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親自掌握的中共「特科」
　　中共從誕生之日起，中央機關多數時間設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軍攻克武漢。張國燾在中央緊急會議上，提議中央機關應遷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漢，不要總在上海的亭子間對各地的革命和戰爭遙作書面指導。
　　鑒於形勢的發展和需要，中共對湖北和武漢的工作更趨重視，調項英、林育南、羅章龍、聶榮臻等充實湖北區委；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惲代英、張太雷等也陸續前往武漢；瞿秋白亦隨後到達。但整個機關向武漢的遷移，卻直到蔣介石在上海「清共」、陳獨秀離滬才完成。
　　可不久，寧漢合流，汪精衛提出「寧可枉殺千百，不使一人漏網」，對中共實施更殘酷的捕殺，中共機關在武漢難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由於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彭湃、王荷波，候補委員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毛澤東、鄧中夏等均在外地，與會者只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任弼時、顧順章、羅亦農六委員。會議決定中央機關遷回上海。月底，遷移的計劃開始實施。
　　當時上海正處在血裹腥彌之中，中央機關爲何偏要遷往這風聲鶴唳之地呢？這主要是因爲上海城市人口衆多，成分複雜，流動性大，不查戶口，租房方便，工廠店鋪林立，水陸交通發達，加之中央機關在滬經年，有衆多關係，特別是上海租界連片，華洋雜處，政出多門，軍警分屬不同系統的格局，都有利於黨中央機關隱蔽活動。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當時多數中共領袖心目中，蘇聯革命模式的影響甚深，他們企盼著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而這種勝利是以籌策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爲標志的，他們的著眼點從未離開過城市。
　　中央機關有一套龐雜的班子，有負責會務的、有負責文秘的、有負責保衛的、有負責與各地組織交通聯絡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上海形勢超乎尋常的險惡，軍警如林，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會遭遇不測。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頽唐甚至變節，而變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中共領導人的被捕和某些機關工作班子被破壞。
　　1928年4月，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變，設在平凉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聯絡點被破壞，十餘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變，中央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彭湃，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楊殷，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顔昌頤、邢士貞，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被捕，設在新閘路的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被破壞……
　　每當中共機關遭破壞，有關人員被捕，就需再調些人員進行補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機關遭破壞後，從內地調往上海的。由於中央機關屢遭破壞，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來提出秘密機關社會化的思路，設立的機關要以工廠、商店、學校等企事業單位形式做掩護，機關工作人員裝扮成不同類型的家庭，利用各種合情合理的保護傘。
　　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負責地下交通工作的吳德峰家中。當時吳德峰、戚元德夫婦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戶闊綽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媽子的角色。
　　因爲她初來乍到，需要有個熟悉環境的過程，並未承擔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時一家就是一個工作站，有許多雜務要處理，而且假戲必須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間、接待客人、買菜燒飯、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媽子也沒太大的區別。
　　習慣於轟轟烈烈搞宣傳鼓動、從事工運的周惠年，對此很不適應，何况在來之前她就提出過繼續從事工人運動的要求。於是，她向吳德峰當面請求調換工作，要到工廠去。不料，遭到吳德峰的嚴厲批評：「都到工廠去搞工運，機關工作誰來做？！革命工作每一項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産黨員，就應該服從組織安排。」
　　雖然吳德峰的口氣比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說的在理，便逐漸安下心來。不久她擔負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員的工作。
