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上) 林昶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即重視在港澳地區開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環境,進行革命鬥爭。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很早就開始關注到澳門。1922年澳門「五二九」事件發生時,張太雷即向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執行委員會提出,通電警告葡萄牙政府,組織關於葡案的宣講隊。張太雷並在中共創辦的《廣東群報》上發表了聲援澳門工人的文章。在大革命時期,中共已經在澳門建立黨組織,名稱為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由廣東省委領導,成員曾發展到數十人。但大革命失敗後,其工作一度陷於停頓。南昌起義後,中央令廣東暴動策應南昌起義。省委即開會貫徹。葉季壯、張培道接通知到澳門參加省委召開的會議,討論回應葉挺、賀龍大軍南下工作計畫。會後,葉季壯在澳門新橋召開五邑地區黨員會議,省委也派幹部參加,研究貫徹省委關於「全力接應八一南昌起義大軍」指示,決定派黨員回到各地鄉下發動群眾,開展迎接起義大軍的準備工作,以響應葉賀南下。
  中共「八七」會議決定由張太雷、楊殷、黃平組織臨時南方局,負責兩廣、閩南地區的暴動以及一切軍事、政治事宜。10月15日,南方局和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由張太雷負責全面工作並兼任廣東省委書記,楊殷負責南方局的軍事和肅反兩個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並兼任廣東省委委員,負責工委工作。會後,楊殷在澳門依靠潘兆麥建立南方局軍委和肅反委員會領導機關,並任主席,潘為兩委會秘書,協助楊主持工作。為打開工作局面,楊殷建立工作網,派人到廣東各地恢復黨組織和群眾組織。他自己則經常化裝來往於港澳和省內各地指導工作,向各地同志宣傳、貫徹「八七」會議精神。楊殷派楊青山做交通聯絡員,經常來往港澳,並負責收集《紅旗週刊》稿件帶往澳門交由楊章甫托熟悉的印刷店秘密印刷,用廣告招牌紙作封面偽裝,然後由楊青山帶到香港分發各同志。黨組織還調派廣東省農會的黎誠到港澳地區工作。他先到澳門,住在楊章甫和蘇南家裏。他的任務是住在澳門,出發到內地工作,傳達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黎去一個地方工作十多天,任務完成後,就返回澳門一次,接著又到另一地方工作。
  1927年10月,為組織配合策應廣州起義,楊殷以做生日為掩護,在澳門宴誕酒店召開南方局兩委聯席會議,參加者多為粵漢、廣九、廣三等鐵路工會的骨幹,還有省港罷工期間的幹部。會議研究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的具體方案和準備廣州起義的武器問題;佈置組織鐵路工人回廣州參加起義。肖一平也在澳門聯絡中山、順德農軍策應廣州起義。黨組織先後派𧝁榮、王士烈、梁廣、黎誠、劉吉棠、楊青山等一批同志從港澳回廣州參加起義。11月初,五邑地委在澳門召開會議,傳達貫徹省委指示,成立五邑暴動指揮部,由葉季壯兼任總指揮,派出黨員深入五邑地區,動員群眾暴動配合廣州起義。
  廣州起義失敗後,大批起義人員轉移到澳門。為瞭解決吃飯問題,新會縣總工會委員長呂棠把自己的一個孩子賣掉,得來的錢用以幫助組織渡過難關。黨在澳門的機關負責接待和安置從廣州撤到澳門來的同志,為他們解決食宿和出路問題,還對黨員進行登記。當時在澳門負責這些工作的有楊章甫、潘兆鑾、肖一平等同志。被捕押在番禺監獄的黃健,事前接地下黨秘密通知即將起義。廣州起義時聽到槍聲即號召難友砸斷鎖鏈一起沖出獄門,參加暴動,失敗後他也轉移到澳門,找楊章甫報告參加廣州起義經過。經黨組織同意作登記。1930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發出第十八號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加緊佈置年關鬥爭,其中有「在香港、汕頭、澳門等地方成立失業工人委員會來號召這一鬥爭」的內容。
  1928年,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彭湃兄弟和家屬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彭湃的母親周鳳將自己的兒女一一安排,有的去了自己的娘家,有的送給別人寄養,有的則送到香港、澳門、越南逃生。她自己帶著七兒媳和孫兒彭錫明逃往澳門避難,從此隱姓埋名,靠糊火柴盒、做鞭炮、砍柴割草為生。即便這樣艱苦,她仍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為地下黨員提供掩護,運送各種物資。因為她堅信,自己的四子彭湃選擇的革命道路是正確的。
