車」和新老更替。其中卸任者皆屬於「到站下車」，上位者大多爲年富力强者。
　　以2020年末的這次大規模調整來說，吉林、湖南、貴州、雲南四省於11月20日同天調整省委書記，沒過多長時間，12月1日，福建、海南也迎來了新的黨委「一把手」。
　　其中，卸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陳豪，以及卸任貴州省委書記的孫志剛，皆是1954年生人，已經超過中國正部級官員65歲的退休年齡紅綫，「超齡服役」一年有餘；而卸任湖南省委書記的杜家毫，以及吉林省委書記巴音朝魯、福建省委書記於偉國、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均已到正部級官員65歲退休年齡。
　　根據中共《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各級政府黨政領導職務每個任期爲五年，省部級黨政正職官員退休年齡是65歲，但任期未滿的可延期3年，所以也有正省部級官員會在68歲才退休。雖然近年來人事任命明顯不唯年齡論，更多注重官員的綜合能力和是否具有敢於面對難題和承擔責任的特徵，但通常都是個例。
　　11月20日，吉林、湖南、貴州、雲南的省長履新各自省份黨委「一把手」——吉林省長景俊海接替巴音朝魯出任吉林省委書記，湖南省長許達哲接替杜家毫出任湖南省委書記，貴州省長諶貽琴接替孫志剛出任貴州省委書記，雲南省長阮成發接替陳豪出任雲南省委書記。12月1日，海南省長沈曉明接替劉賜貴出任海南省委書記。
　　這5個省份的人事變動，共同的特點是，由省長順位接任省委書記，而空缺出的省長職位，則多爲異地補充。這也是中共十八大後，內地省部級髙官變動最爲常見的邏輯。
　　遵循這個邏輯的，還有出缺的黑龍江省長，於今年1月迎來補位人選。2020年11月，時任黑龍江省長王文濤轉任商務部黨組書記，12月獲任商務部部長。今年1月，胡昌升（1963年12月，編注:此爲出生年月，下同）北上黑龍江，不再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廈門市委書記，2月22日當選黑龍江省長。
　　4月2日，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王凱（1962年7月）跨省調任，補缺尹弘調任空出的河南省長一職，代理省長。他是河南洛陽人，這次履新，算是回到了家鄉。不過，他此前的仕途履歷，從未與河南有過交集。早年他讀書工作在山西，還曾掌舵廣西最大最著名的僑鄉玉林。2017年3月赴任吉林，擔任吉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2019年4月，接替調任新疆的王君正，出任長春市委書記。
　　但這個常規邏輯之外，不乏變量。再早之前，2019年10月25日，一天之內，內蒙古、寧夏、河南三省區同時換帥。寧夏書記石泰峰調任內蒙古書記，河南省長陳潤兒調任寧夏書記，內蒙古書記李紀恒隨後確認進京，接替黃樹賢擔任民政部部長。
　　其中，民政部部長黃樹賢已到正省部級官員退休年齡，屈「到站下車」。至於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雖然其繼任者樓陽生透露，「惠寧同志由於年齡原因不再擔任山西省委主要領導職務」，但他循例去往全國人大任職一段時間後，又赴港擔任要職，繼續在官場釋放能量。
　　而最近兩年，由地方諸侯調任進京的例子，除了李紀恒之外，還有陝西原省委書記胡和平。2020年8月，媒體披露，赴京履新文旅部部長的胡和平，和其前任雒樹剛一樣，已於7月任中宣部副部長。
　　2020年的贏家還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政委王君正（1963年5月）。
　　2020年年初始於湖北抗疫火綫換「蔣」導致的地方諸侯大調整中，無論是上海市長應勇救援湖北，還是此後的上海市長難產最終鎖定山東省長龔正，再後來環境保護部部長李幹傑空降山東「補缺」，以及孫金龍奉調進京擔任環境保護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均屬中共黨內核心精英圈子的調整。其中，除王君正爲十九届中央候補委員外，其餘4人均爲十九届中央委員。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中共政治體系中一個極爲特殊的單位，有「特殊部隊」之稱，在西北扮演著壓艙石的角色。近些年來，兵團黨委書記一般同時擔任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在行政級別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國務院計劃單列的副省部級單位，受中央政府和新疆自治區政府的雙重管轄，享有省級權限，王君正也因此躋身正部級大員。
　　隨著省級黨委書記的調整，馮飛出任海南省委副書記，今年1月當選海南省長；黃强出任四川省委副書記，今年2月當選四川省長。兩人均非省委專職副書記順位，而是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任上跨省空降。
　　馮飛（1962年12月）此前爲浙、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他是江西都昌人，求學階段，他在天津大學電力及自動化工程系電力系統及其自動化專業攻讀了本科、碩士、博士，1991年11月起在清華大學電機工程與應用電子技術系從事博士後研究。此後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此工作20多年後升任技術研究部部長。
