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於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目前有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等11個成員。據統計，CPTPP的11個成員2020年GDP合計爲10.8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12.8%。其中，日本的GDP在CPTPP11個成員中的占比就達到將近一半（46.6%），接下來分別是加拿大（15.2%）和澳大利亞（12.6%）。相比之下，中國2020年的GDP爲14.7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17.4%。如果中國加入CPTPP，GDP將超過現在CPTPP11個成員的總和。
　　9月16日，中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CPTPP，這將對亞太區域的經貿格局産生深遠影響，這種影響遠非單向的。儘管從談判的正式啓動到最後完成，可能由於各方的態度與利益考量，需要經過相當複雜的過程，但在這一過程當中，中國和相關各方就有關經貿規則進行磋商本身，就會促進相互理解的增强。事實上，儘管協定早就在2018年3月8日完成簽署，但截至2021年9月，CPTPP的11個締約國並未都批准該協定。按照時間順序，批准該協定並正式生效的國家只有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新西蘭、加拿大、澳大利亞、越南和秘魯等八個，其餘三個國家（智利、馬來西亞、文萊）由於社會動蕩、政府更迭等種種原因，批准進程停滯，而秘魯則是在今年7月才完成這一流程，協定於60天后（9月19日正式生效）。
　　CPTPP的前世今生
　　CPTPP的前身最早是2006年1月1日生效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P4），該協定由文萊、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這四個國家簽署。2008年9月，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貿易代表宣布美國尋求加入P4協議，並將該協定的名字去掉了「戰略和經濟」兩個詞，改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的這一決定迅速引起了其他國家的興趣。澳大利亞、秘魯和越南在幾個月後宣布有意加入，馬來西亞、墨西哥和加拿大於2010年加入談判，日本於2013年加入談判。談判進程並未如初期預料的那麽順利，以至於儘管2016年2月4日12個談判方在新西蘭簽署了TPP文本，但由於美國民主黨已經失去參衆兩院的多數席位，協議未能在國會獲得通過。2017年，特朗普上臺伊始，就以行政令的方式宣布正式退出TPP。面對美國的決定，TPP的其餘11國於當年5月在越南舉辦的APEC論壇期間同意繼續就沒有美國參與的替代方案進行談判，並最終於2018年3月8日簽署了新的協定——CPTPP。
　　在TPP談判之初，奧巴馬提出的目標是要完成「面向21世紀的高水平經貿協定」。該協定不僅要求加入協定的成員多數商品貿易接近零關稅，而且協定還在衆多領域實現了超出WTO的規則創新，被稱爲「下一代貿易協定」。與TPP相比，CPTPP暫停或更改了其中的22項條款，减少了對投資者國家爭端機制的支持，在涉及知識産權的第18章進行了大量修訂。CPTPP涵蓋了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金融、知識産權、電子商務、勞工、環境、政府采購、競爭、國有企業、監管協調等國際貿易各領域，協定的內容相對更加精煉。與傳統貿易協定相比，CPTPP協定中成員方的例外相對更少，各方大都需要在各領域做出積極且全面的承諾。如果各方都能嚴格執行協定，企業在CPTPP各國市場開展跨境經貿活動的成本會顯著下降。在創新方面，協定强調了禁止締約方施行數據本地化政策，禁止對電子傳輸徵收關稅；各方在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負面清單的開放；對於政府采購和市場競爭等領域確定了更加詳細和可操作的規則。
　　有望爲中國持續開放提供動力
　　作爲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從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到加入WTO，通過開放，不斷學習國際經貿規則，促進了國內改革進程的持續推進。據國務院法制辦稱，在中國入世15年時（2016年），自1999年開始的中央層面的法律法規制度按照立、改、廢的計劃持續推進，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修改與貿易有關的法律21件；國務院制定、修改、停止執行有關行政法規約100件；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修改、廢止部門規章和其他政策措施1000多件，而地方法規規章制度的調整約20萬件。這種調整帶來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不僅顯示了中國遵守入世承諾的態度，采取了實際行動，而且使得外國投資者對中國市場有更爲清晰、準確的把握，更願意與中國合作夥伴建立緊密的業務聯繫。
　　與WTO相比，CPTPP所涉及的規則更新，有望爲中國經濟的持續開放提供重要推動力。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發展迅速，技術的進步爲更加多樣的經貿合作提供了可能。面對服務貿易領域的拓展和合作深度的加大，服務於協調和平衡各方權利義務關係的國際經貿協定遲遲難以出現，這不僅阻礙了業務市場的擴大、降低了創新的效率，而且給業務鏈上的參與各方帶來了不少風險。爲了解決和適應發展中的問題，不少國家紛紛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而模式之間缺乏協調使得市場分割的情况極爲普遍，跨國企業爲適應不同地區監管要求而面臨的「合規風險」越來越大。而CPTPP協議的達成，試圖爲有著類似協調需求的國家和發展興趣的行業提供新規則的溝通平臺，加强標準與規範、監管與支持政策的對接，降低市場發展的不確定。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影響，全球供應鏈的不穩定顯著增加，而通過加入CPTPP，參與國間的供應鏈重整有望顯著增强全球供應鏈的韌性，符合各國的普遍利益。
　　也應該看到，經貿協定的談判往往有著較大的差異。中澳自貿協定從啓動到簽署用了十年，中韓自貿協定只用了兩年多。國家間政策和發展理念往往差異巨大，CPTPP由於涵蓋不同類型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更是如此。經濟體量、産業結構、發展階段、發展訴求不同的經濟體在協商各方共同接受的高標準規則時必然需要經過不少溝通，甚至需要做出必要的妥協。加入協定從來都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協定的締約方表達自身發展態度、引導和支持企業把握發展機遇、保護消費者利益的重要方式。中國在去年年底與東盟等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夥伴關係協定》（RCEP），與歐盟完成了《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這些經貿協定的側重點各異，理念有所不同。但與CPTPP相似，這些協定都需要協定參與方根據國內産業發展能力和需求做出恰當承諾，並依照協定要求調整國內經貿管理規則。如果中國能够順利完成加入CPTPP的進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CPTPP各方來說，都可能需要做出積極和主動的適應。
（周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