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維持了多年的友好關係後，澳大利亞近些年來的外交政策驟然轉向。
　　從2000年到2016年，伴隨中國的崛起，澳大利亞享受到這一過程帶來的巨大經濟紅利，成功從「騎在羊背上」的國家轉型爲「騎在中國背上」的國家，幷有意放弃工業化路綫，轉向資源型國家發展。
　　但是，隨著2018年6月澳大利亞通過《反外國干涉法》，中澳關係陷入冰點。當地媒體接連爆出中國資金影響澳大利亞政壇的消息，這些捕風捉影的報道一度讓時任總理特恩布爾表態稱：「關於中國干涉的報道令人不安」。
　　當特恩布爾下臺後，他的繼任者莫裏森在叫板中國的路上越走越遠。在華爲5G建設、中印邊境衝突、新疆和臺灣等問題上，澳大利亞不斷挑戰中國底綫，大大擾亂了中澳兩國的正常經貿往來，也讓本國民衆深受其害。數月前，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方同維多利亞州簽訂的「一帶一路」倡議備忘錄和框架協議。
　　煤炭、紅酒、棉花、木材、龍蝦等，以往都是澳大利亞輸華的熱門商品，但當澳大利亞逆勢而動時，這些商品被擋在中國國門之外，市場則被美國等澳大利亞的鐵杆盟友蠶食。
　　中美之間的分歧雖然不少，但兩國依然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經貿往來。反而是澳大利亞，寧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討美國歡心，種種做法不僅讓本國民衆不滿，更讓其盟友在看笑話之餘，賺得盆滿鉢滿。
　　此情此景之下，澳大利亞迎來一個特殊的紀念日。1971年7月3日，當時的澳大利亞反對黨領袖惠特拉姆率團訪問尚未與澳建交的中國。1972年年底，當選總理數周後，惠特拉姆宣布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1973年10月，惠特拉姆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成爲首位訪問中國的澳大利亞總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分別會見了他。
　　50年過去，當年訪華團唯一健在的成員、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菲茨杰拉德日前撰文紀念這一特殊時刻。他在文中寫道：「他（惠特拉姆）相信，我們必須接受中國是國際格局中永久和重要的一部分。」
　　惠特拉姆因其破冰之旅被稱爲「中澳關係之父」，中澳兩國隨即開啓了外交新紀元。未曾想，如今兩國關係跌入穀底，令人不勝唏噓。不少人追問：澳大利亞爲何在對華政策上急轉而下，幷甘願充當西方反華陣營中的急先鋒？
　　先於美國開啓反華議程
　　通過時間對比不難發現，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的轉變，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幷非同步。具體而言，早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啓動對華遏制之前，澳大利亞早在2016年就開啓了疑華、排華議程。
　　2016年，澳大利亞政府公開支持菲律賓政府將中菲南海爭端訴諸國際仲裁法庭。當年7月，當海牙國際法庭作出有利於菲律賓的仲裁的第二天，時任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Julie Bishop）就表示，呼籲中國和菲律賓接受這一仲裁。2017年3月，畢曉普訪問新加坡時宣稱，美國應在印太地區發揮更大作用，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不適合擔當地區的領導者。同年6月，澳大利亞廣播電視臺（ABC）在一檔40分鐘的節目《權利和影響》中，編造中國政府試圖通過代理人左右澳大利亞在南海的立場，聲稱中國在澳洲擁有無所不在的「軟實力」。
　　2017年10月，畢曉普在記者會上指責中國政府正在滲透進入澳高校，稱中國在澳留學生因爲擔心中國政府的監控而回避談論政治體制方面的問題。此時，澳大利亞學者也摻上一脚，查爾斯•斯圖亞特大學公共倫理學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在《無聲的入侵：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影響》專著中聲稱：「中國正在利用虛假的歷史來定位自己，從而在未來對澳大利亞有所控制」。