　　2014年1月，馮飛調至工信部，任產業政策司司長，次年10月升任工信部副部長。2016年8月，他首次調任地方，任浙江省副省長，2017年5月躋身省委常委，任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浙江行政學院院長、省政法委副書記。
　　黃强（1963年4月）此前爲河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他是浙江東陽人，畢業於西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工學博士，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
　　黃强長期在航天科技領域任職，曾任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第一飛機設計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兼上海飛機設計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原國防科工委秘書長等職。他曾主導研究「飛豹」飛機數字信息傳輸系統，攻克導航與火控技術難關，並實現飛機設計無紙化。他還曾擔任原國防科工委新聞發言人。
　　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成立由工信部管理的國防科工局，黃强也於當年轉任國防科工局副局長。2014年1月，黃强「空降」甘肅，任副省長，2017年3月任甘肅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2018年5月調任河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至今次跨省履新。
　　「60後」行政主官全面上位
　　儘管在地方省委「一把手」層面，「60後」僅僅初露崢嶸，這一層級基本仍由「50後」霸屏，尤其是「56後」一代。但隨著最年輕省委書記一遼寧書記張國清（1964年8月）、最年輕省長一陝西省長趙一德（1965年2月）在2020年下半年的出現，中共地方黨委常委的梯隊逐漸成型且更清晰化。
　　2020年12月，更有兩位「60後」同日晋升省委書記，尹力（1962年8月）任福建省委書記，沈曉明（1963年5月）任海南省委書記，兩人均是醫學博士。至此，全國省級黨委書記「60後」增至9人。
　　其他6位「60後」省級黨委書記，分別是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1962年9月）、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1962年7月）、黑龍江省委書記張慶偉（1961年11月）、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1960年12月）、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1960年9月），甘肅省委書記尹弘（1963年6月）。
　　其中，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和甘肅省委書記尹弘，是目前由非十九届中央委員擔任的兩位省級黨委書記。
　　景俊海此前長期在陝西工作，中共十八大前躋身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2015年6月赴京履新中宣部副部長；2017年4月轉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同年10月在中共十九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同年12月北上吉林，2018年初升任吉林省長。
　　尹弘此前長期在上海工作，去年1月14日當選河南省長。2019年11月，由上海市委副書記調任河南省委副書記、省政府黨組書記。去年年初，他曾因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登上熱搜，是抗擊疫情的「新晋網紅」，也是網友眼中的「硬核高官」，「能不能借河南省長用幾天」一度成爲網絡熱詞。
　　而陝西省長趙一德的履新，則反映了「60後」官員在31個省區市政府「一把手」中的絕對優勢地位。
　　出生於1965年2月的趙一德，是目前全國最年輕的省級政府「一把手」。他是十九届中央候補委員，曾在浙江工作35年，十九大後交流至河北、陝西，2018年3月調任河北省委副書記，離別浙江赴任京畿腹地。2020年8月，履新陝西省省長。
　　從年齡構成看，目前的省區市政府主官，除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1953年8月，維吾爾族）、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布小林（1958年8月，蒙古族）、江西省長易煉紅（1959年9月）、廣東省長馬興瑞（1959年10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咸輝（1958年3月，回族）、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齊扎拉（1958年8月，藏族）6人外，其餘25人均爲「60後」。
