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全國人大會議3月11日表決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後，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30日全票通過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行政長官的産生辦法》及《立法會的産生辦法和表決程序》。此外，新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將首設「召集人」制度。
　　這旋即引發全球輿論高度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勇接受新華社採訪時稱，這兩個修訂草案的通過，標誌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據憲法權力、在國家層面、採用「決定+修法」的方式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立法工作順利完成，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是香港本地立法。
　　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香港特首的産生法會的構成，均將發生重大變化。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敲定的改革細節，選委會新增「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區議員不再納入；立法會選舉則採取「432」方案，議員人數由原來的70席增至90席，即選委會占40席、功能界別占30席、分區直選占20席。
　　特首選舉方面，選委會人數由原來的1200人增至1500人，組成由原來的四大界別擴大到五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每届任期五年。以往被視為泛民主派票倉的界別，亦有較大變動。例如選委會第二界別中，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原本各有30席，修改後只剩下教育界30席，社會福利界也由60席減至30席。
　　而立法會參選人，不僅要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還需在選委會五個界別均獲得支持。也就是說，泛民主派日後若參加立法會選舉，需要得到中央支持或至少不反對。
　　外界評論認為，這將系統性重塑香港政治體系，也標誌著以「愛國者治港」為核心的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正式落地，香港政治秩序將自此進入由中央和港府主導的新時代。
　　新設三道「安全閥」
　　兩個新修訂附件通過當天，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爭取4月中提交本地選舉相關法例的條例草案讓立法會審議，冀5月底可三讀通過，6月進行選民登記，9月舉行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12月舉行第七届立法會選舉，以及2022年3月舉行特首選舉。推遲1年有餘的香港立法會選舉、2022年香港特首選舉，將在新的制度框架下運行。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晨在大會首次全體會議上，就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草案作出說明。他前後十多次提及「愛國」，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總體要求，也是「從制度機制上全面貫徹、體現和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確保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力量手中」。
　　觀察人士分析稱，此即「愛國者治港」的要義。因為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核心目的，歸根結底是要解決香港的管治權力掌握在誰的手中的問題。為了確保權力棠握在讓中央可以信賴的愛國者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設符了三道「安全閥」。
　　第一道「安全閥」，就是資格審查。在修訂後的選舉改革條款中，設有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行政長官、立法會及選委會參選人，是否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而根據張勇介紹，在廣泛徵求意見過程中，內地和香港很多人士都曾建議，選舉制度應設置「安全閥」，以阻止反中亂港分子通過選舉制進入政權機關禍亂香港，確保香港特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全國人大高度重視這項建議，所以設立了資格審查委員會。
　　在附件一第八條以及附件二第五條，均明確規定，無論是選舉委員會委員、行政長官候選人，還是立法會議員候選人，都必須通過資格審查。而且，對於選委會委員以及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認定，香港國安委被賦予了一票否決的權力，並且「不得提起訴訟」。
　　香港國安委分別由行政長官及保安司長擔任主席和副主席，行政法務司長、警察總局長、特首辦主任也是委員之一，相當於委員全部都是政府官員。此外，中央還指派了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咨詢意見」，該職務目前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擔任。
　　這樣一來，完全可以把中央認定的「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香港治理框架之外。
