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指出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變成管治者，這是一條鐵的底綫，並特地指出這條鐵的底線「同樣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這是實行「愛國者治港/治澳」的最重要標準及要求。實際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及後來作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其中一個重要而且還是主要的動因，就是要終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史，徹底粉碎港版「顔色革命」的圖謀，斬斷內外敵對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黑手」，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並在此基礎上，執行「鐵的底線」，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架構，變成管治者，以確保即將到來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順利進行，確保香港特區的政權掌握在愛國愛港人士手中，推動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爲此，香港特區要堅决落實新選舉制度有關規定，發揮好選舉委員會的整體作用和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把關作用，嚴格把好有關提名關和資格審查關，並做到全流程監督審查，堵住任何可能出現的漏洞。
　　既然夏寶龍宣布這個「鐵的底線」同樣也適用澳門特區，因此，澳門特區立法會選管會日前根據《立法會選舉法》的相關規定，及據此規定內部擬制的七項標準，以及警方應請提供的證據資料，對參選立法會的所有組別的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認定其中的二十人不擁護基本法及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因而不具參選資格，予以「DQ」，就是執行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還有澳門特區規範立法會選舉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具體細化「愛國者治澳」的原則。
　　其實，不單止是立法會選舉，還有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及行政長官選舉，都要執行此「鐵的底線」。在澳門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期間，後來因為貪賄而被終審法院判處重刑的何超明，就意圖干擾行政長官選舉，打出了「中央支持」的旗號。在不得逞後，仍然適用惡劣手段，借用已經超逾刑事追訴期的「十幅墓地」，濫用檢察權力炮製「行政瀆職」假案，要藉此將陳麗敏拉下台，自己好取而代之，就任這個「最接近行政長官」的職位，為參選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積累政治資本。而在當時，終審法院和初級法院分別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決；後來廉政公署排除各種外人難以想像的干擾及困難，成功偵破其涉嫌貪賄的案件，終審法院也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執行「鐵的底線」，阻止野心家變成管治者。
　　現在，何超明的陰魂仍然不散，仍有其支持者盤踞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實際上，在今次被「DQ」的人士中，就有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因此，未來在進行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時，也應把好資格審查這一關。在新一屆立法會成立後，立即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法》和《立法會選舉法》，參考香港的經驗，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建立資格審查委員會等機制，並將選管會內部擬制的七項原則化為法律條文。
　　而且，在即將進行的澳門地區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過程中，對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其選舉會議成員的參選人，也應實行資格審查，將不擁護國家憲法，不效忠國家及執政黨的「潛伏者」和「偽裝者」拒絕於門外。當然，這是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任務，前者在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辦法》時，增添相應的條文；後者在主導及主持選舉會議成員的登記及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過程中，依法進行資格審查。
　　確保「愛國者治澳」，執行「鐵的底線」固然是頭等任務，而夏寶龍在主旨演講中提出的三項原則和「愛國者治港」的五個「善於」亦即治港能力標準，也同樣重要並適用於澳門，並在實際工作中具體運用。
　　按照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亦即為自己的經濟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服務的理論，在較好地執行「鐵的底線」，實行「愛國者治澳」之後，參與「治澳」的愛國者，就要以夏寶龍提出的「五個善於」，努力提高自己的治澳能力。其中最迫切也最能「立竿見影」的，就是第三個善於的「善於爲民衆辦實事，做爲民愛民的愛國者。樹立市民至上的服務意識，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始終貼基層、接地氣。特別是要聚焦廣大市民關注的事，花大力氣采取務實有效的辦法加以解决，以施政業績取信於民。」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就指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堅持發展的目的是為廣大市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採取更加公正、合理、普惠的製度安排，確保廣大市民分享發展成果。要結合發展需要和市民需求，加強交通、能源、環保、信息、城市安全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市民生活環境，提升市民生活質量。要積極回應市民關切，著力解決住房、醫療、養老等方面的突出問題，更加關注對弱勢群體的幫助和扶持。要不斷提高教育水平，打造高標準教育體系，為青少年成長成才創造更好條件。」
　　而澳門目前「改善市民生活環境，提升市民生活質量」方面最大的「罩門」，此前集中在住房、交通等方面；在疫情後又增加了就業及各業恢復經營的問題。
　　中央在對香港系列「黑暴事件」進行調查研究中，發現除了內外敵對勢力的策劃推動之外，也有內因，就是住房困難是導致民怨積重的原因所在。尤其是地產財團囤積土地，反對填海，刻意推高樓價以謀取暴利，已到了民怨火山爆發的地步。因此，去年的國慶節，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考察「劏房」。今年香港回歸二十四周年的當日，除了駱惠寧赴京出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之外，香港中聯辦七名副主任都探訪基層。這就給澳門特區參與「治澳」的愛國者很大的啟示。
　　夏寶龍也提到，「治港」的愛國者必須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具有戰略思維和宏闊眼光，及善於履職盡責，在其位謀其政，專心致志、勤奮工作、恪盡職守。澳門的公務員背景與香港有很大的不同。香港主要是當年前港英當局實行「以華制華」、「以華治華」的政策，培養殖民管治精英。因而回歸後的「AO」，尤其是陳方安生等，殖民管治意識極為濃厚，因而首要是「去殖化」。
　　而在澳門，前澳葡當局歧視中文，華裔居民受「一二三事件」影響，也沒有學習葡文的興趣，因而華裔居民出任中高級公務員是鳳毛麟角。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及澳門進入過渡期後，北京提出「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才培養華人公務員，因而他們基本沒有「殖民官」的陋習。但在專業能力方面，則可能則遠遜於香港的「AO」同儕。因此，澳門參與「治澳」的愛國者，必須進一步提高專業能力，不能再以「細佬哥做大人嘅嘢」來原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