　　從公開履歷看，省級黨政「一把手」的來源，更爲多樣化。除了由基層省市領導逐步成長起來的黨政幹部外，還有出身央企、智庫、髙校等系統的專業型幹部，主要集中在軍工、醫學、經濟、農林、水利等專業。其中不少人是同行，甚至是同一單位的昔日同僚或搭檔。
　　比如，尹力和沈曉明，兩人就因均有醫學背景而受矚目。外界評論認爲，這在中國政壇極爲罕見，或透露出中央用人新導向。
　　尹力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不僅從本科直接念到博士，還有俄羅斯留學和美國哈佛大學訪學經歷。2003年，尹力從美國回來時正好趕上「非典（SARS）」，他被緊急調至衛生部，任辦公廳副主任。公共衛生領域科班出身的醫學博士身份，使他成爲抗擊「非典」期間，唯一一個以專家身份參加總理主持召開的專家座談會的官員。
　　因爲表現突出，尹力後來官至副部長，之後歷任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中國國家衛生委副主任，2015年空降四川擔任省委副書記，翌年升任省長。
　　與尹力一樣，同樣出身「醫學系」的沈曉明，也擁有醫學博士學位，曾擔任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院長、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校長。他在兒童保健學領域成績卓著，是中國兒童環境醫學、發育與行爲兒科學的主要開拓者。
　　在國際醫學界，他也有一定影響。2005年被巴黎第五大學授予榮譽博士；2007年被授予美國兒科學會榮譽fellow（FAAP）；2010年獲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榮譽博士。2013年10月21日，在第43届美國醫學科學院年會上，沈曉明被遴選爲美國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
　　2006年，沈曉明出任上海市科教工作黨委副書記、市教委主任，由此走上政壇。2008年1月，44歲的沈曉明當選上海市副市長，主管科技、教育、衛生等。2013年，出任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2015年起，兼任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主任。
　　2016年9月，沈曉明離開生活28年的上海，赴京出任教育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僅半年多後就「空降」海南，於2017年5月出任海南省長。
　　還有多人來自軍工系統央企。浙江省長袁家軍、湖南省長許達哲分別在2020年9月、11月順位接替本省省委書記，而兩人與黑龍江省委書記張慶偉、廣東省長馬興瑞均曾擔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高管。自2001年至2013年，張慶偉、馬興瑞、許達哲是該公司前後連續三任「一把手」，袁家軍則擔任過該集團副總經理。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則曾長期在中國北方工業公司、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任職，擔任總經理。
　　除人事任命比以往進度加快外，於2020年11月接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諶貽琴，成爲目前31個省區市中唯一一位女性省級黨委書記。諶貽琴也是中共建政以來貴州第一位女省長、第一位白族出身的省長，也是1993年以來貴州首位本省出身的省長。
　　包括諶貽琴在內，目前中國內地31個省區市黨政「一把手」中共有3位女性官員，其他兩位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布小林和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咸輝。其中布小林是蒙古族，咸輝是回族。
　　「央地換陣」新動向
　　所謂「央地換陣」，是針對以往的官場常態而言。
　　一般情況下，在中央部門或地方政壇長期任職屬於官場常態，而被調離者則屬於「意外情況」，可能是因爲被組織系統提拔重用或安排歷練，也有可能是因爲不勝其職，被貶至閑差。而最近兩年的「央地換陣」，明顯有了一些新動向。
　　2020年以來，26個國務院組成部門中，已有司法部、生態環境部、工信部、文旅部、審計署、商務部、農業農村部、國家民委、水利部9個部門的黨組書記或部長換人。據不完全統計，僅過去一年，國務院所公開的與地方交流的省部官員至少就有30餘人。其中，由地方到中央者約占三分之二。
　　直接在省級地方大員與國務院部委負責人之間轉換身份的正部級官員，至少就有11人。包括，由黑龍江省長改任商務部黨組書記兼部長的王文濤、由農業農村部副部長改任吉林省長的韓俊、由天津市委副書記改任中科院正部級副院長的陰和俊、由甘肅省長改任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兼部長的唐仁健、由陝西省委書記改任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書記兼部長的胡和平、由福建省長改任中國發改委正部級副主任的唐登傑、由遼寧省長改任司法部部長兼黨組副書記的唐一軍、由陝西省委副書記改任最高法正部級副院長的賀榮、由新疆黨委副書記改任生態環境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的孫金龍、由生態環境部黨組書記兼部長改任山東省長的李幹傑，以及由安徽省長改任水利部黨組書記兼部長的李國英。
