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軍隊的真實情況,為何最先從這裡傳遍世界?

  寧夏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李鵬一直在尋找一段城牆。
  爲此,他拿著照片,走訪了寧夏同心縣預旺堡南城牆、北城牆、大佛寺遺址墩台,還通過現場拍攝照片、查閱衛星地圖、歷史檔案等反復對比。
  2019年7月,他曾將這段神秘城牆定位到預旺堡北城牆的一段,但也只是感覺「極其相似」。他並未就此終止探尋,今年2月20日,他再次來到同心縣預旺堡,反復對比拍攝後,又將尋找的那個位置,東移了50米。
  李鵬如此鍥而不捨尋找的,其實是一張照片的拍攝地。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寧夏採訪,並在這裏拍攝了一張著名照片:一位紅軍小號手,對著紅旗,手持軍號,吹出嘹亮的號聲。
  這張照片也成爲斯諾著名作品《西行漫記》(英文名爲《紅星照耀中國》)第一版的封面。
  這本書,記錄了斯諾在陝甘寧邊區調查採訪的內容,其中近三分之一篇幅與寧夏有關。斯諾在書中提到,幸虧來了寧夏,否則他不會看到真實的共産黨的紅軍,是什麽樣子的。
  到寧夏去
  在中國一千多個縣城中,同心縣顯得默默無聞,甚至,它曾一度是國家級貧困縣,去年才終於脫貧摘帽。但就是這樣一個縣城,在中共百年歷史上,也有過一段非常重要的時刻。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戰役計劃,決定向陝、甘、寧三省邊界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西征。在這個重要的軍竄計劃中,寧夏的同心、海原等地成爲主戰場。
  6月中旬,紅軍在司令員彭德懷統率下,揮軍進入寧夏境內。隨後,他們在同心縣駐扎下來,並將指揮部設在了同心縣預旺堡城隍廟。
  就在彭德懷帶領紅軍西征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正在保安(今陝西省志丹縣)採訪。他的採訪對象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髙層。他原本計劃,採訪結束,就到中國南方去。
  當時,「蔣介石正在南綫準備發動一次大攻勢斯諾回憶道,「我想到兵力較强的一邊去,趁還來得及越過戰綫去寫我的報道。」
  當時擔任毛澤東翻譯的吳亮平阻止了他。「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那可不行!」吳亮平說。
  另一名負責接待他的紅軍戰士傅錦魁也持相似建議,傅錦魁甚至建議他直接去寧夏。
  斯諾考慮之後,決定去看看,雖然他並沒有明確目標,「我想大概總有什麽東西值得一看」。
  毛澤東收到報告後,毫不猶豫,當即就同意了。於是,這位來自美國的記者,
  和另一位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騎著馬,往寧夏同心縣趕去。當時,西征軍的指揮部就設在那裏。
  雖然已經和紅軍接觸過,但此時的斯諾,對這個政黨和他們領導的軍隊,仍然沒有深入瞭解。據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從延安走向世界》一書介紹,當時,由於受到國民黨政權的包圍封鎖和打壓,中共與國際社會的接觸極少,無法傳遞自身的聲音和真實情況,
  與此同時,國民黨還利用掌控的媒體,對中共和紅軍進行大肆污蔑性報道,
  將他們渲染成「文匪」「流寇」。「國際社會無從知曉中國共産黨人的真實情況,只是從國民黨控制的報刊上,間或看到一些諸如『所謂共産黨匪幫』『土匪與共産黨騷動』一類的報道。」《從延安走向世界》一書寫道,「於是,中國共産黨人被想像成『留著長鬍子』『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皮包裏夾帶土制炸彈』等等的江洋大盜。」
  1936年8月,斯諾到了寧夏,開始與外媒眼中的「江洋大盜」打成一片。
  司令員彭德懷爲了歡迎美國友人的到來,特意召開了一場軍民聯歡大會。地點就設在寧夏同心縣預旺堡南郊的一塊草地上。除了彭德懷外,李常春、聶榮臻、左權、朱瑞、劉曉、鄧小平、楊得志、蕭華等紅軍將領都出席了。斯諾還在大會上發表了支持紅軍、反對帝國主義的熱情洋溢的演講。
  斯諾看到了這個神秘又有文化積澱的地方。「這是一個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約有四五百戶,城牆用磚石砌成,頗爲雄偉。」斯諾在《西行漫記》裏寫道,「城中有個淸真寺,有自己的圍牆,釉磚精美,絲毫無損。」
  他在寧夏紅軍駐地住了下來,開始和彭德懷等軍方將領以及普通士兵交流。彭德懷對他給予了最大的誠意和開放度,並未做任何限制,也詳細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
  伴隨著在寧夏的生活,斯諾對這個西部省份也逐漸熟悉起來。他知道了寧夏鹽池這個地方,聽說那裏的鹽是中國最好的。:「(鹽池)所産的鹽色白如晶,産量很大。因此蘇區的鹽比國民黨中國又便宜又多,鹽在國民黨中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對農民不利。紅軍攻占鹽池以後,同意把一部分産品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廢除了國民黨的全部産品專賣政策,因此獲得了蒙古人的好感。」斯諾寫道。
