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中的直選及間選的組織提名委員會確認申請程序，於昨日結束。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共收到二十七份申請，其中直選佔二十二份，間選佔五份。直選有六份申請已獲確認，另有二份放棄參選。按照《立法會選舉法》規定，組織提名委員會的確認申請期限屆滿後，除獲選管會通知作出彌補缺陷者，不得就已提交的提名委員會成員名單進行補充或替補。如所提交的申請不符合規定的要件，選管會將在明日或之前通知相關提名委員會受託人，在五日內彌補存在的缺陷，逾時不作彌補者將被拒絕證明。同時，選管會將最遲於六月二十四日，就證明或拒絕證明提名委員會合法存在作出決定。
　　立法會選舉的直選部分，大致上分為三大板塊：一是以博彩業商人為主的建制派團體，二是以基層愛國愛澳團體為主的建制派團體，當然在這兩者之間或會有重疊現象；三是反對派團體，其中又有以凸顯政治訴求為主及著重於群體利益訴求的分野。
　　對於建制派隊伍的參選動向，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今年三月十五日在澳門中聯辦舉行的全國「兩會」精神傳達會上呼籲，愛國陣營要「充分」按照中聯辦協調、部署，將本地愛國最優秀力量集中，發揮優勢。他還告誡新要湧現的組別要「審慎考慮」參選，不要打無把握的仗，以免浪費選票。
　　何厚鏵副主席的肺腑之言，似乎是已經感召了基本上能夠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的傳統愛國社團。實際上，雖然各參選團體的候選人「布陣」，都還是處於高度保密以至「諜對諜」的階段，但從若干已經「洩露」主要參選人情況的社團看，某些團體確實是一方面要扶持新人，讓其「經風雨見世面」，接地氣地接受實際鍛煉，而不是躲在象牙堆中作政策研究——這當然正是許多國家地區扶持新人的路線；另一方面，似乎更替了個別年齡相對較高者，或是自己強行出選，卻形成「劣幣驅逐良幣」效應者，因而趁此機會進行調整、矯正。
　　在選管會開始接受直選及間選的組織提名委員會確認申請時，有幾個團體「搶飲頭啖湯」地呈交提名委員會成員名單以申請確認。當時筆者就分析認為，過早宣佈參選，可能會暴露自己的實力和參選策略，被其競爭對手設法破解。廣東俗語曰：「一桶水唔會晃，半桶水先會晃」，有實力者往往是到最後期限才「出招」。當然，也不排除是要籍此達到其他的一些目的，用以交換利益。
　　果然，最先遞表的組合，後來有兩個較具「標誌性」者宣布撤回提名表了。其中的一個，選管會已經核實了簽署名單，亦即是具有了可以提名參選人的資格；另一個組合正由選管會核簽名名單。他們的撤回，是否其已達成其預定的「交換利益」之目標？或是受到內外「壓力」？——社會上有不少傳言，有說是其老闆也要參選，因而作為「打工仔」，為「稻粱謀」而必須放棄參選的；也有說是觸動了主流鄉族團體的整體參選部署利益，在道德甚至政治組織勸說下，顧全大局打退堂鼓的。
　　其實，即使是在建制派的基層團體中，也大致上分為三個板塊。一是本土型的傳統愛國陣營，二是來自於福建省的「新澳門人」，三是來自於廣東省的「新澳門人」。何厚鏵副主席此前所言，可能就主要是針對這「三足鼎立」之態，擔心將會造成互搶選票態勢，可能會有意無意間形成惡性競爭，致使愛國社團未能奪得應有的勝利戰績而言。
　　本土傳統愛國社團「根正苗紅」，遵守紀律及顧全大局意識較強。但惟其如此，也有「盲目遵命」的時候。一九八四年他們首次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時，並沒有從中英兩國已經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明確中國政府將會恢復對面香港行使主權，並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吸取政治營養及智慧，反而要為他們曾經在「一二三事件」中的鬥爭對象，及一九八零年「變相澳獨事件」的批判對象，「抬轎子吹喇叭」，將他們重新「扶上馬」，與中央政府也將收回澳門並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背道而馳。直到一九九二年，才發現這個「為他人作嫁衣裳」大動作之極度荒謬，因而分拆「聯合」，另組真正能夠契合「當家作主，澳人治澳」精神的參選組合出戰，白白耽誤了兩屆共八年的寶貴時間。
