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一直在進行招聘工作。他們急需語言、科學、工程、數學等方面的專家。而且，招聘規模也很大——總人數超過100人。
　　這是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非常關注的一件事情。
　　自3月份開始擔任CIA局長時，他就意識到這個看起來全球最强的情報組織，存在巨大軟肋：技術專家不足。兩個月前，伯恩斯任命了一名首席技術官，幷啓動了一項CIA技術研究員計劃，在未來一到兩年內，爲CIA輸送各類專家。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更詳細地揭示了CIA面臨的問題。該報引用一份絕密電報稱，CIA如今一直受到「糟糕的間諜技術」「對情報來源的過分信任」「對外國情報機構的低估」「對發展綫人時的風險忽視」等問題的困擾。
　　而人工智能、生物識別掃描、面部識別和其他技術的運用，使各國政府更容易追踪在本國活動的美國情報人員，這使中情局特工與綫人的會面和溝通更加困難，也使這些國家在發現CIA綫人方面的實力日益增强。
　　伯恩斯不得不承認，在智能手機、無處不在的監控錄像和其他「數字塵埃」的世界中，傳統的間諜活動要困難得多。
　　CIA希望通過更强的技術力量，來彌補這個問題。
　　吹出來的CIA
　　今年早些時候，CAI獲取了大量關於新冠病毒的情報。他們有自己的情報渠道，這幷不是太難的事情。對這個機構而言，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破譯這些情報。
　　他們需要數據科學家來處理情報，還需要外語人才將其翻譯過來，更重要的是，他們還需要生物學家幫助情報官員理解其中的信息。
　　如果CIA像好萊塢電影中描寫的那樣强大，這些都不是問題。流行文化中，早已經將CIA塑造爲一個神通廣大的部門。作爲世界第一情報機構，有摧城毀國的威力。
　　但現實中的CIA，地位一直很尷尬。
　　CIA的前身——戰略情報局當時在美國國內幾乎沒有什麽地位。該組織被禁止查看從日本和德國截獲的最重要的通信。
　　二戰期間，美國軍事情報助理參謀長克萊頓•比塞爾少將（Clayton Bissell）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可以直接接觸總統的獨立情報機構，將是「一個民主國家極其危險的事情」。
　　1946年，CIA成立，西德尼‧蘇厄斯被任命爲第一任局長。美國陸軍上將萊希在他1946年1月24日的辦公室日記中，記錄了CIA成立的一幕。
　　「今天在白宮共進午餐時，只有工作人員在場，西德尼•蘇厄斯被杜魯門授予了黑色斗篷、黑色帽子和木匕首。總統隨後封蘇厄斯爲『隱秘與匕首組織』的首領和『中央監視主管』。這個歌舞雜耍表演讓這個目瞪口呆的預備役軍人掌握了一個名爲『中央情報小組』的卑劣而短命的組織。」
　　萊希記錄道：「蘇厄斯現在負責近2000名情報官員和支持人員，他們控制著大約40萬人的文件和檔案。他們中的許多人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麽，或者他們應該做什麽。」
　　蘇厄斯宣誓就職後，有人問他想做什麽。他說，「我想回家」。
　　CIA天生就有嚴重的缺陷。從一開始，它就面臨著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內部的激烈競爭，而它的權力也一直沒有明確界定。
　　比如杜魯門，他對擁有2000人的中情局的要求是，每天一份情報摘要。這樣他就可以避免每天早上閱讀兩英尺厚的電報。
　　成立初期的CIA幾乎無所適從，在美國大衆眼中他們也是一個多餘的機構。直到1952年，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出任CIA局長，這個機構的外部形象才有所轉變。
　　杜勒斯結交了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出版商和廣播公司，討好參議員和國會議員，討好報紙專欄作家。他覺得體面的宣傳遠比謹慎的沉默更合適。
　　杜勒斯與《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全國主要周刊的掌門人保持著密切聯繫。他隨時可以拿起電話口述一篇突發新聞，或者邀請《時代》柏林分社社長、《新聞周刊》東京分社社長等人來做一次專訪。