  也是在預旺堡,斯諾見到了剛打完勝仗、上級獎勵了一身新軍裝的營級幹部——19歲的謝立全。
  英武挺拔的謝立全讓斯諾眼前一亮。他感覺,一身戎裝的他,非常符合自己認識中的紅軍形象。於是,斯諾請他站在寫有「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西征軍旗旁,吹起軍號。在嘹亮的號聲中,斯諾按下相機快門,拍下了那張著名的照片,後來又用來做第一版的《西行漫記》封面。而那張照片,也成爲西方民衆對當時紅軍最直觀的印象:傲立、挺拔、堅韌不屈。
  艱難求存
  對中國以及中國共産黨而言,1936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年份。
  這一年年初的時候,紅軍陷人巨大的困境中。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彙編的《中國共産黨大事記》,這一年的2月20日,爲擴大抗日武裝和根據地,準備東出與日軍直接作戰,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和指揮下,從陝北淸澗以東的溝口、河口等地渡黃河,發起東征戰役。
  之所以決定東征,毛澤東解釋道,這與當時紅軍面臨的生存困境有關。雖然當時抗日運動髙漲,但「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因此要下決心到山西發展。山西是抗日前沿,而且資源豐饒,人口衆多,「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
  一開始,取得很大勝利,但也遭到閻錫山軍隊的强力反擊。3月上旬至4月下旬,蔣介石調集十個師的兵力增援閻錫山,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陝甘革命根據地。
  面對蔣介石派出的國民黨中央軍和閻錫山的晋綏軍,中共高層感覺到向東發展的戰略指向暫時無法實現。紅軍東征回師後,中共接連召開會議討論下一步的發展思路,最終覺得,向西發展似乎更可行。
  陝北「沒有飯吃,地域狹小」不足以支撑中共發展;往東,有戰鬥力很强的國民黨中央軍,而且是陳誠親率;往南,則會遇到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十七路軍,這兩支軍隊已經成爲中共的統戰對象,不宜發生軍事衝突,尤其是周恩來同時還在與張學良秘密談判,希望能聯合抗日。
  可以說,斯諾到寧夏時,正是紅軍艱難尋找新的發展方向的關鍵階段。當時的條件,當然很差。斯諾看到紅軍戰士,住在窑洞裏、馬厩裏、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營房裏,睡在硬炕上,連草墊子都沒有。
  他還看到紅軍飲食。咖啡、茶、蛋糕、各種糖果或新鮮蔬菜……這些東西一概沒有,熱開水幾乎是唯一的飲料。
  即便是作爲中共髙級領導、司令員的彭德懷也同樣如此。斯諾發現,設在寧夏預旺堡的司令部,不過是一間簡單的屋子,裏面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兩隻鐵制的文件箱,紅軍自繪的地圖,一台野戰電話,一條毛巾,一隻臉盆,和鋪了毯子的炕。彭德懷和他的部下一樣,只有兩套制服,且都不佩軍銜領章。他有一件個人衣服——長征途中擊下敵機後,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
  即便在這樣嚴苛的環境裏,斯諾還是看到了紅軍的堅韌和樂觀。那些簡陋到極致的房間相當整潔,地板、牆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沒有桌子或書桌,人們就用磚頭或石頭堆起來用。
  當時,國民黨懸賞十萬要彭德懷的腦袋,甚至還不斷往紅軍控制區發放傳單,彭德懷非但毫不在意,反而讓士兵們把傳單收集起來,用空白的一面來印紅軍的宣傳品。
  於是,當時民衆們常會看到奇怪的宣傳單,一面是懸賞彭德懷等要員的國民黨動員書,另一面則是共産黨印發的紅軍宣傳單。
  在寧夏前綫,不作戰時,士兵們也很忙。早操、訓練、文化課、文藝活動樣樣不落。有時還會進行軍事競賽。「跳遠、跳髙、賽跑、爬牆、盤繩、跳繩、擲手榴彈和射擊方面的激烈競賽,受到鼓勵。」斯諾在《西行漫記》裏寫道,「看了紅軍跳牆、跳杆和盤繩,就不難明白爲什麽中國報紙因爲他們行動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給他們起了『人猿』的綽號。」
  更重要的是,斯諾在寧夏,深切體會到了紅軍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繫鬥志的主要支柱。」斯諾說,而且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效仿的。
  斯諾詳細地向他的西方讀者們介紹了什麽是革命覺悟,那是紅軍戰士對侵略者的痛恨,是共産黨人與普通民衆打成一片的真誠,是對人人平等的追求,也是他們在任何艱難環境下的不屈……斯諾認爲,那些是「他們爲之戰鬥和犧牲的簡單的信條」。
  轉折時刻
  斯諾慶幸自己當初沒有馬上離開保安就南下,而是來了寧夏。