　　針對此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稍早前曾向媒體解釋，「並非所有參選人都要經國安處審查，是有懷疑才會去做」，並稱只有特區主要官員適合擔任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但特首不會出任。
　　她在接受採訪時說，「要確保有關人士公正、無利益衝突、無政治考慮、不怕被人起底制裁，亦要得到中央信任……只有獲得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適合扭任資委會成員。」
　　第二道「安全閥」，是通過立法確保選委會完全常握在建制力量手中，以消除香港特首選舉的政治風險和不確定性。
　　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奪得區議會主導權，建制派喪失區議會話語權。如果特首選舉沿襲舊制，一且泛民在區議會選舉中獲勝，就將手握2022年特首選舉117個選委「鐵票」，以及下届立法會至少1席「當然委員」。如果他們聯合其他選舉委員，可以直接提名泛民主派參選行政長官，甚至不排除有機會衝擊香港特首選舉。
　　因此，此次北京改革了香港選委會的構成，將選委會成員從1200人擴充為1500人，並取消了在其看來已高度泛政治化的區議員選委會席位，同時增加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性團體香港代表席位，針對性十分明顯。
　　特別是針對特首選舉，還上了「雙保險」。特首候選人提名人數由原來的150名選委會委員提升到188名的同時，要求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須不少於15名。考慮到有些界別，像新增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完全足建制派主導，泛民參選人很難獲得符合要求的選委會委員提名。
　　第三道「安全閥」，是確保香港立法會的權力也掌握在建制力量手中。
　　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建制派長期占據立法會過半席位。但2019年修例風波後，在區議會選舉獲勝的泛民和本土派提出「35+」的奪取立法會目標，直接危及建制派的主導權。今次選舉制度改革前，香港立法會共設議席70席，地區直選以及功能組別議員各占35席。
　　對此，北京也進行了針對性的改革——將香港立法會議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議席分配上採取「432方案」：即選舉委員會功能界別40席，傳統功能界別30席，地區直選20席。其中，泛民主派占優的地以直選由35席直接減至20席，另外70席則完全山建制力量掌握。這些操作，將使得建制力量在立法會具備多數優勢，擁有更大的主導權。
　　此外，新修改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規定，選舉委員會設召集人制度，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擔任總召集人，「負責必要時召集選舉委員會會議，辦理有關事宜」。而符合條件，「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目前只有曾任香港特首的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
　　針對新增設的這一制度，林鄭月娥表示，只有遇上罕有及無法處理的情況才會啓用，她形容這是「非常時期、非常手段」，甚至屬於「兜底」條款，「會先由行政長官向中央提交報告，如果中央無其他手段解決，就會啓動召集人制度。」
　　她亦透露，「由於有關制度屈於中央權力，本地立法不包括在內，所以在將來的法律中，不會見到召集人制度。」
　　重塑香港政治體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受訪時表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運用憲法權力，從國家層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為了鞏固香港特區憲制基礎，彌補選舉制度漏洞，提高管治效能。他還指出，此舉更有利於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落實行政主導體制。
　　他具體解釋，近些年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運作，出現了偏離甚至損害「一國兩制」根本宗宵的苗頭和迹象，特別是反中亂港勢力利用選舉制度漏洞進入特區政權機關，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構成了重大現實威脅，中央有權力、有責任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使「一國兩制」實踐重回正軌並行穩致遠。
　　「在任何國家和地區，在任何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下，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要確保選舉出來的管治者必須是愛國者。」張勇說。而完善選舉制度最直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彌補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和缺陷，確保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信任的堅定的愛國者擔任；確保愛國愛港力量 在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中穩定地占據壓倒性優勢；確保反中亂港勢力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進入特區政權機關，進而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堅實穩固、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