　　2017年11月，澳大利亞發布《外交政策白皮書》，雖未直指中國，但報告中對「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强調，暗示其擔心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將對地區秩序造成不良影響。
　　可見，澳大利亞對華政策轉變的根本原因在其自身，而非單純追隨美國的步調。只不過，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的現狀强化了澳大利亞對這一政策選擇的决心和信心。
　　戲劇性反華的耦合因素
　　澳大利亞對華政策轉變幅度之大、變化之快，令人驚訝。促成此轉變的，是必然與偶然雙重因素的耦合。
　　就必然而言，由於價值體系的差異，中國模式的成功、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必然讓所有以西方價值立國的社會感到某種不舒服。畢竟價值觀代表了社會秩序的原則，包括將以何種原則來組織、安排未來社會。
　　雖然中國從不輸出模式和價值，而是鼓勵其他國家走適合自己的道路，但隨著中國實力、影響力的擴大，中國模式、價值必然對其他國家産生愈加明顯的示範效應。其他西方國家或許只是對此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警惕，而不會將之作爲權衡對華關係的根本性指標。
　　但澳大利亞不同，作爲孤懸於東方世界邊緣的唯一西方國家，澳大利亞維持國家認同的基礎就是其西方價值觀，這也是它能够自詡爲西方大家庭一員的驕傲所在。而作爲距離中國最近，也是唯一被籠罩在中國影響力範圍之內的西方國家，澳大利亞更能感受到「全方位的威脅」。
　　這種氣氛下，澳大利亞國內彌漫起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陰謀論」，這種污名化逐漸成了一種政治正確，朝野左右概莫能外，誰也不敢逆潮流而行。
　　上述背景以外，澳大利亞政壇當時還出現了一個偶然因素：時任總理特恩布爾因「中國因素」陷入麻煩，導致其執政地位不穩，亟須擺脫困境。
　　特恩布爾在出任總理前，曾投資過中國河北的一個礦場，家中還有一個中國兒媳，可以說與中國關係匪淺。但在「中國威脅論」的輿論環境下，他有種急於撇清的心理，從而迅速調整自己的對華認知與戰略理念，努力展現出對華强硬的一面。
　　澳大利亞因價值驅動而形成的疑華、排華大氛圍，與特恩布爾個人特殊的政治需要相結合，共同譜寫了自2016年開始的對華政策大變奏，幷逐步加速，越跑越遠。
　　特恩布爾時期的對華轉向
　　像前總理陸克文一樣，特恩布爾同爲澳大利亞「知華派」政治家，在2015年上任之初，他在對華政策上還是持溫和、理性的態度。
　　當時他的外交政策有三大理念：第一、偏重於「現實」經濟利益的外交政策。在其初期的執政理念中，這個世界似乎不需要美國這個帝國。第二，在他看來，中國的崛起將給地區秩序帶來均勢。雖說這種崛起勢必帶來某些風險和威脅，但衝突幷非不可避免，因爲這對中國來說弊大於利。第三，對於「美國例外主義」不會表現出「絕對效忠」，他會對於美國在一些國際事務上破壞規則的行爲作出坦率評價。
　　此時的特恩布爾在對華問題上表現出獨立於美國的偏好，同前總理柯廷、惠特拉姆和基廷相似，他們對「順從」美國的戰略持保留態度。
　　但從2016年開始，澳大利亞國內氣氛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疑華」氛圍的推動下，對中國崛起可能給亞太現行秩序造成「麻煩」，甚至影響到澳大利亞內政的擔憂開始發酵，幷在媒體的推動下迅速擴散。
　　特恩布爾此前的理念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與指責，導致其支持率下降；加上他身上的「中國因素」，讓他不得不極力證明自己的立場。這種迅速而華麗的「轉身」，一方面有利於他贏得本黨派內部保守勢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幫助其肅清政治對手，從而爭取連任總理。
　　然而，由於特恩布爾在執政的自由黨內執政基礎不穩，他在黨內的主要競爭對手、前總理托尼•阿博特時不時對其發起「挑釁」。特恩布爾上任後，民調顯示，只有18%的受訪者認爲他在任期間的工作表現會超過前任阿博特，不少選民對特恩布爾領導下的聯盟政府能否支撑到2019年大選表示沒有信心。
　　對於黨內發起的挑戰，特恩布爾2017年7月訪問英國時曾評價說：「自由黨從來都不是保守黨，從羅伯特•孟席斯建立該黨時，就認爲本黨應是走中間路綫的政黨。我將竭盡全力將本黨拉回到中間路綫。」