　　胡和平生於1962年10月，此前長期在清華大學工作，被視爲「學而優則仕」的代表人物之一。2013年11月，他正式步人仕途，先是在浙江短暫歷練，2015年4月被調赴西部省份陝西任省委專職副書記，後逐步升任陝西省委書記。中共十九届四中全會後，他還擔任了該次會議精神讀本的撰稿人之一。
　　由省長任上進京履職的有三人，分別是：商務部黨組書記王文濤，此前擔任黑龍江省長；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兼部長唐仁健，此前擔任甘肅省長；水利部黨組書記兼部長李國英，此前擔任安徽省長。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十八大後，已有兩任黑龍江省長履新國家部委。王文濤的前任、擔任過五年黑龍江省長的陸昊，於2018年3月出任自然資源部首任部長。
　　除了地方官員進京，還有兩人屬於中央外放，那就是吉林省長韓俊與山東省長李幹傑。韓俊長期在國務院系統從事農業農村相關工作，被認爲是「農口」幹部中又一個正部級新星。李幹傑長期在中國環保總局工作，主要負責核安全方面的工作，曾任中國核安全局局長之職。在河北省短暫歷練後，此次他重返國務院由副部級升任正部級。
　　這11名正部級官員，均是「60後」。年齡最小的是中國發改委正部級副主任唐登傑，生於1964年6月，年齡最大的是司法部部長唐一軍，生於1961年3月。
　　而此次國家民委人事調整，也顯得不同尋常。2020年12月，陳小江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一職。陳小江生於1962年6月，此前他擔任中央紀委副書記、中國國家監委副主任。
　　這是自中共建政初期首任中國國家民委主任李維漢後，首位漢族官員出任該職。自1954年李維漢卸任以來，該職66年一直由少數民族官員擔任，前後歷經7位主任，被視爲中共民族統戰的重要象徵。
　　從地方進入中央的20餘名官員，有許多並未離開自己的本行，只是到國務院「重操舊業」。例如，履新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兼部長的唐仁健，此前長期從事農村政策和理論研究。赴任水利部黨組書記兼部長的李國英，此番是重回工作30餘年的水利系統。此外，還有由雲南科技廳廳長改任國防科工局副局長的董保同、由大連海關關長改任海關總署副署長的孫玉寧、由福建省烟草專賣局局長改任國家烟草專賣局副局長的楊培森等人。
　　也有多人在地方和中央的職務關聯性不大，如由山東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改任中國林業和草原局局長的關志鷗。不過，他此前曾在遼寧省擔任規劃和國土資源局局長、農委主任、糧食局局長等職。
　　除了國務院部委，外放地方擔任省級政府行政主官的，還有從央企「空降」湖南任省長的毛偉明。
　　毛偉明出生於1961年5月，浙江人。他自工廠技術員起步，曾在江蘇省、工信部和江西省工作多年，後轉任央企。2020年11月，毛偉明上任湖南省代省長。「空降」湖南前，他擔任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不足一年。這是國家電網公司歷任「一把手」中唯一晋升正部級的領導。
　　地方政壇「三號」人物
　　2020年10月17日，三個省區同日迎來三名「60後」地方黨委副書記。其中，廣西自治區政協主席藍天立出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湖南省委常委兼長沙市委書記胡衡華調任陝西省委副書記，以及湖北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王瑞連出任省委副書記。
　　其中，王瑞連爲省委組織部長升任，而胡衡華則是由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跨省升任。兩人履新之前，2020年2月，原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强因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現被免職，消失在公衆的視綫中。而陝西省委專職副書記一職，自賀榮於2020年4月上調最高法躋身常務副院長（正部級），已經空缺了半年。
　　在此之前，中組部還補充了兩位地方專職副書記，即接替新任陝西省省長趙一德的河北省委專職副書記陳剛（1965年4月），以及兼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長的上海市委副書記於紹良（1964年7月）。
　　至此，僅2020年10月份，中組部便一口氣任免了5名地方黨委副書記，其中除藍天立（1962年10月，壯族）外，均爲專職副書記。而藍天立是現任省級黨委副書記中，從政協主席崗位上躋身省級常委，並履新黨委副書記的唯一一人。2020年10月，他取代即將年滿66歲的陳武，代理廣西自治區政府主席，今年1月轉正。
　　關於陳剛的任免，也比較有意思。從2012年至今8年間，他在北京、貴州、河北3省份相繼經歷5個副部級崗位之後，晋升正部級。
　　陳剛是江蘇高郵人，早年曾長期在北京工作。2012年7月，他晋升副部級幹部，躋身北京市委常委。2013年6月，陳剛離京南下赴貴州任職，出任貴州省委常委、貴陽市委書記。