  後來,他在《西行漫記》中回憶道,幸虧自己接受了吳亮平、傅錦魁等人的建議,深入紅軍前綫,去寧夏瞭解最基層的紅軍生活。「我要是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在離開保安時就仍舊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斯諾寫道,「仍舊不相信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出色的裝備,特別是髙度的政治覺悟,仍舊不瞭解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這支鐵打的軍隊,在寧夏、甘肅地區,打了幾場硬仗。彭德懷坐鎮寧夏預旺堡,指揮西征軍作戰,從5月下旬到斯諾來的8月間,先後攻占了甘肅環綫、會寧、固原(解放後劃歸寧夏),陝西的安邊、定邊以及寧芨的鹽池、海原等地。使原有的蘇區與新解放區連成一片,形成了東西長達1000餘哩、南北寬約600餘哩,轄30餘縣城的陝甘寧根據地。
  從此,中共在陝北才正式站穩了腳跟。這也昭示著國民黨圍剿行動的失敗。
  在長期研究中共黨史的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黨校教授李哲看來,以寧夏爲指揮中樞的西征,不但鞏固了中共對西北地區的掌控,而且還通過群衆運動等方式,爲中共後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群衆基礎,又通過民族統戰政策,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這也凸顯了中共選擇寧夏作爲重要據點的眼光。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紅軍長征文獻》記載,紅軍挺進寧夏之前,中共中央就認爲,「奪取寧夏,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綫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匸都是決定的一環。」
  斯諾在寧夏,將紅軍的作戰進程,以及作戰期間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友好關係,真實記錄下來。「斯諾恰恰是在中國共産黨人的內夕蔔政策正經歷重大轉折的兩史時刻,實現了這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步驟。」長期從事中國對外關係的學者牛軍在《從延安走向世界》一書中寫道。
  當時,不止中共面臨重大歷史轉折,整個中國亦然。中共一邊西征,穩固自身根據地,同時也在積極推動抗日統一戰綫的工作。只是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始終將圍剿紅軍作爲其主要工作。不但持續對中共發動軍事行動,而且還不斷打壓呼籲統一抗日的愛國人士,甚至在1936年11月23日,製造了逮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員沈鈞儒等人的「七君子事件」。
  這一年的12月12日,以張學良爲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爲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爲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多次進諫蔣介石無效反而遭到斥責後,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著名的西安事變。
  這之後,中共經過反復研判,爲了抗日大計,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前往西安參加談判。至此,蔣介右領導下的國民黨,才終於決定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擊日本侵略者。
  這時候,斯諾已經離開了寧夏,也離開了陝甘寧邊區。他回到北平(今北京),開始整理自己在陝北、寧夏等中共轄區的採訪見聞,寫下一系列通訊報道。把中國以及中共在轉折時刻的真實情況,介紹給了西方世界。
  「斯諾經過直接採訪和觀察後所作的栩栩如生的報道,第一次打破了國民黨長達十年的新聞封鎖,使國際社會第一次可以比較淸晰地看到那些被視爲洪水猛獸的中國共産黨人及蘇領導核心的真實面貌。」牛軍在《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寫道,斯諾在寧夏地區、陝西、甘肅等地區的經歷,得到國際輿論的極高贊譽。
  美國戰地記者杰克•貝爾登更是在他的著作《中國震撼世界》中認爲,斯諾的《西行漫記》,是「西方對中國瞭解的一個新紀元」的標誌,是與哥倫布發現美洲一樣「震撼世界的成就」,「起了具有重要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因爲他推動美國以至世界輿論接受(中國)共産黨作爲盟友參加反對國際侵略的鬥爭」
(甄天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