　　張勇提到，早在30多年前香港《基本法》起草時就明確提出，香港特區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為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近些年來，特區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長期對立、立法會內鬥無為、社會管治效能下降、民主發展停滯不前。
　　因此，他說，有必要採取措施完善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特別是選舉制度，改善治理體系，逐步提升特區整體管治水平，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從根本上解決香港長期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同時適時推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為最終實現普選目標作準備、打基礎，以皮政善治達至長治久安。
　　此番改革後，香港管治秩序勢必發生重要變化。起碼在憲制層面，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將大幅强化，而港府的行政主導權得以坐實。這既不同於中國內地，也不是許多港人期待的西方式選舉民主。
　　因為在資格審查前提下，相信本土派已很難參選，而泛民主派的路綫亦要有所改變，未來可能只有溫和或傾向中間路綫的泛民主派才有資格參選。另一方面，在改革中貌似漁人得利的建制派，其實處境同樣面臨挑戰。
　　有一種看法就認為，建制派過去淪為「舉手機器」，但屮央不希望只看到「橡皮圖章」，而是希望更有能力的愛國者能取而代之，更支持有能力解決香港問題的從政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甚至公開聲稱不要「忠誠的廢物」，一度引發軒然大波。
　　事實上，香港選委會歷來是建制派占據主導權，只不過近年來面臨來自泛民和本土派的挑戰，讓政治版圖一度成三分天下，存在某種不確定性。不過，隨著新修訂的兩個文件的實施，香港政治版圖恐將出現大變。
　　2014年之前，香港政治版圖以建制派及泛民主派為主導。例如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取得26席議席，建制派則取得43席，中間派只取得1席。這淸晰反映出，泛民主派及建制派雙方共同主導議會，中間派或本土派不受港人支持。
　　但自2014年「占中」事件後，香港本土派逐漸抬頭，一些青年人組成新政黨，例如青年新政及本土民主前綫等。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本土派派出55位政治素人參選，最終8人成功當選，更有政治素人擊敗當時連任5届的民建聯鐘樹根等人，顯示本土派勢力進一步擴張。
　　及至2016年立法會選舉，在70席立法會議席中，本土派取得6席，泛民主派取得23席，建制派取得40席，中立派維持1席。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取得的議席均有所減少，而本土派成功打破泛民主派及建制派維持多年的4:6平衡，成為主流之一。由此，香港政治版圖開始出現轉變。
　　2019年6月，香港爆發「修例風波」。支持港府的建制派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大敗，泛民主派及本土派成功在452個民選議席中取得389席，首次取得全港整體過半數議席。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失去17區區議會的話語權、117個特首選委議席及1席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席位。
　　「修例風波」影響甚廣。4月9日，新華社援引香港律政司保安局資料稱，自2019年6月9日至2021年2月28日，警方在「修例風波」中共拘捕10,242人，其中2,521人已經或正在進行司法程序，約720人被控暴動罪，其餘人被控非法集結、縱火、侮辱國旗等罪行。其中，有26名在職公務員因涉嫌參與有關非法活動被捕，目前正接受警方調查或正被起訴，全部人員已被停職。
　　鑒於上述情況，外界普遍認為，泛民主派及本土派很可能在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議席。此後，港府稱因疫情影響，2020年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舉行。
　　而疫情期間的這一年間，也並不平靜。為避免建制派漁人得利，泛民主派聯合本土派，決定舉行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協調兩派參選立法會議員的人選。但在2021年1月，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了55名參與並協調初選的人士，並在2月檢控其中47人，指相關人士涉「顛覆國家政權罪」。
　　全國兩會閉幕後，國務院港澳辦3月12日在北京召開記者會，講解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在開場白中，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指，這是繼202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出臺後一大舉措，亦是連續兩年中央作出的重大決定，充分體現中央髙度重視香港。
　　對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社會關心是否代表「一國兩制」變形，亦關心泛民主派今後的處境。張曉明回應，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為完善「一國兩制」的體制，不存在改變「一國兩制」的問題。其次，張曉明表示，北京的愛國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並强調反中亂港者和泛民主派不能劃上等號，泛民中也有愛國者。他相信完善制度後香港立法會的代表將更廣泛，可以聽到不同聲音，亦會存在批評港府的聲音，只是不會再見到表演宣誓和「拉布」的人。
　　當天的發布會現場，張曉明還回應了外媒「怎麽判斷誰愛國誰不愛國」的問題。他說，關於愛國者的標準，鄧小平同志曾經有過經典論述，即「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而這三句話，仍然是今天判斷一個人愛不愛國的基本準則。
