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治安警察局日前在作出不容許「澳門民聯會」舉行「六四集會」的批示中，列舉了「民聯會」歷年舉辦的「六四集會」曾經標舉過的政治口號，並分門別類，具體指出這些口號分別違反了《刑法典》的「煽動以暴力變更已確立之制度罪」、「公開及詆毀罪」和「侵犯行使公共當局權力之法人罪」，並舉列了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亦即最高量刑標準。此外，還指出其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的善意原則。同時認為「民聯會」無法確保集會可以符合防疫要求。
　　其實，治安警察局所列舉的「民聯會」歷年在「六四集會」中所標舉的口號，其中有不少何止是單純的刑事誹謗那麼簡單，而是按照「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已經達到了危害國家安全，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及推翻國家憲政體制的層次，並為意圖釀成「顏色革命」製造輿論。
　　實際上，當年的「北京風波」，就是一場失敗了的「顏色革命」。在過程中，被其追隨者奉爲「顔色革命聖經」的《從獨裁到民主：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一書的作者，亦即「顏色革命」理論的發韌者——美國學者吉恩‧夏普，在該書的序言中就承認，他在整個「北京風波」期間，都在北京活動。這場帶有試驗性質的「顏色革命」雖然失敗了，但「顏色革命」的實踐並不善罷甘休。緊隨著在當年起，就爆發了「蘇東波」，柏林墻在同年倒塌，加速了東歐各共產黨執政國家的「變色」，同年底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天鵝絨革命」，與此同時羅馬尼亞發生了推翻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的「革命」。此後的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也成爲二十一世紀之初發生在多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顔色革命」的鋪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的格魯吉亞、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等多個國家先後都出現導致政府下台的「政治變革」。其中二零零三年的格魯吉亞變革被稱爲「玫瑰革命」、二零零四年的烏克蘭變革被稱爲「橙色革命」、二零零五年的吉爾吉斯斯坦變革被稱爲「檸檬色革命」。南斯拉夫也發生國土分裂及內戰。而二零一零年以來，發生在阿拉伯國家的所謂「阿拉伯之春」政治運動，也被認爲是「顔色革命」的延續。期間，在中國的「零八憲章」也「應運而生」，但其命運比當年的「北京風波」更不濟，還未形成「氣候」就夭折了。
　　脫離了西方殖民管治，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和澳門，也成為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戰場。他們充分利用兩個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特點，以「民主」的華麗外衣包裝「顏色革命」的內核。美國將在出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主任期間，支持陳水扁參選「總統」，從而發生了「政黨輪替」，因此在其離任時，陳水扁就向這位「親愛的朋友」頒贈大綬景星勛章，這是臺灣當局與美國「斷交」後，二十二年來第一次贈勛予「AIT」的官員；而在其出使吉爾吉斯期間，就透過美國民主基金會派駐吉爾吉斯的工作人員，大量印發夏普的這本書，就是在這種輿論的鼓動下，導致發生了「鬱金香革命」，亦即策動「顔色革命」的老手楊蘇棣，調任駐港澳總領事，很明顯就是意圖在港澳地區「照辦煮碗」，幷籍著港澳地區的「跳板」，將「顔色革命」推進到中國大陸去。
　　實際上，就在楊蘇棣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任內，香港特區成了多事之都。「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等花招層出不窮，後來又爆發了非法「占中」，許多行動都等有「顔色革命」的影子。楊蘇棣也曾試圖將其在吉爾吉斯的「經驗」推廣到澳門，曾經與澳門的「民主派」進行頻繁的接觸。這些，在「維基揭密」中都有披露。此後，澳門「民主派」所採用的一些手段，也隱隱約約地有著「顔色革命」的影子。
　　楊甦棣任滿離任後，美國又派遣夏千福出任駐港澳總領事。夏千福更是「顔色革命」的始祖，因為他是情報分析人員出身，就比較注意觀察分析、梳理歸納，因此就是以幕後指導、出謀獻策爲主，而較少直接出面。比如，他在臺灣工作期間，就對當時臺灣發生的一系列奪權及政治鬥爭，尤其是李登輝在民進黨支持及協助下，進行「修憲」，以「推動民主化」爲名，行「去中國化」的「獨台」爲實，而進行觀點提煉，將之稱爲「寧靜革命」（亦即推動民主革命無需經過暴力或武裝鬥爭，而是透過議會鬥爭或政黨輪替即能達到政權更迭之目的）。因此，在香港特區即將進行特首普選之際，美國國務院將他調來港澳任職，要他運用也是華人地區的臺灣的「寧靜革命」經驗，推廣到香港特首普選中去的意圖，就十分明顯。此後，香港特區發生的「反修例」系列暴力行為，就更是「文攻武鬥」兼備的「黃色革命」，其中在所謂「初選」中制定的政治綱領，就是要顛覆香港特區政權。
　　日前遭香港特區法院判刑的某「民主派」人物，在當年以「支聯會」的名義，給予那些學生無限量的物資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本來，在北京的各家大學就讀的學生，已經因疲勞及其他各種原因，紛紛回校，眼看就將形成「撤出廣場」。而其「及時地」送上的帳蓬和食物等，讓外地來京的學生和閒散人員，有了「駐守廣場」的誘因及物質保障，這就為解放軍清場造成障礙。
　　澳門由於愛國愛澳傳統深厚，外來勢力要在此推動「顏色革命」，不像其在香港那樣隨心所欲，但也沒有放棄。因而澳門發生的許多情況，如「民間公投」及鼓吹「自決」等，都有著跟隨香港的影子。而且更有著澳門自己的「特色」，就是曾經在台灣地區參加過民進黨外圍團體以至「小英青年軍」活動的人物，將民進黨的某些「鬥爭技巧」摻入其中。可以說，「包括立法會」就是一次大型的「顏色革命」預演；而高呼打倒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口號，就不但是要顛覆澳門特區政府，而且把矛頭指向中央人民政府。
　　誠然，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澳門特區確實是擁有言論自由，但正如「高度自治」並不等於是「完全自治」那樣，言論自由也是有界線的，不能散播意圖顛覆國家政權、推翻國家憲政體制、破壞中央和特區關係的言論，不能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這就如行使言論自由不能誹謗詆毀他人，損害其聲譽權一樣。
　　實際上，即使是被澳門「民主派」視為「聖經」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規定，公民在享受的集會權利，也受到「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會中爲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而國家安全是被擺在第一位的。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教授在香港報章撰文指出，香港「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有政治顛覆性，存在違憲違法之嚴重嫌疑，呼籲該會刪除有關綱領，否則，港府應取締其社團資格。而澳門「民聯會」每年舉行的「六四集會」，也叫著同樣的口號。不知道，「民聯會」是否有依法向特區政府相關機構登記註冊？如法案是否定的，那就是不合法團體。而不合法團體進行違法活動，就是「罪加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