　　2017年4月，中央决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同時，河北决定成立雄安新區籌備工作委員會及臨時黨委。2017年5月，陳剛出任河北省委常委、雄安新區臨時黨委書記，次月任河北省委常委、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兩個月後，他再添新職，擔任河北副省長，並負責雄安新區全面工作。
　　主管雄安新區三年後，2020年10月，陳剛履新河北省委副書記。這項任命不足三個月，陳剛仕途再進一步，進京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晋升正部級。
　　省委「專職副書記」，有地方政壇「第三把手」之稱。中國的地方黨委常委班子，副書記一般設兩名，排名在前的兼任省長、市長或自治區政府主席，屬於正省部級的副書記；排名在後的則爲專職副書記，以往多是專責黨務，現在也可兼任其他職務。
　　雖然與其他黨委常委同屬副省部級，但排名居第三，被稱爲當地「第三把手」。不過，這個「第三把手」並非不可或缺，事實上，在2020年大規模「補位」之前，多個省份的地方副書記一職一度懸空。
　　進入2021年，各地「補位」工作繼續。2月19日同一天，水利部副部長葉建春（1965年7月）補位李炳軍調職的空缺，任江西省委副書記；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1962年7月）補位任振鶴調職的空缺，任江蘇省委副書記。3月26日，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劉小明（1964年9月）補位孫大偉調職的空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4月7日消息，海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省監委主任藍佛安（1962年6月），調任山西省委副書記；財政部副部長程麗華（1965年4月），調任安徽省委副書記。4月8日，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區政府常務副主席張春林（1965年2月），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4月9日，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書記吳曉軍（1966年1月）跨省調整，任青海省委副書記。
　　「專職副書記」的缺員，有相當大成分是原河北省專職副書記趙一德等異地或順位接班造成的，另一部分原因，則是這一職位的特殊性。「專職副書記」往往是接替書記或省長的最熱門人選，可以說是距離躋身正部級地方大員「最近」的職位，需要慎重選擇。
　　現任各省市區的黨政高層，不少都有任職專職副書記的經歷，有些人甚至做過多年的「第三把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在河南省當了5年多副書記，才調任河北省省長；青海省委書記王建軍，在本省做了6年副書記才當上省長；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從工信部副部長南下廣東，也是從副書記做起，近3年後才任代理省長。
　　從現有這些省份的「專職副書記」來看，有以下特點：一是「專職副書記」不再只管黨務，多有其他兼職，如廣東省委副書記王偉中兼深圳市委書記，福建省委副書記胡昌升兼廈門市委書記，內蒙古區委副書記林少春兼政法委書記；二是新晋升的副書記多數是現任中央候補委員，如2020年10月提拔的5名副書記，除湖北的王瑞連外，其餘4人皆系中央候補委員。近年新上位的地方黨政高層，也多在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產生。
　　從背景看，專職副書記主要來自政府副職（副省長）、組織部長、省會城市或經濟中心城市的市委書記，其中組織部長出身的占了相當比例，包括王瑞連、於紹良、胡昌升、甘肅的任振鶴、山東的楊東奇、寧夏的薑志剛、新疆的李鵬新等，顯示出組織系統在黨內的强勢。
　　在各地副書記中，還有3名前高官秘書，包括海南的李軍、江西的李炳軍，以及甘肅的孫偉。2020年11月，李炳軍跨省調任貴州省委副書記、代理省長。
　　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以來，至少有10位省級黨委副書記陸續轉任要職。
　　2020年10月，孫大偉（1963年4月）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黨組書記。此前，他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包括孫大偉在內，去年多位履新的省級黨委副書記都是「空降兵」。
　　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賀榮（1962年10月，女），長期在法院系統任職，擔任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職，觀7年3月「空降」陝西，歷任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等職，2020年4月重回最高法。