　　「碎片化」政治或是改革緣起
　　隨著外界對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高度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樊鵬發表於2016年第2期《文化縱橫》的一篇舊文，再度引發輿論關注。這篇文章，詳細分析了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一些深層次原因。
　　樊鵬認為，過去一個時期，香港湧現出越來越廣泛的「否決玩家」，導致香港政治和行政體制日益碎片化，最後演變為一個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有足够權力做出重大決策的體制。而遍布「否決玩家」的碎片化政治導致的消極後果，恐怕正是香港問題的要害，也是此次改革香港選舉細度的深層原因。
　　文章分析，過去一段時期，「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為香港開啓了朝向開放、民主的政治實踐，但與此同時，香港也由一個政治和行政統合性極强的體制，蛻變為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多領域、體制內外遍布「否決玩家」的碎片化體制。
　　這種情況下，以選舉機制和社會動員為基礎，少數擁有組織和動員能量的「否決玩家」式政治參與取代了傳統「行政吸納」模式和咨詢政治，成為影響香港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最大變量，産生了一系列消極後果。
　　其一，重大施政難以落實，影響社會發展。
　　以著名的西九龍文化功能區建設項目為例，1998年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就宣布「西九龍文化區計劃」，儘管該計劃是促進香港長遠發展的一項戰略投資，但歷經十年，兩届政府無所作為。2013年，行政長官梁振英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大綱》，計劃得以啓動，但2016年仍有議員提出質疑，並提出新增文化建設項目，若得通過，規劃要大幅改變，且需啓動漫長的咨詢及評估，將直接影響文化區落成進度。
　　其二，現有體制有利强勢利益集團，乘機綁架決策。
　　根據「否決玩家」理論，如果缺乏强力的憲制框架和有效的政治權威對「否決玩家」進行約束和規制，就會加劇少數玩家與社會大衆之間的利益分歧和觀念衝突，演變成為少數玩家主導的碎片化體制。政治過程和經濟社會政策也隨之淪為少數社會强勢利益集團所主導，政治體制進而處於失衡狀態，其合法性隨時面臨社會大衆的挑戰。
　　在貌似多元的參與結構下，强勢商業利益集團往往是鍛大的贏家，他們既可以避免西方民主國家因民主選舉産生的「福利擴張」累及工商業的風險，又可以利用多重否決者來遊說，反對那些侵害本集團商業利益的施政計劃。在香港的土地政策、公屋興建滯後等現象背後，均能看到社會强勢利益集團的影子，他們通過各種政治紐帶和廣泛遊說參與到政治遊戲中來。
　　其三，社會保障建設滯後，權威與責任缺失使矛頭指向中央。
　　201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相比於其他經濟體，過去30年香港的貧富差距惡化程度顯得尤為突出。就人均收入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體之一，而就家庭收入不平等狀況而言，它卻是世界上最糟糕經濟體之一，且情況還在不斷惡化。
　　據香港大學周永新教授對香港貧困狀況的最新研究，目前香港40%的勞動力即約為130萬的人口可以歸人「新貧窮人口」（月人1萬到2萬港幣之間），而4年前這個數字是100萬，這總味著越來越多的香港大學生，一出校門就要邁進貧窮的行列。
　　與日益嚴重的社會分配惡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保障建設的滯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香港放弃了擴展公屋計劃，住房問題成為香港敁大的民生之艱。包括綜援在內的社會保障水準，近年來的相對水平也呈現下降趨勢，人口老齡化也對社會保障建設提出了嚴峻考驗。港府至今沒有發展出一套覆蓋面廣泛、保障能力充足的社會保障體系，儘管前特首梁振英已經釋放了「適度有為」的哲學來替代「積極不干預主義」，但並未拿出實質性的發展規劃。
　　文章總結稱，表面看香港市民的政治訴求壓倒一切，但實際上整體福利需求有增無減，這與過去香港市民「各掃門前雪」、對政府無所期待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中央和港府僅僅著眼於處理香港的民主訴求，而忽略了大衆的社會保障訴求，將對香港的社會結構造成進一步損害，進而危及更長遠的穩定。
　　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新近發布的「香港社會發展指數2020」報告，顯示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發展持續失衡。在科技及國際化等領域的分類指數高速增長的同時，民生相關指數卻發展緩慢甚至出現了倒退迹象。這意味著，香港雖然經濟發展整體上揚，但部分港人生活質量卻每況愈下。
　　加上接連遭遇2019年修例風波和2020年疫情衝擊，香港民生及經濟問題急速惡化，港人困境如雪上加霜。數據顯示，香港經濟在2020年全年合計收縮達6.1%，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表明香港正面對自1997年回歸以來重大的經濟危機。
　　鑒於此，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問題除了包括亟待解決的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之外，還包括更為基礎、事關長遠穩定的深層次矛盾。中央治港團隊如若不能在解決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之後，儘早下大力氣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香港將始終難以真正回歸穩定。