　　在時下一些電影裏，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多是西裝革履、錦衣金飾，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舞廳、酒店，氣派瀟灑。可周惠年對我講的情形，與之簡直異如天壤。當時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只有四個銅板，一月僅一塊多大洋。
　　四個銅板，在上海也就够一副大餅油條錢吧，可她要維持一天的生計，以至入冬了，她還靠幾件單衣禦寒。她默默地忍耐著，直到一天她冷顫瑟縮地與吳德峰、戚元德會面，組織上才瞭解她的窘境，給她十塊大洋，用來購買夾衣、棉衣。
　　對艱苦的條件，周惠年時常考慮通過自己的勞作來改善，也可減輕組織的負擔。聞知住守的機關附近，有一爿絲襪廠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聯繫了一下，老闆對她很滿意，說妥每月30塊大洋。她高興得不得了，一來可爲組織解決一點經費；另外自己有在工廠發動群衆的經驗，可借機開展工作。
　　她興沖沖地向組織彙報請求批准，可吳德峰不同意。他說組織上交給她的工作是看機關，如果她上工了，來機關聯繫的人員就可能吃閉門羹，容易耽誤大事。爲了革命的需要，她放弃了這份很有誘惑力的工作，繼續她一個月一塊多大洋的生活。
　　數月後，吳德峰調到中共中央軍委，主管交通總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隨之到軍委，在軍委招待所，負責接待從蘇區來中央的團以上幹部。
　　1930年秋，歷時半年、塗炭中原大地的蔣、馮、閻大戰結束，蔣介石立即騰出手來，向中共武裝割據的地區進行圍剿。10月，蔣介石調集十萬之衆，由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指揮，對毛澤東、朱德爲首的湘贛邊界根據地發起第一次「圍剿」。
　　爲了加强中共中央對各武裝割據地區的領導，及時瞭解各地反「圍剿」軍事鬥爭的情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交通局，把軍委交通總站和中央外交科歸並交通局，直轄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餘澤鴻、吳德峰組成領導委員會，吳德峰爲局長。其任務是打通與各根據地的交通綫，布置起嚴密的同全國聯絡的交通網。
　　通過這些交通綫和交通網，把各地的情况儘快通報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送往各地；運送各根據地給中央的經費；護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員和中央派往各地的幹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職責。周惠年一度在蘇區向中央送經費的聯絡點，把從根據地送來的錢轉交吳德峰，再由吳上繳中央。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顯示了她的忠誠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調到更具風險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科，科長是顧順章，下分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打擊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機關重返上海後，特科改由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周恩來直接指揮，顧順章是實際負責人。
　　此時的特科下分四個科：
　　一科爲總務科，負責總務，例如租住房，選擇會議地點，掌管財務等等。
　　二科是情報科。它成立於1928年4月，第一任科長是功勛卓著的名將陳賡。他除了任二科科長外，還是特科實際負責人顧順章的副手。二科的主要任務是搜集各種情報，及時掌握敵情，並對敵方的偵探機構進行反間諜工作。經陳賡的籌劃安排，一批忠誠勇敢的共産黨人打入國民黨的情報機構。錢壯飛成爲國民黨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李克農成爲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情報機構的實際負責人；胡底成爲國民黨華北情報網的實際負責人；宋再生成爲國民黨淞滬替備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員。也是通過陳賡的工作，國民黨中央駐上海特務機構的特派員楊登瀛，成爲特科的內綫。當時陳賡化名王庸，人稱「王先生」：周惠年回憶說：「那時我們常聽說王先生、王先生的，後來得知他被捕了，可始終不知道他就是陳賡。因爲很多人都用代號稱呼，例如夏采曦老戴個眼鏡，就被稱爲『跟鏡』。」
　　三科是行動科。科長由顧順章親擔任。三科的主要構成是令國民黨特務和出賣組織的叛徒聞之膽寒的「紅隊」，主要任務是保衛黨中央及其領導人的安全，例如在會議期間進行保衛；劫持、營救被捕的中共領導人；鎮壓出賣組織的叛徒和對中共構成威脅的奸細、特務。
　　四科是交通科。科長是李强。主要任務是保障上海及全國各地的秘密交通綫網的正常運行，同時負責中共第一座地下無綫電臺報務。李强還是第一任台長。此外，每當中央有重要會議召開，四科還要承擔與會人員的護送和會議文件的傳遞工作：
　　周惠年到特科後，歸屬三科領導：她的具體工作是住看機關，保存武器.有時爲紅隊執行任務運送槍支彈藥，有時傳遞有關行動的命令和情報。這些都是異常危險的，因爲當時隱藏和携帶槍支彈藥，在租界內是嚴重的「違法」行爲，可判極刑；若落在國民黨特務手裏，後果更不必說了。
　　周惠年回憶說：「那時我們去執行任務，必須慎之又慎。先乘有軌電車，然後進公園兜幾個圈，再坐黃包車左繞右繞，確定後面沒有『尾巴』，才走向接頭地點或執行任務的地點。」據說有些女同志最初執行這類任務，腿都有點哆嗦，可周惠年卻從未猶疑過。用她兒子的話說：「從記事到現在，我們始終沒有搞淸楚我媽媽怕什麽。在她思維的詞彙厙里，仿佛就沒有『畏懼』這個兒詞似的。」
　　叛徒白鑫就誅