  1928年3月,周鳳的二子彭達伍、三子彭漢垣被澳葡警方逮捕。此前,周恩來安排彭漢垣到澳門參加地下工作,並以開店為掩護,設置交通站。但一到澳門就被國民政府特務跟蹤,遭到澳葡警方逮捕後,與二兄彭達伍一同被引渡到廣州,壯烈犧牲。
  1931年初,澳門中共黨組織的工作已有進展,因而當年3月,中共兩廣省委決定抽調幹部到廣州及蘇區工作,就打算從澳門支部抽調人員前往。到當年7月,澳門的中共黨員已發展到20餘人,改屬中共兩廣省委領導。但由於大多是瓊崖、海陸豐人,容易暴露,因而被當局驅逐出境,人員損失近四分之三,使澳門中共黨組織的元氣大傷。其原因,是受到當時上級組織的「左」傾錯誤路線的幹擾影響。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廣東省委不是號召集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是提出「擴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在當時的澳門提反對葡帝國主義,這除了引起澳葡當局的進一步防範外,對中共在澳門的工作不會帶來任何實際的益處。這就給中共在澳門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弄到黨員無處藏身、黨組織的工作陷於癱瘓的地步。直到王明路線結束,中共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策略方針之後,中共在澳門的工作才開始復蘇。
  在此期間,香港、澳門的特殊環境,也為東南亞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提供了良好條件。1935年4月,越南黨代表大會在澳門召開,制定鬥爭策略。會議召開近兩個月的時間。大革命失敗後轉移到泰國的中共黨員蘇惠,陪同泰國共產黨支部局負責人之一的劉漱石到澳門參加大會。蘇惠的任務是帶孩子租住一小樓二間房掩護大會秘書處。越南黨一位稱「阿何」的工作人員也住秘書處列印會議文件。這次會議宣佈共產國際已接受越南黨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會議結束後,越南黨的負責人胡志明到秘書處來住,他要求蘇惠幫助找到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並建議蘇惠寫信回家把媽媽接到香港來幫助帶小孩,以便工作。於是,蘇惠便從澳門轉到香港,通過香港《大眾日報》主筆任畢明找到中共中央派到香港開展統戰工作的宣俠父,便將胡志明急於與中國共產黨聯繫的要求向他作了彙報。宣俠父很重視,即約見胡志明,為中國共產黨與越南黨的聯繫建立了一個「通道」。
  1936年9月,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薛尚實為負責人。在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廣州市委(書記王均予)、中山縣委(書記孫康)等各地黨組織相繼成立。根據鬥爭形勢和澳門的群眾基礎,廣州市委、香港市委認為澳門成立黨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1937年6月,廣州市委委派杜曉霞、廖錦濤赴澳門開展建黨工作。8月,杜曉霞、廖錦濤吸收澳門中山紀念中學的餘美慶入黨。11月,中共澳門支部成立。1938年1月,澳門支部改為澳門特支。同年5月,廣東省委將澳門特支交香港市委領導,由周伯明負責指導。10月,廣州淪陷,廣東省委職工委書記梁廣以及楊康華、溫焯華等奉命經澳門撤到香港,成立粵東南特委,梁廣任書記。澳門特支由粵東南特委領導,具體由楊康華負責指導。澳門特支後發展為澳門工委。1938年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還曾到澳門指導過抗日救亡工作。
  澳門中共黨組織發展的另一個管道是中山縣工委。該工委組織幹事兼鴉崗學校黨支部書記葉向榮,在澳門接收了陳少陵的組織關係。此後,葉向榮每週或每兩週與陳少陵聯繫一次。1937年末或1938年初,葉向榮將陳少陵的組織關係轉交澳門黨組織。陳少陵入黨後,介紹原在廣西入黨並參加左江起義而受國民黨通緝輾轉逃到澳門的謝英重新入黨。隨後,謝英介紹黃哲君入黨。