　　如果能够通過改革後的施政來解決港人普遍關切的深層次矛盾，讓年輕人有更多更公平的上升空間，讓廣大中低收入群體不再被生活窘境壓得喘不過氣，讓港人看到過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希望，才可能消除他們的不信任情絡，最終贏得人心。
　　而事實上，自2019年6月「修例風波」以來，中央在涉港問題頻繁强勢出手的同時，也罕見地反復强調，要推動解決香港經濟民生領域的深層次矛盾。
　　例如，2019年底林鄭月娥進京述職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强明確要求林鄭月娥「加緊研究解決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今年1月27日，李克强以視頻連線形式聽取林鄭月娥述職時再度强調，希望港府「積極回應市民最迫切的需求，下大力氣做好民生改善工作」。
　　2月5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新春講話，談及對於香港未來的四個判斷，其中就包括「拿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逐步破解就業、收入、土地、房屋、醫療等重大民生問題，解決影響廣大市民生活的深層次矛盾」。2月22日，身兼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談到「愛國者治港」時，提及番港選舉制度修改的一個原則是行政主導，提升施政效能，「從而把各方面力量匯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
　　作為分管香港事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亦曾多次强調，港府應積極及主動解決一系列深層次矛盾。2020年，韓正指出，當香港恢復社會穩定，即「修例風波」平息後，港府應集中精力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在接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時，除了重點談及此次「兩會」主要涉港議程香港選舉制度修改之外，還向委員代表喊話，要求他們支持港府解決經濟民生領域的深層次問題。
　　比如，住房問題。現時香港住房問題非常嚴重，已連續11年蟬聯全球最難負擔的房地産市場榜首，樓價中位數對家庭入息中位數比率高達20.7倍，即港人不吃不喝20.7年才能買得起一個住宅單位。
　　韓正表示，香港住房問題有其歷史和發展過程，「解決這個問題，難度是很大，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如果一直就這樣，沒有、也形不成共識，也沒有（解決）辦法，一有辦法就在立法會『拉布』，最後損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在3月7日央視放出的畫面中，韓正這樣說。一句「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可謂意味深長。
　　韓正還表示，香港的金融中心是香港的驕傲和優勢，「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國家會全力以赴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和創科中心的發展。
　　但長期以來，港府在解決深層次矛盾方而一直不得人心，總被詬病為小修小補。而近日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最新失業數字，顯示這個問題已刻不容緩。
　　香港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的失業率達7.2%，不但上升0.2%，更創2004年以來新高，而就業不足率上升0.2%至4%，更是2003年SARS疫情後的高位。外界預料，由於香港疫情仍未完全受控，香港失業率的數字仍會進一步上升。
　　3月9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鄭永年接受鳳凰網採訪時表示，愛國者不能只是表態，更重要的是能力，期望修改制度後能集中處理香港深層次矛盾，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民生問題。
　　「香港各種力量都太政治化，無人真正談論解決香港問題，又指要培養愛國者，嬰先解決民生問題。」鄭永表示，房地産對香港人來說是非常茁耍的一環，但多年來各種力量都在政治化。香港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的住房計劃（「85000建屋目標」）是好的，同時也提出了發展科技的政策。
　　不過他認為，這些政策「一到實施起來，又馬上政治化了」，好像變成意識形態之爭。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最初想學新加坡，鄭永年指她的「思路不錯」，但實施起來「其他的既得利益者又反對」。
　　香港的另一結構性問題是經濟結構失衡，金融業難讓大部分市民受益，而專業服務業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雖然也有優勢，卻因人口限制沒有發展空間。
　　鄭永年說，無論香港金融、專業服務業發展，還是香港住房問題，「如果能放到整個大灣區裏面來解決，這並不難」。
　　不少人認為可以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一切問題，但鄭永年指，「政治在很多方面是製造麻煩的」。他認為要適可而止，並指出要培養愛國者，就要解決他們的民生問題。
　　鄭永年引用新加坡為例，表示讓老百姓成為國家的利益相關者，就自然會愛國。他說，新加坡八成人民都住在組屋，「如果站家每戶每人都擁有組屋的話，他就愛新加坡了嘛」。
　　此外，鄭永年還指出，香港與大灣區的融合並沒有做好，主要是人心問題和交流問題。他表示，在「後真相時代」，香港與內地隔閡很深。他希望，在大灣區工作的香港人多講一點故事，少講一點意識形態；少說一點口號，多講是怎樣在這邊創業成功的。
　　鄭永年還認為，香港社會的分裂是因為沒有共識，如果大家放弃某種政治偏見，在「一國」的法律構架下，實事求是地看香港面臨的具體問題，取得共識要容易得多。
（張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