　　但在其任內，澳大利亞一直未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倡議合作諒解備忘錄，原因之一在於，如果特恩布爾政府同意簽訂，許多黨員會認爲，這將助長中國衝擊既有國際秩序，是對美澳同盟的擠壓。
　　爲了籠絡黨內保守派，從2017年開始，他明顯有意展露對華「强硬」，聲稱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滲透」已達到空前程度，需要通過立法予以控制，甚至頻頻制造反華事件。
　　此外，打「中國牌」還可幫助他打擊來自其他黨派的競爭對手。2017年10月-11月，時任工黨黨魁比爾•肖頓（Bill Shorten）的支持率一度超過特恩布爾。特恩布爾政府隨即出招，指責工黨議員鄧森接受了中國商人黃向墨的政治捐款，從而影響其對南海政策的態度。
　　此前，鄧森曾表示，南海問題是中國及其鄰國的問題，澳大利亞不應干涉。這一表態與工黨的南海政策相背離，也同聯盟黨的南海政策不一樣。隨後，鄧森因爲允許中國商人幫其支付律師費用而被推向風口浪尖，被迫辭去議會參議員的職位。這一事件對工黨造成了較大的公信力危機，讓輿論對工黨能否捍衛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産生質疑。由於對「下屬」的任用和管理不力，比爾•肖頓的民調也變得不盡人意。
　　同年12月，隨著鄧森案的蓋棺定論，澳大利亞政壇開啓了新一輪「反華」熱潮，特恩布爾趁機宣布將頒布《反外國干涉法》，意欲嚴控中國對澳大利亞內政的影響。至此，澳大利亞的反華輿論氛圍大勢已成。
　　但表演還在繼續。2018年年初，特恩布爾政府宣稱，澳大利亞不會因爲經濟利益向中國「低頭」。經過長達半年的商議，澳大利亞通過了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家情報領域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法案《反外國干涉法》。明眼人都能看出，該法案針對的正是中國。
　　有研究者注意到，時機也是澳大利亞官僚政治中的重要考量因素。特恩布爾政府釋放一系列反華言論之際，不但執政的自由黨受到在野黨的極大威脅，特恩布爾本人也在黨內遭遇重大挑戰。
　　通過轉移火力，特恩布爾和自由黨成功擺脫了困境，幷爲2019年大選創造了較好的政治生態；特恩布爾個人也保住了總理位置，其黨內支持度和民間支持率均有顯著攀升。通過積極抓住對華强硬的主動權，他亦掌握了對於「通外、賣國」的解釋權，將對手反過來逼入窘境，在政壇成功實現了翻雲覆雨。
　　莫裏森時期的推波助瀾
　　雖然特恩布爾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緊跟潮流，展現出「强硬」和「親美」的一面，幷一度贏得黨內和國內的支持，但在民衆最關注的國內治理上却接連失分。
　　由於對2018年的大旱應對不力，又在環保、減排等政策上損害了企業家的利益，特恩布爾的支持度再陷低迷。
　　爲了避免特恩布爾拖累自由黨的2019年大選，2018年8月21日，時任內政部長皮特•達頓在阿博特的支持下公開發難，要求舉行黨魁選舉。在8月24日舉行的黨團會議上，特恩布爾在不信任投票中以40票對45票敗北，失去黨魁職務幷辭任總理。
　　通過黨內競選，黨魁和總理職務由原財政部長斯科特‧莫裏森接任。莫裏森也成爲澳大利亞不到10年間的第六任總理、該國的第30任總理。上任前夕，莫裏森簽署了一項聲明，將中國企業華爲和中興排除在澳大利亞5G網絡建設之外。
　　特恩布爾執政時期，莫裏森一直是政府要員。他在黨內屬保守派，既主張加强與中國的經濟接觸，也以國家安全和保護主義爲由反對中國投資。他曾負責實施2018年生效的《反外國干涉法》，直接導致澳中關係趨緊。但同時，他也反對經濟民粹主義，呼籲加强對華接觸。
　　擔任財政部長期間，莫裏森曾多次訪問中國。就在接任總理前不久，他還發表演講稱：「隨著中國中産階層繼續邁向繁榮，未來幾年，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機遇來促進服務業的出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2018年11月1日，莫裏森發表了上臺後的首場外交政策演講，其中十次提到中國。他認爲，澳中關係至關重要，幷表示將繼續深化澳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他還稱，自己最想對中國說的是「希望能恢復貿易來往」。與此同時，他也認爲，「和美國的結盟是我們的選擇」，「美國是否强大」關乎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
