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年英國承認新中國到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英全面建交談判時斷時續進行了22年。兩國談判的重點是恢復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和臺灣問題。1950年1月，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新中國，希望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新中國要求英國在聯合國投票時贊成恢復中國代表權，不再與臺灣當局有任何外交來往。9月，英國投了贊成票，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因爲一些國家阻撓而未能實現。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軍隊入朝參戰，英國對華政策趨於消極。但中方對留在北京的英國談判代表仍給予外交人員的待遇，等待英方轉變態度。1954年4月，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英方表示願意改善中英關係。6月，中英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臨時代辦的任務除建交談判外還有辦理商務和僑務，這種半建交的關係與全面建交尚有一定差距。這一段時間，英方在中國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推行兩面政策，既支持恢復中國代表權，又贊成美國關於中國重返聯合國需要2/3國家贊成的「重要問題」提案，中英談判難以推進。
　　一、英國贊成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國際關係的變化，中國同英美等國關係緩和，中方有意升級中英外交關係。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英國駐華代辦譚森，請他轉達對英國女王的問候。英方對改善中英關係也空前熱情，英國首相希思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成爲首位訪華的西方領導人，對中英全面建交的前景充滿信心。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英全面建交的談判正式啓動。1971年1月15日，中國駐英代辦裴堅章和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羅伊爾在倫敦談判，英國駐華代辦譚森在北京接洽，中方負責人是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中方提出全面建交的條件是英國贊成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不再支持「重要問題」提案，撤回英國駐臺灣淡水的領事館。
　　值得一提的是，英方對華政策一直受美方影響。英方會隨時告知美國談判進展，保持和美方緊密協商的外交傳統，但是美方却對英方有所保留，一直沒有對是否堅持「重要問題」提案表態。美國國務院和白宮都向英方施加壓力，力圖延緩英方與中方談判的進程。4月27日，英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Douglas Home）與美國國務卿威廉‧羅杰斯（William Rogers）討論對華政策。霍姆告知羅杰斯，英方準備接受中方的談判條件，幷向中方提交英國駐華大使人選。羅杰斯表示，美方會在一個月內公布對於中國聯合國代表權的態度，要求霍姆暫時延遲對外發布英方的立場。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告知英國駐美大使在5月中旬後再表態。美方一再要求英方延緩談判，私底下却在秘密籌劃基辛格訪華，不想讓英方捷足先登。
　　中方在與英方交涉的同時，也在積極改善中美關係。1970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消息，幷刊登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的合影。毛澤東向斯諾表達與美國總統尼克松對話的意願：「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1971年4月，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結束後，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尼日利亞的乒乓球代表團訪華。周恩來對民間外交先於官方的情况很滿意，向美國代表强調中國的大門是永遠向美國人民打開的。與此同時，尼克松公開回應希望訪問中國。
　　中美關係的快速緩和給英方帶來巨大的危機感。英國駐美大使認爲：美方一面通過乒乓外交緩和對華關係，一面要求英方延遲中英談判，根據以往的經驗，美方隨時可能犧牲英方的利益，以美國總統訪華的形式，搶占對華外交的先機。英方很可能在最後一刻才得知中美關係進展，甚至只能從第二天的報紙上獲知。如果美方單方面放弃「重要問題」提案，英方的談判立場會陷入被動。中方爲了恢復聯合國代表權，已爭取到加拿大、意大利等十幾個國家的支持，不再迫切需要英方的贊成票。英方很難以此爲談判籌碼，很可能面臨中方增加的新條件。1971年6月，英方在得到美方默許後，決定贊成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撤回淡水「領事館」，計劃向中方遞交任命英國駐華大使艾惕思的文件。
　　二、「尼克松衝擊」影響中英談判進程