　　杜勒斯建立了一個强大的公共關係和宣傳網，其中包括50多家新聞機構，十幾家出版，以及當時最有權力的媒體大亨。在他們的賣力宣傳下，CIA才成爲一家無所不能的神奇組織。
　　但現實當中，他們經常性一敗塗地。
　　敗績累累
　　不久前，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發了一頓脾氣。
　　9月時，他和一位情報官員訪問印度。期間，這位官員說，自己遭遇了一場神秘的健康事件，症狀與「哈瓦那綜合征」相似。
　　2016年，美國駐古巴哈瓦那大使館的外交人員、情報人員最早報告的疾病。當事人經歷特定的聲音後，出現頭暈、噁心、耳鳴等症狀。直到現在，超過200人出現了這類症狀，可美國政府一直沒搞清楚這是怎麽回事。
　　中情局也一直在調查這個問題，但沒有太大進展。這一次，中情局高官竟然再次中招，更是令伯恩斯大感不滿。中情局一直懷疑是古巴政府做的手脚，只是沒有任何證據。
　　中情局對古巴政府，可謂敵意很濃。即便不考慮這場神秘的疾病，中情局之前就與古巴有繞不過去的恩怨。
　　1961年4月，一直試圖顛覆古巴卡斯特羅政府的中央情報局策劃了「猪灣事件」。1400人的古巴流亡者突擊旅，在古巴南部海岸登陸。結果不想，這些人遭受到古巴軍方的猛烈炮火攻擊。
　　此前，CIA一直以爲自己策劃得天衣無縫，實際他們的行動早都被古巴情報部門一手掌握；而且CIA甚至沒有和美國軍方事先溝通，他們欺騙說會有美國空軍支援，但直到突擊旅全軍覆沒也沒有見到飛機的影子。
　　這之後，CIA的敗績還在繼續。
　　1978年8月，在美國支持的伊朗國王巴列維逃離伊朗前的六個月，中央情報局得出結論：「伊朗目前沒有革命的迹象。」六個月後，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在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中上臺執政，伊朗和美國自此成爲敵國。
　　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入侵始於1979年12月，後來演變爲一場長達9年的戰爭，這次入侵讓卡特政府措手不及。CIA曾經向他報告，考慮到戰爭的高昂代價，蘇聯不會入侵阿富汗。
　　前中央情報局官員麥克埃欽回憶說，在入侵後的幾天裏，一個黑色的笑話開始在CIA內部流傳，「分析員說得對，而蘇聯人做錯了。」
　　CIA對9•11事件也沒有任何預警，國會調查後發布的9•11報告稱，「情報界過時的系統導致預警失靈」。9•11事件發生後，國會成立國家情報總監和國家反恐中心來彙集情報，這完全就是對CIA投下的不信任票。
　　國會的調查報告稱，中情局的年輕官員們「顯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他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大筆錢被浪費在失敗的海外任務上」。報告描述了這樣的一個CIA：不稱職的人被賦予了巨大的權力，有能力的人被像木頭一樣堆在走廊上。
　　俄羅斯人有一句諺語：「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個保加利亞人，就揍他一頓。他會知道原因的。」這句話很適合CIA，9•11發生之後，任何出現在弗吉尼亞州蘭利（CIA總部所在地）街頭的CIA官員都可能遭到毆打。
　　70多年來，CIA最重要的産品依然是這個機構建立之初，杜魯門最需要的總統每日簡報（PDB）。
　　這是當天的秘密情報彙編，會在早上送到美國總統的辦公桌上。一個情報人員有多大的價值，就是看他在PDB上寫了多少字。對於每個新招募的特工，CIA的培訓師都會告訴他PDB是多重要。
　　但9•11之後，美國總統已經不再重視PDB了，可以想像這讓CIA有多沮喪。
　　惡性循環
　　9•11事件之後，布什政府捏造情報，爲美國入侵伊拉克提供藉口，更是徹底毀滅了CIA的信譽。自此之後，CIA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核心價值觀：爲了和聯邦調查局以及國防部競爭，防止對方吞掉自己。
　　從布什政府以來，CIA的高管們爭相恐後地討好白宮，提升自己的存在感。尤其是特朗普上臺後，CIA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循規蹈矩、任人唯親。