　　青海省長信長星（1963年12月），長期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作，擔任過國家公務員局副局長、人社部副部長等職，2016年9月「空降」安徽，擔任了4年的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後，於去年7月跨省到青海，成爲青海省長。
　　福建省長王寧（1961年4月），曾長期在住建部任職，擔任過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2015年12月「空降」福建，2018年5月成爲省委專職副書記，今年履新福建省長。
　　浙江省長鄭栅潔（1961年11月），曾任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副部長級），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2017年12月「空降」浙江，後成爲浙江省委專職副書記兼寧波市委書記，2020年9月履新浙江省長。
　　甘肅省長任振鶴（1964年2月），此前爲江蘇省委副書記。從2017年2月至今，他已經相繼在浙江、江蘇和甘肅三地跨省任職。2017年2月，任振鶴離開家鄉湖北，首次跨省交流至浙江，出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長。2018年5月，轉任浙江省紀委書記，並於2019年1月當選浙江省監委主任。2019年7月，任振鶴第二次跨省交流，出任江蘇省委副書記。
　　還有貴州省長李炳軍（1963年2月），履歷也很特別。他自1991年進入國務院辦公廳，就一直擔任中央領導人秘書，並在2007年9月升任副部級秘書。2013年，李炳軍首次到地方工作，被「空降」到江西任副省長，2015年6月任江西省委常委，同年7月兼任贛州市委書記。2018年5月，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繼續兼任贛州市委書記，直至這次履新。
　　反腐「補位」繼續
　　中共十八大後，因反腐出缺引發的連鎖人事調整，成爲官員任免的一個明顯趨勢。最近一段時期，各領域的反腐補位仍然持續，其中政法系統尤其公安部最爲明顯。
　　剛剛過去的2020年，中央一方面繼續整頓政法系統權力邊界問題，要將其納入「法治籠子」裏，另一方面，政法系統內部正經歷一輪異常頻繁的人事變動，從中央到地方，調職、卸任、落馬的數十名高級官員，引發輿論高度關注。
　　2020年7月10日，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任命政治部主任劉釗爲公安部副部長；免去聶福如的公安部部長助理職務。這是3個月內公安系統領導層的第5例人事變動。
　　而此輪人事變動，自4月19日孫力軍落馬開始已有徵兆。
　　當日，中紀委通報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軍被查，這令輿論頗感意外。在外界看來，孫力軍被查事先並無徵兆，此前他還以赴武漢中央指導組成員南下督戰抗疫，彼時任務尚未結束即被調查。
　　根據公安部的通報，孫力軍涉「三宗罪」。其一，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做「兩面人」、搞「兩面派」；其二，任人唯親、任人唯利、拉幫結派、搞小團夥小圈子；其三，把自己凌駕於組織之上，妄自尊大、我行我素，搞一個人說了算，把分管領域搞成個人「自留地」。
　　據公開簡歷，現年51歲的孫力軍是山東人，畢業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大學。其早年曾在上海任職，一路由上海市衛生局的副處級官員到上海市政府外事辦副主任，而後調人中國公安部任辦公廳副主任。2018年3月，升任公安部副部長。
　　中共十八大以來，孫力軍是第4位落馬的公安部副部長，此前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楊煥寧、孟宏偉等人，已先後被調查。
　　就在孫力軍被查當晚，中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即召開內部會議，稱孫被查是其不知敬畏、肆意妄爲的結果，此次對孫力軍的審查調查非常及時。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報會，將孫力軍與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長孟宏偉並列爲「流毒」。
　　在孫力軍落馬後3天，4月21日公安部原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長傅政華去職，由遼寧省長唐一軍接任；緊接著4月24日，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王小洪（正部級）不再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由曾與其在河南、北京共事的副手亓延軍接手，同時中國首都警界涉及7人職務調整。
　　此後，6月16日，公安部副部長杯慶豐（1957年6月）被免職，6月28日，副部長級的黨委委員、反恐專員劉躍進（1959年1月）去職。而在此期間，6月18日，官方通報，中國司法部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馮力軍因病去世。6月14日，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辦公室主任的鄧恢林，在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任上被查。這其中，只有傅政華年滿65周歲，孟慶豐年滿63周歲，已到正、副部級退休年齡。
