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那年，懷揣廣州中醫學院錄取通知書，我搭上從家鄉漢壽出發的船，前往長沙。
　　父親一路送我。抵達湘江碼頭時已凌晨一點，我們不知去哪，也無處可去，兩人在碼頭上坐到天明。
　　天光熹微，我們一路步行經過五一路、韶山路，到長沙火車站買上一張火車票。父親目送我坐上了最早那班開往廣州的列車。
　　這趟列車載著我走向一個全新的世界，開啓一個個人生夢想。
　　我的家鄉是湖南。我是喝著家鄉的水長大的。從沅水到湘江，從湘江到珠江，再從香江到濠江……無論行至何處，無論成就如何，始終忘不了的，是家鄉的水，家鄉的情，和家鄉的根。
　　於我來說，我的家鄉是我成長永恒的起點。無論走得多遠，家鄉的山水和文化孕育了我的一切。在接近科學和從事醫學之路上，我的幾位恩師也讓我在人生不同階段有著終生難忘的受益。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的今天。
　　在我的中學時代，最令我難忘的是數學老師劉喜珍。
　　20世紀70年代初，因爲特殊原因高考中斷，迷茫的時候，我記得劉老師始終鼓勵我們說：不管在什麽條件下，你們有機會就一定要好好讀書，學的知識總是會有用的。
　　中學時代，十幾歲的我們都很調皮，打打鬧鬧，但劉老師待我們特別好。他們夫婦倆當時住在學校裏，我們經常會去老師家吃飯。那時物質條件差，能吃得上的就是紅薯，菜也沒有，我們就經常去她家吃腌辣椒拌紅薯。
　　她的孩子比我們小八九歲，對我們來說，劉老師既是我們的老師，更像是我們的家長——對待我們像對待自己的弟弟妹妹或兒女一樣。
　　1974年，16歲高中畢業，我在湖南常德漢壽縣當赤脚醫生。在當醫生之前，大隊把我送到百祿橋公社衛生院培訓了半年。在這裏，我遇到了醫者路上的啓蒙老師：賈醫生夫婦。
　　他們是由湖南醫學院下放到漢壽的衛生院。我跟著從事內科的賈醫生學臨床，他待我很好。當時的鄉村衛生院條件很差，沒有其他多的工作人員，賈醫生夫婦都是親自打掃衛生。我每天早晨都暗自下決心比他們起得更早一些，做完公共衛生後，等著老師來，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對老師的感謝。
　　半年後，我的赤脚醫生生涯開始了。兩年間，走村串戶給群衆治病，18歲時我被評爲全縣赤脚醫生標兵，在1975年秋被推薦上常德衛校。
　　在讀衛校的這兩年，我遇到了另一位啓蒙老師，郭老師。
　　當時我在桃源縣人民醫院實習，床位不足，病人多的時候直接占滿了走廊。遇到有些病人在鄉下，我們需要去接病人——有時是三更半夜，需要翻山越嶺，花上幾個小時到鄉下才把病人接到醫院，然後立即送上手術臺。
　　那時郭老師帶著我做臨床工作，手把手地教。由於還沒有等到高考恢復的消息，我以爲人生就只有這兩年的學習機會，於是恨不得爭分奪秒地抓住一切時間學習。有時做完手術，有了一點空閑時間，我就跑到門診大樓的過道上，借著走廊上的燈光讀書。
　　這樣的日日夜夜，是人生最難忘的兩年時光。即使在讀大學、念研究生，以及留學後，我也時常會回想起，在桃源縣人民醫院的昏黃燈光下的夜晚。
　　1977年，高考恢復的消息來得突然又意外，我們感到驚喜却又有點措手不及——要準備高考，連復習的書都沒有。
　　我找到中學數學老師劉喜珍，劉老師把全套的書找出來給我，讓我好好準備。兩個月後，我走進高考考場。分數出來，達到了錄取要求，我報考了湖南醫學院，想學西醫，沒想到的是却被廣州中醫學院提前錄取，由此走上了中醫道路。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潤澤了神州大地，帶來了我國科技的全面復蘇。當時我們學校的一位教授王建華被選中參加全國的科學大會，回來的時候身上戴著大紅花。當時我們是大學生，看到這位風度翩翩、學識淵博的教授，心生敬佩。
　　王老是西醫出身，後學習中醫研究中醫，在醫學領域很有建樹。大學還未畢業，我提前考取了碩士研究生，並終於有機會拜王教授爲導師，後來繼續在他的門下攻讀博士研究生。
　　對我來說，能受到恩師王老的栽培，受益匪淺。王老嚴謹治學的科學態度，持之以恒、矢志不渝的科學精神與意志，以及運用現代科學從事中西醫結合研究的創新方法和科學思想，給了我對於中西醫結合科學研究的啓蒙。我的很多學術理念、思想和精神的源泉，都是從王老師身上汲取的。