　　1971年7月10日，喬冠華向譚森提出新的談判條件，要求英國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英方對中方突然增加的條件感到驚訝。其實中方的新條件不是憑空而來，當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正在北京秘密協商尼克松訪華計劃，中英談判條件是跟隨中美會談進展同步更新的。周恩來告知基辛格，臺灣歷來是中國的領土，美國必須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基辛格表示，美國承認臺灣屬於中國，希望臺灣問題和平解決。在中美關係加速緩和的背景下，中方有充足的信心向英方提出新條件，然而英方對中美會談進展幷不知情。
　　7月15日，中美同時宣布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訪華。英方在最後一刻收到通知，時間僅够準備一份支持尼克松訪華的聲明，英方設法順應美方想法拖延談判，反觀美方却在密謀總統訪華，英方始終被美方的做法誤導欺騙，英方爲此感到憤怒。
　　尼克松宣布訪華成爲中英談判的轉折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談判條件的設置。由於美方的拖延，英方耽誤了與中方談判的最佳時機，在談判中陷入窘境，再來拒絕中方提出的新條件變得更加困難。希思與尼克松當初達成過協定，在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變更時，美方會與英方協商，但是美方的所作所爲却與之前尼克松的承諾大相徑庭。希思想最早訪華的願望落空，一氣之下他沒有按照慣例立即向尼克松發賀信。實際上，尼克松不指望英國發揮穩定世界局勢的作用，也沒有把英國看作有影響力的協商對象。直到1971年底，英方仍認爲英美關係處於歷史低點，以往密切溝通的交流模式不復存在，只剩下充滿壓力的關係。英方擔心類似的背叛還會發生在美國外交的其他方面，逐漸轉向更爲自主的外交決策方式。
　　三、臺灣地位的表述成爲談判關鍵
　　1971年7月15日，在尼克松發布訪華計劃的同一天，英方宣布將與中方就互換大使問題進行新的談判。中方換文稿要求英國撤銷駐中國臺灣省的官方代表機構，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同時把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對此，英方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代表權，但是不接受關於臺灣地位的表達。英國以往主張「臺灣地位未定」，沒有用過「中國臺灣省」這種表述。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摩根參考加拿大和意大利與中國建交的措辭，建議文稿第二條改爲「英國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第三條删去驅逐蔣介石代表的表述。周恩來認爲英國是第一個承認中國的西方國家，但雙方遲遲沒有交換大使，最大的障礙在於英國不完全否認「臺灣地位未定」。臺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政府絕不容許任何人挑戰這一底綫。雙方在原則問題上相持不下，直到聯合國大會召開才出現轉機。
　　10月25日，第26届聯合國大會以76票對35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和驅逐蔣介石代表的決議。其中英國投了贊成票，美國投了反對票，美國操縱表決機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聯合國歷史上第一次以長達兩個半天的會議時間來歡迎一個國家代表團的出席，這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深得人心。
　　1972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最頻繁的一年。周恩來從全國外語院校畢業生和公派留學生中集中選調一批人員到外交部工作，要求他們主動與對我友好的國家外交使節開展活動，多學習各國的優點。同時建議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因爲該報摘編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外國媒體的新聞，有助於讀者瞭解國際形勢的變化。思想是沒有國界的，封鎖不是辦法，不使人們進行各種思想的比較，就難以認識正確的主張和意見。
　　中方與大批國家建交的計劃對英方造成壓力。英方如果拒絕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那麽21年來爲派出駐華大使付出的努力都白費了，他們也意識到美方可能搶先與中方互派大使發展貿易，代辦級外交關係會阻礙中英合作，向中國出售飛機的合同會落空。英方不得不妥協，譚森向喬冠華表示，英方接受中國政府關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的立場，口頭保證不提倡「臺灣地位未定」，不謀求說服別國接受這樣的觀點，但如被公開問及其對於臺灣問題的立場，例如在議會中答復問題時，英方仍將表示其立場未變。
　　中方認爲，英方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又說「臺灣地位未定」，這是自相矛盾的，中方分析英方保留這個立場是爲適應美日鼓動臺灣獨立的逆流，同時中方討論出兩種談判方案來解決「臺灣地位未定」的尾巴：一種是駁斥「臺灣地位未定」，要英方收回，否則寧可拖下去;另一種是對英方口頭保證不提倡「臺灣地位未定」予以肯定，但對它留下的尾巴表示不滿意，幷保留作出反應的權利。外交人員將方案上呈，毛澤東批示：「英國無理，再拖幾年。」