　　傅政華出生於1955年3月，公安系統出身。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長期間，曾因「掃黃」打掉當時最知名涉黃地點「天上人間」爲外界所熟知。後傅政華調任公安部，並一度破例兼任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公安局長，直到躋身排名第一的負責公安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長。2018年3月，傅政華從公安部調任司法部部長，已到65歲正部級退休年齡紅綫。
　　接替傅政華的唐一軍是十九届中央候補委員。他此番進京履職，一度引發外界囑目。
　　唐一軍（1961年3月）是山東人，但他工作生涯的前40年，都在浙江任職。在某一特殊時間段，他甚至同時擔任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代市長、市政協主席四職。2017年10月，唐一軍任遼寧省代省長，次年1月轉正至今。
　　在孫力軍落馬之前的一個多月，出生於1964年6月的陝西籍官員孫新陽，接替鄧衛平任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公安部紀檢監察組長、公安部黨委委員。目前，其排在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王小洪之後。
　　2020年9月3日，公安部官網「部領導」欄目顯示，馮延已擔任公安部黨委委員、政治部主任一職。11月23日，他又以「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辦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出現在會議現場。
　　在一系列被查、卸任、調整等人事變動之後，目前中國公安部領導層僅剩的9人，包括中國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趙克志，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王小洪（正部長級），副部長杜航偉、許甘露、林銳、劉釗，紀檢監察組長、督察長孫新陽，政治部主任馮延，部長助理陳思源。
　　對比中共十八大後的人員配備，公安部不僅領導層數量銳減，人員構成也堪稱
　　「大洗牌」。十八大後的公安部領導層，目前僅王小洪1人在列，十九大後的領導層，除了部長趙克志，僅余王小洪、許甘露。這其中，王小洪從副部長級排名第7，升至僅次於趙克志的常務副部長。
　　接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亓延軍，曾先後在河南、北京公安系統與王小洪共事。他此前在北京擔任公安局常務副局長，是王小洪的第一副手。而卸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一職的王小洪，曾長期在福建任職，目前擔任中國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常務副部長，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是十九届中央委員。
　　特勤局，又稱公安部八局。中共於2018年啓動公安部改革，2019年7月設立特勤局，取消警衛局。其負責的警衛對象，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四副兩高」（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
　　地方層面的重磅人事調整也不少。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被查後，2020年9月由陝西省副省長、公安廳長胡明朗補位。上海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龔道安落馬後，2020年12月由河南省原副省長、公安廳長舒慶補位。而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於2020年10月主動投案後，其留下的職位至今空缺。
　　港澳機構「老將」領銜
　　繼2020年1月香港中聯辦主任易帥一個月後，港澳系統再有重鎊人事調整。
　　2020年2月13日，國務院公布人事任免，免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的職務，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港澳辦主任一職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夏寶龍兼任。香港中聯辦主任路惠寧，以及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則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自此，外界猜測已久的港澳系統人事調整塵埃落定，港澳系統也正式確立「一副國，三正部」的高規格配備。