　　前CIA高級官員倫敦•道格拉斯（London.Douglas）在其著作《The Recruiter Spying and the Lost Art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描述了CIA在9•11後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情報官員以及他們之前的幾代人，一直專注於任務和行動，避免在情報圈子之外受到關注。他們認爲自己是有執照的小偷，而不是官僚。他們厭惡與資深人士會面，更討厭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或國會山做簡報。他們寧願在自己的秘密世界裏保持匿名。光是讓這些人穿上西裝就是個挑戰。
　　自9•11以來，情况正好相反。在國會出頭露面的CIA官員晋升最快。總部走廊成了引人注目的舞臺。如今，CIA官員們競相爭取向國會和其他機構高層彙報情况的機會。他們排隊參加各種形式的焦點小組、論壇和組織協會。
　　特朗普2016年大選勝利後首次訪問中央情報局總部，時任局長布倫南向他介紹了CIA執行秘密暗殺的小組。特朗普聽得都呆了。布倫南很滿意，諂媚地說：「總統先生，你讓我殺誰，我就殺誰。」
　　據美國媒體報道，特朗普對這種表態很是高興。
　　9•11後，CIA的另一個變化是，反恐成了他們的首要任務。道格拉斯在中情局工作了34年，親眼見證了這種變化。據他介紹，9•11之前，CIA的傳統工作是竊取幷分析情報；9•11後，這個機構變得原來越迷戀增强軍事力量，以及打擊公布分子。
　　他們希望能够彌補9•11的失誤，陷入反恐狂熱的CIA，在應對極端分子的問題上，變得越來越强，但面對其他國家的網絡威脅和情報威脅，則顯得越來越不專業了。在新的形勢下，中央情報局的技術和手段也落伍了。
　　CIA，落伍了
　　中央情報局誕生於冷戰初期，主要的敵人是蘇聯，收集情報的主要手段是各行各業的綫人。蘇聯解體後，這些手段變得沒有用武之地。
　　道格拉斯認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切都有一種「回到未來」的感覺，個人能力和突擊隊行動不再受到重視。在監控技術發展到如此成熟的時代，傳統的間諜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將毫無用處。這也解釋了CIA綫人爲何大規模被捕。
　　一直以來，綫人就是CIA的工作重心。《紐約時報》引述多位CIA前官員說法稱，發展綫人已經成了「CIA情報官員獲得晋升的途徑」，但「如果特工（綫人）出了問題，沒有人會爲此負責」。
　　這篇報道引述的一份絕密電報，不僅披露了被敵對情報機構處決的CIA特工具體人數，還强調了CIA在全球範圍內招募間諜（spies）時所面臨的困難——近年來，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的情報機構一直在追捕CIA的綫人，有時還把他們轉化成向美國提供虛假情報的雙重間諜。
　　該電報還提出近年來一直困擾CIA的一系列問題：糟糕的間諜技術、過於相信消息來源、低估外國情報機構、在發展綫人時動作過於迅速而對潜在的反間諜風險却沒有給予足够的關注。
　　爲了應對新變化，美國國會成立了一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由前穀歌母公司董事長埃裏克施密特和前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奧沃克領導，以「考慮推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相關技術，以全面解決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需求。」
　　中央情報局也成立了一個數字創新局，探索數字領域的間諜業務。
　　按照這個規劃，未來的CAI將是由分析師、操作員、技術專家、數字專家和支持專家組成的團隊，他們將一起進行情報收集和分析，以支持新的運營客戶，例如外國政府、美國軍方和執法部門。
　　但一個早已經不再受到重視的情報機構，還有希望逆襲嗎？
　　作爲前CIA的高級官員，道格拉斯也經常接觸到最終離開CIA的前同事。每每問及他們離開的原因，道格拉斯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
（陳勁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