　　我深深記得王老跟我們講課時强調，科學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嚴謹，即使可以下十分的結論，也僅下七八分爲宜。他教導學生要謙遜，忌驕傲，保持科學嚴謹，不能講「過頭」的話。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就讀期間，鄧鐵濤教授也是我的老師和前輩。至今，我一直牢牢記著鄧老的教導。鄧老特別强調中醫藥的思想要牢，中醫藥的功底要厚，中醫的生命力就在於臨床，所以一定要用扎實的本領做好臨床。鄧老的學術的思想，一直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從 1978 年 2 月來到廣州中醫藥大學，在這裏我度過了人生難忘的 22 年。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我在這裏汲取了科學的營養，成爲一名教書育人、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我始終感恩母校和恩師們引領我進入中醫藥的知識聖殿，從此對中醫藥的發展信心滿懷，找到了人生方向與努力目標。
　　2000年，香港浸會大學通過香港「輸入內地優秀人才計劃」，邀請我到學校創立中醫藥學院；2011年，我擔任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兼任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2013年1月起接任校長至今。
　　也有人問我，如何權衡醫生、學者和校長這三者身份？對我來說，做醫生是我的職業，做研究是我的興趣，做校長是我的責任。
　　我從16歲就開始學醫，醫生是我一輩子的職業，如今我每周都有出診，如果因爲別的工作原因和出診時間衝突了，那麽我也一定會用其他的時間把出診安排補回來。我始終謹記學醫路上恩師們的教誨，從醫路上堅守本心。
　　作爲一名校長，我認爲培養人才是一所大學的重要使命。澳門回歸20年，「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一個重要的標誌是教育——培養了具有家國情懷、愛國愛澳的優秀人才。這是我們的教育核心價值和辦學的根本方向。
　　我們需要激發年輕人的想像力，對科學研究來講，想像力是他能保持長期的、持續的興趣的關鍵。同時，我們要注重對學生在科學研究設計與方法方面的引導和培養，特別是對青年學生的創造力要進行很好的培育和激發。
　　作爲一名學者，我認爲研究本身是一種愉悅，無論拿不拿獎，都是愉悅。我常對學生說，要帶著愉悅的心情做研究，儘管科研之路肯定有許多失敗，但在一次次失敗中總結經驗直至成功，便能收穫極大的愉悅。
　　如果要說做科研有什麽秘訣，我想有一點：一定要有持之以恒、堅韌不拔的意念。當我的學生做實驗遇到失敗時，我很少批評，更多是勉勵他們；我也常告誡學生成功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能驕傲。
　　我想，這種風格可能與湖南人的性格相關，湖南人特別堅忍勤奮，家家戶戶的父母都告誡孩子要好好讀書，而且要低調不張揚，「滿罐子水不響，半罐子水晃蕩」。
　　而說到我與湖南的合作，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建立——當時我就跟湖南正清制藥集團開展合作，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比如開發出的抗風濕藥物——正清風痛寧系列産品得到廣泛應用，其中正清風痛寧緩釋片進入國家醫保和基本藥物目錄，年産值數億元；合作的項目「抗關節炎中藥製劑質量控制與藥效評價方法的創新及産品開發」，獲得2012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湖南人非常之勤勞，不張揚，默默努力，也不驕傲，與此同時敢爲人先，這形成了湖南精神文化的特質，一代代沉澱下來，便成爲時代創新的一種內在驅動力。
　　湖南的山水養育了我，血液裏不變的是湖南基因。家鄉的情不能忘，無論走到哪里，人生的列車行駛過多少站臺，我的心始終緊緊牽系著家鄉的根——回望，它是我人生出發的起點，也是我回望時永恒不變的站臺。
（劉良／口述、黃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