　　由此可見，就莫裏森個人而言，算得上是保守主義中的務實派，既提防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又不願意放弃與中國交往的經濟利益。但是，領導人的個人傾向在很多時候幷不能左右决策。
　　莫裏森上任之際，澳大利亞國內反華大勢已成，即使總理也無力逆勢而行；加上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的對華態度展露猙獰，其强力打壓中國、甚至於不惜付出代價的策略已爲外界所知。這種情況下，順應輿情和追隨「盟主」，是澳大利亞這類「中等國家」選舉型政府的必然選擇。
　　內外雙重因素的合力，推動莫裏森政府在反華道路上越走越急。隨著2019年自由黨連任，澳大利亞政府在經貿方面對華釋放出一些積極信號，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呈現負面態勢，甚至變本加厲。
　　2019年10月，彼得‧達頓公開批評中國「在國際上的行爲常與澳大利亞的價值觀衝突」，還污蔑中國「盜竊知識産權幷入侵澳大利亞政府網絡」。
　　疫情到來加劇了這種趨勢，尤當2020年4月澳大利亞提出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之後在香港和臺灣問題的表態上不斷挑戰中國底綫，民間的對華態度也逐漸從平和走向極端。
　　「疑華」和「排華」成爲朝野共識
　　如今在堪培拉，中國早已成爲敏感話題，任何有悖於偏激立場的言論都成爲衆矢之的。澳大利亞政壇內部甚至開始了「白色恐怖」：新南威爾士州議員肖凱•莫澤爾曼因爲贊揚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的高效做法，其住所遭到安全部門的搜查，他本人不得不辭去公職。
　　澳大利亞議會中，歷來與執政黨唱反調的反對黨議員也極少指責現任政府的對華政策。敢於表達猶疑和指責的，多是那些早就退休的政治家，如前總理陸克文、前外交部長鮑勃•卡爾等。
　　經過此輪對華政策的調整，「疑華」和「排華」已成爲澳大利亞的朝野共識。
　　澳大利亞政府幷不認爲目前的澳中關係態勢會對國家利益造成不利，相反主流政界人士認爲，通過《反外國干涉法》、加大中國在澳投資的審批等方式，可進一步降低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影響幷捍衛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
　　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西方國家，之所以不同程度加入美國主導的「反華大合唱」，一方面緣於他們從價值、利益出發，覺得中國代表了另一種發展方向和前景，代表了對西方現行道路、價值的否定，應該打壓；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他們相信，通過這種遏制、打壓，可以阻止中國繼續發展。
　　這種自上而下的「反華」浪潮導致中澳兩國交流在多個層面受挫，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應是民間對彼此的好感度急劇下降——由《環球時報》旗下輿情調查中心和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合作開展的專門針對中澳關係的年度公衆調查顯示，中國民衆對澳大利亞的好感度在2021年比2020年下降近10分；而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發布的民調顯示，澳大利亞民衆對華的好感度也在2019年急劇下降。
　　眼看這種情況，參議院工黨領袖、華裔影子內閣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站了出來。她在5月的一次采訪中批評莫裏森政府爲了政治利益煽動製造危言聳聽的言論，讓兩國關係陷入緊張。她認爲，澳大利亞國內有太多關於中國的討論是「瘋狂、令人恐懼和缺乏背景的」。
　　黃英賢提出建議說，在對華政策上，澳大利亞可以學學日本，「多些策略，少些政治，少說多做」。「這一切都不需要『敲響戰鼓』。」她說，澳大利亞需要找到和中國「潛在的合作點」。
（沈予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