　　至於鄉族團體部分，則分為廣東省和福建省兩大陣營。本來，在當代移民史上，廣東省早於及優於福建省。一九七九年習仲勳經過對「大逃港」的調查作出決策，批准在港澳有親屬關係，尤其是在「文革」中因此而遭受過政治迫害的廣東省居民，經法定手續申請前往港澳定居。這也正是一九七九年春夏之間，突然有數萬廣東居民申請到澳門定居的背景原因。
　　這個情況，讓與廣東省有「瑜亮情結」的福建省予以效尤。但卻不象廣東省那樣，一定要有親屬在港澳才予以批准，而是只要持有一封在港澳寄出的「信函」，不管真偽都給予批准。因而澳門有數萬並沒有親友依靠，也不懂當地語言的人士，無法像來自廣東省的「同道人」那樣迅速融入社會，只能輾轉到同操閩南語系的台灣地區以至新加坡、泰國等地「搵食」，然後再回澳門。
　　這些「新澳門人」尤其是來自廣東省者，抬高澳門房租，壓低澳門原居民工資，給本地老工人造成壓力，因而批評他們是「社會主義逃兵」。再加上本地某些自詡「才子」的「井底蛙」，眼看到那些五六十年代從北大等高等學府畢業者，奪了自己「光芒」，「武大郎開店」心態總爆發，也使用了類似「文革」的方式進行排擠、批鬥，從而讓他們產生逆反心理。因而在一九八四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都主動支持何思謙，四年後更是拿下三席，而且無論是得票數還是得票率都高於組織嚴密的「聯合」。除了是華人天主教友之外，內地來澳知識份子就是重要盟軍。實際上，一九八八年排位第三當選的汪長南，就是典型的「外流人才」，其父親汪德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前，是台灣當局派駐萬國郵政聯盟的「代表」。其同父異母的妹妹汪長詩，嫁給蔣介石的孫子蔣孝武。汪德官曾受香港新華社台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之托，將當地政府修葺一新的慈溪蔣家故居等影像資料轉交蔣經國先生，蔣經國先生看後感概說，「共產黨的情我領了」，從而為推動兩岸開放踢了臨門一腳。
　　但以省籍鄉親組團參選，卻是福建省鄉親走在前面。當時兩位同是新四軍及華野/三野出身的省級領導人梁靈光和項南，在港澳投資競爭中暗中「較勁」，廣東省因為得各方面條件而優先；但在政治競爭方面，廣東省則明顯落後於福建省。不過，首戰因為輕敵大意，老神在在，讓某商人以「不規則」手段搶走鄉親選票，而告飲恨。四年後吸取教訓調整策略，奪回真正的「票王」。
　　相對於福建省鄉親的較為步調一致，廣東省鄉親則較為分散。開始時有部分地級及縣級同鄉會的選票，支持本土傳統愛國社團。但後來也給發生了「福建化」的變化，因為以江門同鄉會為依托的參選團體，與以「廣府人」或「珠璣巷」為號召的團體關係密切，因而後來幾乎所有澳門的廣東省各縣市同鄉會，都轉而支持以江門同鄉會為主的參選團體，亦即不再支持本土愛國愛澳社團。建制派參選團體的本土、福建、廣東「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據說，某個鄉親團體，在「一分為二」之後，今年將「合二而一」，這是打「穩陣波」。因為如果只是求二席的話，按照「改良漢狄比例法」，就不應為第三席「稻粱謀」。這樣就可防止出現因為配票失準，而導致「有人飽死」，浪費選票，「有人餓死」，就差那麼幾百票而飲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