　　中方用中英貿易作爲談判籌碼，向英方施加壓力。隨著英國失業率的上升，英國商界人士希望中英關係緩和，以爭取更多機會發展對華貿易。尼克松進一步放寬對華貿易限制，允許美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拓展對華業務，解除美國遊客在中國只許買100美元物品的禁令，這使英國在對華出口時面臨更激烈的競爭。英國貿易委員會請求政府支持，英國政府向來有盡一切可能爲商人開闢貿易渠道的重商主義傳統，考慮到現實利益，希望儘快完成談判幷將談判地點改在北京，以便準確迅速地獲知中方的態度。
　　1972年1月，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艾惕思到北京與喬冠華談判。雙方關於「中國內政」的表述沒有達成一致，中方要求在換文稿中加入「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China’s internal affair），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英方認爲「中國內政」是從法律上承認中國對臺灣的統治權，是對「臺灣地位未定」的徹底否定，應改爲「中國的事務（China’s own affair）」或者「中國內部解決的事務（China’s affair to be settled internally）」。喬冠華認爲「中國的事務」也可能涉外，不能表達獨立自主的含義，比如「我作爲中國外交部的工作人員，處理的是中國的事務（China’s affair），同時也是中國與外國有關的事務（foreign affair）。」只有「中國內政」才能表達他國無權干涉的含義。
　　中英雙方經過新一輪的磋商後達成一致，用內部換文的方式確定關於臺灣地位的表述，將「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應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寫入補充文本，作爲英方回應臺灣問題的統一口徑。英方不再使用「兩個中國」「一個中國一個臺灣」「臺灣地位未定」等說法。在建交談判的最後階段，雙方都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這恰恰是符合雙方國家利益和戰略訴求的最佳方案。重要的不只是措辭方式，更是簽訂條約的宗旨。
　　四、中英全面建交得以實現
　　中英雙方確定簽約內容後，英國外交部不同部門對簽約時間存在不同意見。英方駐華代辦艾惕思主張在尼克松訪華前與中方簽約，理由是如果美方與中方就臺灣問題達成一致，中方就不再迫切需要英方對臺灣問題表態，可能在其他方面提出更苛刻的談判條件。但英國外交部北美司外交人員又唯恐因此激怒美方，因爲基辛格曾在1971年底的百慕大會議上告誡英方，如果英方同意中方關於臺灣問題的條件，中方就會在中美談判時重提此事。遠東問題是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的重要因素，英方如果在這個關鍵時刻作出對美方不利的選擇，負面影響遠大於正面意義。於是最後英方決定在尼克松訪華前後密切觀察美方對華態度，延遲公布中英談判的結果。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訪華。美方外交人員提前到北京做準備工作，住所與外界隔絕。英方外交人員只有在友誼商店才能偶遇他們，除了打招呼沒有更多交流。英方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公開的新聞報道，英方對中美動物園將互換麝牛和大熊猫之類新聞沒有興趣，但始終無法得知會談內容。這一階段，美國外交權力高度集中於尼克松與基辛格手中，傳統執掌外交權力的美國國務院被日益邊緣化。英方無法像以往那樣利用「特殊關係」在美方出臺影響盟友的重大政策前與之充分磋商。美方多次顯示出單邊主義傾向，無意在事前與英方溝通，只需要英方無條件支持美國的行動。在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維模式中，美方也不允許英國左右騎墻，兩面下注。英方的羞辱感、被拋弃感、對美方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幷由於美方的類似行爲一再被强化。英方決定采取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決策方式，迅速與中方開展新的談判。中英兩國最終達成一致，將英國政府派至北京的外交代表由代辦升格爲大使，完成全面建交談判。
　　尼克松結束訪華後不久，1972年3月4日，中英兩國確定換文稿內容。3月13日，喬冠華與艾惕思簽署《中英關於互換大使的聯合公報》，決定將本國派至對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辦升格爲大使。英國政府承認中國政府關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的立場，決定撤銷其在臺灣的官方代表機構。英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英國人不愧是外交談判桌上的老手，字斟句酌，步步爲營。中方則堅持原則，進退有度。最終雙方達成一致，完成全面建交談判。3月30日，英國首任駐華大使艾惕思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董必武遞交國書。7月，中國首任駐英大使宋之光向英國女王遞交國書。中英外交關係由代辦級升格爲大使級，爲兩國領導人進行國事訪問鋪平道路。10月，英國外交大臣霍姆訪問中國，成爲英國歷史上第一位訪問新中國的現任外交大臣。第二年，姬鵬飛外長回訪英國，兩國外長實現歷史性的互訪。
　　中英兩國緩和外交關係不僅涉及兩國的利益，更推動了冷戰兩極世界向多極化世界格局轉變的進程。中國主動與英美和解的外交政策對外交事業的促進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冷戰時期對立的意識形態矛盾得到緩和，中國在多極化世界格局中穩健發展。
（賀夢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