　　有政情觀察人士分析，此次人事調整，不僅僅是人員變動，更是港澳工作體制頂層設計的重大調整。爲統管香港、澳門兩個中聯辦，港澳辦職能升格，髙配「副國級」。其中，出生於1952年12月的夏寶龍以「老將」身份出山，雖超出外界預期，但亦符合駱惠寧任命後中央對港澳系統的用人思路。
　　事實上，副國級領導人兼任港澳辦主任並非第一次，此前廖承志和廖輝都曾以副國級身份兼任此職，其中廖輝也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但與夏寶龍不同的是，廖輝是在做了6年港澳辦主任之後，於2003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但他是先做主任，再升的副主席。在廖輝之後，港澳辦主任一直都只是正部級。
　　目前國務院部門中，港澳辦的配置是最高級別，除了國家發改委主任由政協副主席兼任外，其他部委的首長都只是正部級。而且還涉及境內外的安排，相比乏下，外交部有多位副部級的駐外大使，也並沒有同時兼任外交部副部長。
　　公開資料顯示，夏寶龍1952年出生在天津，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天律市和浙江省要員，官至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17年4月26日，夏寶龍被免去浙江省委書記一職，同年4月27日，調任中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當時外界一度猜測，夏或因年齡問題退居二綫。
　　但一年後的2018年3月，65歲的夏寶龍升任十三届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成爲「政協大管家」，躋身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
　　2019年6月以來，因爲側風波的爆發，困擾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一國兩制」良性運轉的，系列深層次矛盾爆發。外界因此認爲，無論是治港客觀需要，還是回應民衆關切，都需要對港澳官員進行「換血」。
　　根據最新人事變動，港澳辦組成是1名主任、6名副主任。「一副國，三正部」的髙規格配備背後，中央治港工作要進行全面改革的意圖十分明顯。
　　而此前駱惠寧接替王志民執掌香港中聯辦，已經開啓港澳系統換人的大幕。
　　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的三大機構之一，於1974年5月設立，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位於香港島的西環，因此，也有中聯辦對香港影響的「西環治港」一說。
　　駱惠寧出生於1954年10月，浙江義烏人。他早年在安徽工作，2010年接任青海省省長，2013年3月出任青海省委書記。2016年，接替王儒林擔任山西省委書記，2019年11月卸任。他是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補委員和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員。
　　赴香港任職之前，2019年12月28日，65歲的駱惠寧剛剛獲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除了2018年率領山西招商團隊到香港外，他的仕途大多與香港沒有關係。這與香港中聯辦過去多名主任的履歷不同。
　　對比夏寶龍與駱惠寧，有地方執政經驗和「老將」是兩人的共同標簽。兩人都是從一綫卸任至人大、政協後再「重披戰袍」。雖非港澳系統或外交系統出身，但有著多年的封疆大吏履歷，是具有主政一方的經驗的「老將」，夏寶龍執政過中國經濟大省浙江，駱惠寧在山西應對敗危機。
　　相較於以往港澳辦主任、中聯辦主任任職前更多的技術官僚色彩，他們兩人政治經驗更豐富、歷經更多考驗和錘煉，或許更擅長從整體結構來處理香港問題。有分析人士據此認爲，這或許是對於之前治港官員選拔的反思及調整。「技術官僚派繼續主導中央治港工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此次治港體系的全面調整爲標志，香港將進入一個政治家治港的新周期。」
　　2020年7月3日，備受關注的中國政府駐港國安公署負責人人選也水落石出。新華社報道，駐港國安公署的領導架構爲「一正兩副」，署長是鄭雁雄，副署長有兩人：李江舟、孫青野。
　　作爲中國政府駐港「第四機構」，首任署長鄭雁雄備受關注。
　　據公開資料，鄭雁雄是廣東汕頭市人，1963年8月生，在被任命爲駐港國安公署署長之前，曾歷任汕尾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等職。被任命爲國安公署副署長的李江舟，此前擔任公安部駐香港中聯辦替務聯絡部部長。有公開資料顯示，他在赴香港上任前曾擔任公安部港澳臺辦公室主任。目前尚未有孫青野的公開信息，外界猜測他（她）可能來自國家安全機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分析認爲，駐港國安公署「一正兩副」，兩位業務部門出身的副署長分別處理情報及其他專業性工作，這樣的分工顯示出公署既政治上過硬，社會公共關係和業務能力條件也滿足要求，更均衡合理。
（張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