  澳門黨組織成立後,注意在各抗日團體、產業工人、學校中培養髮展黨員,不斷壯大自身力量,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婦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關支部、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為了提高黨員思想覺悟,中共澳門工委在黨組織活動據點之一的砲兵馬路二號(黨員樑鐵的家)秘密舉辦黨員骨幹培訓班,由粵東南特委宣傳部部長楊康華給學員上抗戰形勢教育課。澳門中共黨的工作有了相當發展,到廣州失守時有黨員50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又派張文彬到廣東整頓和加強黨的組織,10月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領導廣東、廣西和港澳等地的黨組織。中共在澳門的工作得以重建,成立了新的澳門工委。1938年4月,南方工作委員會被撤銷,廣東省委成立,領導廣東、廣西和港澳的黨組織。此時澳門中共黨組織的書記為杜嵐。1038年10月21日,日軍佔領廣州。24日,廣東省委決定,在香港成立東南特委,梁廣任書記,吳有恆任組織部長,虞煥章(楊康華)任宣傳部長,澳門市工委的工作劃歸東南特委負責,由廖錦濤任工委書記,組織部長余化,宣傳部長林楓。廖錦濤任書記時,澳門中共黨組織的工作有了相當的發展。1939年初,廖錦濤領導服務團回內地,餘化任書記,組織部長鄧平,宣傳部長林楓。1939年11月,東南特委被撤銷,澳門工委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當時黨員發展到46人,其中產業工人25人,教員12人,學生6人,商人2人,自由職業者1人。工委由3人組成,除書記鄺任生外,組織部長鄧平,是一名20多歲的織布廠女工;宣傳部長沈□□是一名新黨員,小學教員。下設8個支部,8名支部書記都是抗戰後入黨的黨員。
  1940年6月,根據中央指示,廣東省委分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粵南省委1940年12月在香港成立,書記梁廣,組織部長王均予,宣傳部長石闢瀾,澳門工作由粵南省委負責。粵北省委和南方工委相繼被破壞後,中共黨組織暫行停止活動。1943年1月恢復活動,成立臨時工委,由尹林平、梁廣、連貫組成,梁廣負責城市工作,機關設在廣州、香港、澳門。為適應形勢的變化,臨時工委對廣州、香港、澳門、廣州灣(即今湛江市)四城市黨的組織工作原則作做出具體規定,在各城市分設特派員一人,採取單線領導方式;黨的組織應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長期掩護、積蓄力量、培養幹部、埋頭苦幹的方針;領導幹部職業化,停止會議生活,停發檔,禁止任何橫的關係;以勤職、勤學、勤交友的精神去團結各階層人土,開展廣泛統戰工作,加強幹部與黨員教育,培養獨立工作的能力。
  1944年10月,隨著環境的好轉,省臨委向中央請示在大部分地區恢復組織活動,但在國民黨統治區及澳門仍堅持原來方針,只加強聯繫及階級教育。
  抗戰時期,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人都曾到澳門指導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1月,中共澳門支部在廣州市委的領導下在澳門建立,次年改為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由香港市委領導。澳門黨組織成立後,注意在各抗日團體、產業工人、學生中培養發展黨員,不斷壯大自身力量,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拱北關支部、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
  抗戰勝利後,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廣東區黨委以澳門為橋樑進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動。1945年9月,廣東區黨委在澳門設立中共澳門中山特派員,特派員黃佳,副特派員羅明林(羅光連),領導中山、澳門和順德的地下黨組織及武裝工作。1947年2月,黃佳、羅明林調離,中共澳門中山特派員撤銷,改設中山特派員,特派員曾谷,管轄中山特派室,特派員隸屬中共香港分局。1948年2月,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工作委員會(簡稱珠江地工委)成立,書記謝鶴籌,後由黃佳代理,地工委隸屬中共香港分局。中山特派室、3區、9區、8區以及後來派駐石岐的特派員均屬地工委領導。1949年3月,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委員會(簡稱珠江地委)成立,由黃佳、劉向東先後任書記。珠江地工委的領導機關曾設在澳門,並以澳門為橋樑做了大量的工作。