　　也是在特科，周惠年接觸到後來成爲她的第一位丈夫的譚忠餘。當時，他已是紅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三科科長顧順章的副手。起初，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麽往來。
　　譚忠餘是上海寶山縣人，和顧順章是老鄉，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員，有個妹妹在紗廠做工。北伐戰爭期間，他參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領導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從此加人革命隊伍。據周惠年回憶，譚曾是康生的交通員。作爲紅隊的負責人之一，他參與了一系列懲治危害中共的叛徒和奸細的行動，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轟動一時被稱爲「東方第一大暗殺」的行動。
　　1929年7月，身爲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通過他的弟弟、在國民政府軍政部任儲備司司長的白雲深，秘密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自首。爲了邀功請賞，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部分負責人將於8月24日在設在新閘路經遠裏的江蘇省委機關開會的消息，透露給國民黨上海市黨部。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義，經與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采取行動，逮捕了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楊殷等5人。爲了掩人耳目，他們也將白鑫一起逮捕，隨即置於國民黨特務的保護之下，以防紅隊追殺。中共五位重要領導人被捕，在中央引起很大震動。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於當晚即主持召開特科負責人緊急會議，部署對彭湃等人的營救，並要求迅速查明被捕真相，如發現叛徒，堅決予以制裁。
　　特科通過內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滬特派員楊登瀛，隨即查出彭湃等人被捕系爲白鑫出賣所致。並得知8月28日彭湃等人將從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的小北門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轉解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周恩來當即下令特科全體出動，在囚車經過楓林橋一帶時，武裝劫車救人。
　　8月28日清晨，一群電影攝製人員在梘林橋邊拉開拍片陣勢，過往的行人和小商小販也多於往日，他們都是紅隊隊員裝扮的。按計劃，槍支將放在皮箱內，由三民照相館老闆范夢菊用脚踏車帶到劫車現場。可範夢菊遲到了，紅隊隊員還來不及清洗掉槍膛裏的黃油，囚車已在森嚴的戒備中呼嘯而過。
　　國民黨得知特科曾在楓林橋布陣劫車，十分恐慌，蔣介石急電就地處決彭湃等人。8月30日，彭湃等即遭槍殺。消息傳來，全黨悲憤，周恩來親自草擬了《彭楊顔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中國共産黨反對國民黨屠殺工農領袖宣言》、《以群衆的革命鬥爭回答反革命的屠殺》等文，號召人們「踏著死難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鬥爭！」同時明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幹掉。」
　　特科又通過楊登瀛瞭解白鑫的行踪，偵知他企圖逃往南京。周恩來指示不能讓其逃脫，制裁要堅決執行。白鑫自知必成紅隊追殺的對象，在國民黨特務范爭波、范爭洛等嚴密護衛下深居不出。
　　9月初，白鑫突然出現在作爲中共中央重要聯絡點的達生醫院，原來他患了瘧疾。白鑫本與醫院主管醫生柯麟相識，但不知他是中共地下黨員。柯麟在爲他開罷藥方後，試圖將白穩在醫院，趁機發出消息，可狡猾的白鑫見柯麟離開診室，隨即不辭而別。
　　柯麟經診斷，認爲白的病尚需幾個療程才能好，特科遂策劃在白鑫再次到達生醫院就醫時行刺。然而，白鑫再也沒外出就醫，只是請柯麟隻身到他的住所爲其診治。時隔月餘，楊登瀛傳來確信，白最終確定將於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避風。周恩來決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動身的那一天。
　　顧順章、陳賡和譚忠餘研究了嚴密的行動計劃，由譚忠餘等10名紅隊隊員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館附近，用手槍射殺白鑫，然後迅速撤離。
　　11月11日午後，由顧順章親自指揮，陳賡、譚忠餘等潛入白鑫住所周圍的弄堂，分別裝扮成小販、修補匠、送衣人或過路者。人夜10點，公館附近寂靜冷淸，兩輛車開到公館門前，保鏢和傭人搬運行李忙活了好一陣，可白盡仍未露面。
　　約摸一小時後，有六七個人從公館後門走出，白鑫也在其中，紅隊隊員迅速撲過去向白鑫射擊。由於夾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沒有被第一排子彈擊中。他頓時意識到大難臨頭了，一面拔槍還擊，一面狂奔奪路而逃。
　　白鑫的保鏢隨即開槍抵抗，看門的巡捕也前來護衛，一時槍聲大作。槍戰中，負責保護白鑫的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范爭波身中三槍，重傷倒地；其弟范爭洛連中六彈，當即斃命；巡捕中亦有人被打死。三名紅隊隊員對狂奔的白鑫緊追不捨，終於在他跑出二十多個門院時，將他擊倒，其中一顆致命的子彈，由前額洞穿後腦。
　　白鑫在衆多保鏢護衛之下，仍然未能逃脫中共特科的追殺，使整個上海篪驚。數十家報紙爭相報道白鑫被擊斃一事。有的報紙還用紅色標題大加渲染，稱之為「東方第一大暗殺。
（王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