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博彩業是中央推進新時代的統一部署

  溫州市公安局公佈偵破以犯罪嫌疑人周焯華為首、張寧寧等人為骨幹的跨境賭博犯罪集團涉嫌在中國境內實施開設賭場犯罪行為的案件,溫州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犯罪嫌疑人周焯華批准逮捕,看來是中央的統一部署。繼昨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將犯罪黑手伸向內地,必將受到法律嚴懲》的專題採訪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隨即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從嚴懲治開設賭場犯罪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介紹指出,最高檢將從嚴懲治開設賭場犯罪,並敦促跨境賭博相關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這兩起中央級的法律及政策解讀,似是在支持及配合溫州市公安局和溫州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的行動,實際上是中央政法委以至是中央最高層的統一部署。
  有不少人提出疑問,澳門貴賓廳及中介人到內地招攬及組織內地居民到澳門參賭的事實,已經存在了十幾年,為何如今才「下手」?看來,除了是為了嚴厲執行今年三月一日開始生效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三百零三條進行的修改,增設了「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的新規定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其一,是中央清查政法系統尤其是最高公安機關的部署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不是說,過去十幾年都相安無事嗎?問題就出在這裡。——這幾天來已經有人提及,周焯華跨境賭博犯罪集團可能已經「反統戰」了最高國家公安機關的某些官員,尋求「靠山」和「保護傘」。實際上,周焯華與最近中央公佈的幾位接受審查處理的公安部原高官傅政華、孫立軍(曾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等,有著程度不同的關係,並因為其向公安系統捐款及參與投資拍攝相關「史詩級」電影,而受到他們的接見表彰。現在這些在政治上與中央唱「對台戲」,在經濟上腐敗的原高官被揪出來,被視為「上了賊船」,甚至不排除暗中對他們有所「進貢」,以尋求「保護」,並以參與拍攝相關電影而實行「洗黑錢」,也確實是受到保護,其在內地的招攬及組織內地居民赴澳參賭的事業「撈得風生水起」的周焯華,也難免被「一鍋端」。這是又一個自稱「受到中央支持」的「何超明式」的事件和人物,因為其背後的所謂「中央」,與真正的中央並不是跑在一條道上。
  其二、光顧貴賓廳的「大豪客」,有不少是內地的公職高官或國企高管,甚至成為以周焯華為首、張寧寧等人為骨幹的跨境賭博犯罪集團的「股東級代理」或「賭客會員」。對該涉嫌犯罪集團進行深入追查,並設法獲取其「股東級代理」或「賭客會員」的名冊,以及「太陽城」賬冊中,有關參賭的內地公職高官或國企高管的賬目往來,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反貪鬥爭的成果,揪出這些貪腐人馬。澳門司法警察局當晚採取行動,查封其賬冊等重要資料,就是為中央的反貪鬥爭立下大功。當然,也是要堵塞寶貴的外匯外流,洗黑錢的漏洞。這幾年,「海航」、「恆大」等企業,在海外瘋狂「買買買」,其實就是在「走資」,「逃匯」。或許,貴賓廳的部分業務,在客觀上也涉及到幫助內地某些公職高官或國企高管的套匯逃匯及「洗錢」。
  其三、是「整頓行業」的需要,這已經涉及到整個博彩業的前景了。內地在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起飛,但也產生了許多問題。近年來,資本在多領域無序擴張,野蠻生長,使經濟社會發展偏離「以人民為中心」的軌道。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已經針對房屋、醫療、文藝、金融等領域,制定法律或頒布政策,限制資本在這些領域過度擴張。最近也針對資本驅動演藝圈「飯圈」(粉絲圈)文化,大型互聯網企業強迫經營者「二選一」等擠壓中小企業生存空間,損害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及大數據殺熟、洩露隱私數據等侵害消費者權益,以及不顧中央有關機構勸阻,強行要到美國上市,有洩露國家重要機密之嫌的行為,進行行業整頓,並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
  實際上,資本的無序擴張,利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卻忽略了「先富起來者幫助未富者」,違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意旨。百年大黨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這些資本無序擴張,野蠻增長的現象進行調整,也包括對過去也是無序增長的澳門博彩業在內。
  必須看到的是,某些貴賓廳負責人,利用其在內地擔任各種政治公職的便利,每當中央為了開展反貪腐鬥爭而收緊簽注政策時,就向中央施加壓力,要求中央「開水喉」,而中央有關部門不得不「從善而流」,從而干擾了中央的反腐鬥爭,並在客觀上形成澳門貴賓廳廳主的「聲音」蓋過中央的「事實」,致使中央的權威受損。
  這種情況,與「雷洋事件」發生後,中央要求嚴查不貸,但傅政華卻暗中煽動四千多公安幹警集體上書,以「辭職」作威脅,導致中央最後不得不妥協,輕輕放過涉案的幾位警察的情況,何其相似乃耶───中央的權威都受到損傷。這也是中央目前正在整頓政法系統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而包括周焯華在內的貴賓廳廳主過去的「開水喉」喊話,就是損害中央管治權威的表現。
  實際上,某些貴賓廳廳主為了「洗白」,也是為了增強自己的「議價能力」,千方百計地使用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爭取獲得內地各種政治公職的職位,如周焯華就曾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當然,反過來也有高官涉嫌向博彩業經營者「售賣」各種政治公職,如原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的「判決書」,就將其出售廣東省政協委員給包括經營海上賭船的連超等事實,判定為犯罪行為。這些人就是要以政協委員的身份,與上面「講價」,以維護其在博彩業經營的利益,並作為與澳門特區政府暗中「博弈」的政治資本。
  溫州市公安局公佈周焯華所涉案件的時機,選擇得很微妙。當天正好是澳門立法會討論特區政府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的日程安排;而在立法會討論保安範疇施政方針的當日,《人民日報》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針對周焯華案發表了相關談話。當然,《人民日報》也強調,此次公安機關打擊境外賭博集團對內地居民的招賭吸賭行爲,是爲了有效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社會穩定和國家形象,而不是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業的正常經營活動。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業經營和從業人員在澳門可以從事當地相關法律允許的經營活動。但其在內地的行爲,必須符合內地相關法律規定,觸犯內地法律、構成犯罪的,將嚴格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談話內容,似乎也是在間接肯定澳門司法警察局將周焯華等嫌犯移送檢察院的處理方式。
  這就可以明白,為何曾經被列為二零二一年立法計劃的修改《博彩法》項目,在二零二一年度未能如期完成後,卻沒有繼續被列入二零二二年度的立法計劃;也可以理解,無論是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還是經濟財政司的施政方針,都沒有直接涉及賭約到期的處置方式。這是在等待中央的拍板決定。此前筆者就曾多次分析,《博彩法》的修改,中央有權「話事」,必須等待中央的最終部署,並非澳門特區自己可以「想做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