  為迎接內地解放,中共組織決定由黃健在澳門開展策反工作,並協助珠江地委、中山縣委設立交通聯絡站。1949年3月底,饒彰風派方源提、湯生、施展3人到澳門,協助黃健具體策動國民黨中(山)新(會)聯防主任兼中山縣聯防大隊長黃森起義。1949年4月,中(山)新(會)邊境武裝工作委員會成立,由黃健任主任兼組織工作,方源堤負責宣傳,湯生、黃傑負責軍事,陳滿(按:梁維特外公)負責財經,施展負責交通聯絡。隨後又派周挺負責與中山縣黨組織以及五桂山遊擊隊的聯繫,並赴第一線開展武裝鬥爭,迎接和配合解放。
  中共領導澳門各界同胞支援祖國抗戰
  中共澳門黨組織成立伊始,就召開會議研究發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問題。陳少陵、廖錦濤、包華、楊嶺梅等人還曾專程到香港,接受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員連貫的指示。「七七事變」爆發後,澳門同胞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新階段。由於澳葡當局標榜「中立」,不許澳門愛國社團公開使用「抗日」、「抗敵」、「救國」等一類字眼,因而他們只能以「救災」的名義開展工作。1937年7月下旬在澳門工商界和上層人士中成立的澳門各界救災會,是澳門當時最大的救災組織,婦女界也成立了「婦女慰勞會」、「婦女互助會。」8月,以廖錦濤、陳少陵等為首組織了「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8月12日,以學術、體育、音樂和戲劇界為中心的「四界救災會」成立。該會成員實際還包括了澳門新聞、教育、美術等各方面的人士,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是全澳最活躍的救亡團體。
  中共黨組織領導澳門各界同胞出錢出力,全力支援祖國前線。籌款方式包括:發動獻金運動、捐獻運動、「一仙(一分錢)救國運動」等。還通過舉辦遊藝會、體育比賽、義演、義賣,擦鞋者義擦、人力車夫義拉等方式籌款。從1937年到1940零年的三年多的時間裏,澳門同胞共進行大小募捐活動100多次。1938年和1939年,澳門各界舉行兩屆「八一三」救國獻金活動。其中1939年的「八一三」獻金活動,三天就籌得國幣近10萬元。前方將士缺少什麼,澳門同胞就千方百計募捐什麼。他們響應李宗仁的籲請,積極募集雨衣,膠鞋等,以解決前方將士的雨季作戰之需。為此,五路軍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及廣西省主席黃旭初聯名寫信對此深表謝意。當時的澳門報紙還有澳門同胞募捐短衣短褲、蚊帳等送往前線的大量報道。
  中共澳門黨組織還先後動員和組織了一批愛國青年加入「惠陽青年回鄉服務團」、「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旅澳青年鄉村工作團」,回到廣東的東江、西江和粵中等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0月21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正式成立,由黨的負責人、救災會理事廖錦濤任團長,先後派出十一個隊共160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內地工作。為加強黨的領導,服務團於1939年4月成立中共動員青年回鄉服務支部,書記胡澤群,組織委員沈章平,宣傳委員樑鐵。服務團以下各隊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或黨小組。1939年1月,粵東南特委組織委員吳有恆給中央的報告,就提到特委「從香港、澳門動員了大批的幹部、黨員,特別是堅定的工人幹部和黨員回敵後工作,增加了內地的力量與內地的同志們的信心」。
  這時澳門回內地的黨員已有20餘人,其中廖錦濤等多人為國捐軀。1944年春,中共中山義勇大隊派鄭秀、郭寧等化裝成普通百姓,進入澳門活動,建立了秘密辦事處,動員了不少澳門青年到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據地工作。這些青年先是在代號為「紐約橋」的「青年訓練班」學習,然後分配到宣傳隊、醫療站或者到連隊做文化教員、政治戰士,衛生員等,在部隊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種訓練班一共辦了三期。 有許許多多澳門同胞在回國參戰中,英勇地犧牲了。如在五桂山遊擊戰中犧牲的有青年學生柳兆懷、青年教師陳衡葆等。紀中學生鄭誠之,1945年5月間在中山縣三鄉被敵偽軍包圍,戰鬥到彈盡糧絕,最後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慷慨捐軀。賴冠成(又名賴達),曾參加五桂山遊擊隊,後到東江縱隊,在戰鬥中被俘,死於獄中。行易中學學生胡兆基參加澳中縱隊,1944年在戰鬥中犧牲。青年教師馮劍青在反擊敵偽的戰場上殉國。夜校學生陳君芝在抗日遊擊戰爭中獻出了寶貴生命。還有廖錦濤、陳少陵、李靜山、歐日良、梁捷、侯取謙、馬敬榮、黎景尹、陳壽彰、陳曼、蘇達民、梁滿、崔楷等澳門同胞,倒在了抗日的戰場上,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濠江兒女報效祖國的絢麗篇章。
  積極開展上層人士和澳葡當局的統戰工作
  中共澳門地方組織和抗日遊擊隊遵照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開展了對澳門上層人士和澳葡當局的統戰工作。當時,日、偽和海盜、土匪等勢力屢向澳葡當局挑釁,橫行無忌,致使澳門社會治安混亂。澳葡當局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五桂山抗日根據地蓬勃發展,從自身利益出發,希望得到中山人民抗日武裝的幫助。駐五桂山區的南番中順遊擊區指揮部(下簡稱「指揮部」)決定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利用澳門「中立區」這一特殊環境,開展對澳葡當局的統戰工作,與澳葡當局建立一定的合作關係,以動員和團結澳門廣大愛國同胞支援祖國抗日鬥爭。黨組織首先同各界人士建立廣泛的聯繫,贏得各方的支持。
  中山人民抗日遊擊隊領導人歐初、譚桂明等親自上門探望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姐姐孫妙茜,她們對此甚為感激,多方面幫助中山抗日遊擊隊,為該隊送往澳門醫治的傷病員提供方便。孫、盧兩人的抗日愛國行動也影響了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士。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梁彥明,積極參與動員澳門同胞籌募,出錢出力,後被日偽特務暗殺。澳門著名的招蘭昌醫生和著名愛國人士何賢先生常通過各種方式支援遊擊隊。從這些愛國人士中,中共黨組織逐漸瞭解到澳門當局的有關情況和敵偽頑之間的各種矛盾,決定抓住機會,開展對澳葡當局的聯絡工作。
  1943年底,歐初對在當地傳教的外國人安神父進行統戰工作,並通過他與澳門當局取得聯繫。當安神父返回澳門時,歐初派鄭永暉負責護送,並請安神父設法將歐初寫的一封信遞交澳葡當局。信中表示如果日偽進犯澳門,我軍願予以支援,同時希望加強聯繫,互通情報。
  安神父一到澳門,就將歐初的信轉交給澳葡當局。警察廳秘書長慕拉士出面熱情款待鄭永暉,對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表示感謝,並承諾加強聯繫。此後幾個月中,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數次粉碎敵人的圍攻掃蕩,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逐步走上軌道,還成立了經濟委員會,建立了多個稅站。而澳門則受到越來越多的偽軍、土匪的騷擾,澳葡當局武裝力量單薄,難以控制局面,因此,希望取得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的助力。他們找到一位旅居澳門,曾在國民黨中山縣政府任職,與歐初是舊交的黃槐先生,與遊擊隊聯絡,傳話說澳門的警廳廳長有事找歐初。歐初經請示獲得南番中順遊擊區指揮批准後,派人到澳門談判。楊子江以歐初的名義起草了一封致黃槐的信,介紹經濟委員會的秘書長梅重清同他接洽。8月,梅重清由黃槐出面安排,同澳方代表慕拉士會談。澳葡當局要求遊擊隊配合維護澳門週邊治安,打擊騷擾澳門的偽軍、土匪。
  在獲得遊擊隊正面回應後,澳方也作出三點承諾:一是同意遊擊隊在澳門進行不公開的活動,包括發動募捐籌款以及向避居澳門的中山富商徵收愛國軍糧等;二是同意遊擊隊在澳門採購部分物資,包括子彈、藥品、通訊器材,允許遊擊隊人員攜帶手槍秘密進入澳門執行特殊任務,並協助將在澳門的電臺運回五桂山根據地;三是同意遊擊隊送部分傷病員到澳門就醫。此後,澳方遵照協議,做了一些有益於抗戰的工作。遊擊隊在澳門不僅募得捐款,還得到了一批急需的藥物,澳門鏡湖醫院救治遊擊隊送去的重傷患,還為遊擊隊培訓了一批醫護人員。中山遊擊隊還在澳門設立不公開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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