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東西,協調而非均等

  1978年,中國GDP前十强的城市,有六座在北方。
  2021年,中國GDP前十强的城市,有九座在南方。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南北經濟發展差距的一個側寫。經濟格局上,「南强北弱」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個差距仍在逐年加大。
  區域發展差異,不僅體現在南北,也體現在東西。長三角與珠三角,成爲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絕對引擎,它們所聚集的外向型加工出口企業,技術密集型企業以及新經濟型企業,引領著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南下和東去的人潮在近幾十年內從未停歇,他們獲得了更多的財富,也助力了東部和南部的持續繁榮。但另一面,北方不少城市,面臨的是人才流失、經濟增速放緩,在東北的部分城市甚至出現了經濟的負增長。
  大的趨勢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振興東北」「中部崛起」「西部開發」的戰略實行多年,但真正轉型成功的後發城市有限。
  在已然形成的且不斷强化的「東强西弱,南强北弱」的格局中,北方城市、西部城市、中部城市該如何突圍,是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繞不開的課題。
  北方也曾輝煌
  投資不過山海關。
  這一被認爲帶有地域歧視與刻板印象的說法,在網絡上、媒體間以及投資圈裏却更像是一種「共識」。這句話,還有其他的衍生說法:旅游不過山海關;炒股不過山海關;讀書不過山海關。
  某種程度上,這句話是對東北地區經濟投資下滑嚴重的描述,背後也有對東北地區營商環境的不滿以及對東北經濟現狀的擔憂。
  不過,說這些話的人,實際上去過東北的人可能幷不多,特別是去除大連、瀋陽以外的東北城市。
  我在東北待過一個月的時間,走訪了近十個城市,常常對其複雜的歷史著迷。這其中,長春給我的印象尤爲深刻。
  去過長春的人,往往會詫異于其城市格局。不同于中國其他現代化城市,它的城市格局更像是巴黎的「大開大合」。這其實是和僞滿洲國時期的日本殖民者搞了所謂的「大新京都市計劃」有關。
  當時,日本抽調了著名的城市規劃專家來規劃僞滿洲國「首都」即長春(彼時被殖民者稱爲「新京」)的城市格局。設計師參考了19世紀巴黎改造規劃、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以及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城市規劃設計理論。
  彼時新京的繁榮程度,堪稱是東方的巴黎。僞滿洲國時期的東北,正是依托日本「不遺餘力」的移民計劃和投資建設,其工業規模一度成爲亞洲第一,從瀋陽到大連的沈大綫兩側工廠遍地,烟囪林立,成爲舉世聞名的「綿長工業區」。
  新中國時期,東北憑藉早期打下的深厚工業基礎,成爲了共和國的「工業搖籃」。布局在東北三省的鋼鐵、能源、化工、重型機械、汽車、造船、飛機、軍工等重大工業項目,奠定了早期中國工業化的基礎,爲新中國的發展壯大做出過歷史性的貢獻,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經濟建設。
  這種輝煌,隨著計劃經濟模式的瓦解而結束。1990年代的國企改革,對老國有企業扎堆的東北衝擊尤爲劇烈。當時,大量老國有企業被私有化,部分直接倒閉,幾百萬工人下崗失業,社會不穩定因素加劇,東北逐漸陷入長時間的蕭條陣痛。
  中國開始升級換擋,淘汰落後産能、加强生態治理,北方的重工業模式,出現了區域性的危機,一些城市則出現了資源枯竭,有淪爲「鐵銹地帶」的危險。
  近年來,從全國各省的GDP增速來看,東北三省已居于全國的倒數位置。2021年,遼寧、黑龍江、吉林的GDP總量分別位列全國第17、25、26位;GDP增速已經連續多年落後于全國平均增速。
  東北的衰落,常常被用作「南强北弱」的典型事例。
  以東北爲代表的北方地區,經濟結構以資源能源和重工業爲主,産能過剩問題較爲嚴重,承擔了大部分去産能的任務,給經濟帶來明顯壓力。
  近十年,隨著全球資源價格整體下跌,中國開始升級換擋,淘汰落後産能、加强生態治理,北方的重工業模式,出現了區域性的危機,一些城市則出現了資源枯竭,有淪爲「鐵銹地帶」的危險。
  隨著生態環保越來越受重視,北方重工業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容量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資源型産品價格持續低位徘徊,對北方經濟形成更大衝擊。
  轉型的難點
  圍繞煤炭、鋼鐵與鐵路興起的重工業城市,優劣勢都很明顯。
  像「鋼鐵城集聚」「煤炭型集聚」等産業的單一性結構,一方面能很好地在一個地方集中、批量地進行生産製造,取得一個階段的繁榮,但另一方面,當社會轉向新的生産消費模式時,它們會面臨難以轉型、失去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滯脹問題。
  觀察近代以來的各國,會發現無論單一性的産業群聚是在哪個國家、哪種文化、哪種制度下,如果未能成功轉型,全都無一例外地衰敗了。
  與北方以資源能源和重工業爲主的經濟結構相對應的,是以出口加工業、互聯網經濟、金融服務業爲主的南方城市。
  近年來,廣東、浙江、江蘇等地大力推動人工智能、互聯網、智能製造發展,成功實現了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特別是高端製造業和生産性服務業,形成了産業的良性循環。
  有人疑惑:既然問題明顯,北方産業結構導致了其衰落,那轉型不就好了?
  的確,南方同樣起步于農業經濟占比較高的階段,逐漸經歷了工業化、服務化的轉化。爲何北方會卡在第三步呢?這裏涉及了産業結構變化的內在原因,即市場化程度和營商環境。
  WIND城市營商環境數據表明,南方省份在市場化指數排名上整體靠前,而營商環境指數除了北京以外,北方省份的排名普遍較低,南方省份在市場化程度和營商環境方面優于北方省份。
  在民營經濟發展、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法治環境和産品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排名中,也呈現類似的現象。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國家政策基本遵循了南方沿海或東部先行先試的思路,後期出臺的國家新區、自貿區等政策,基本是前期政策的層層叠加。
  這種叠加不僅僅帶來了早期增長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對于改革「基因」的注入。這也解釋了南方爲什麽在改革上總是能够領先,或者面對重大危機總是能很快靈活調整。
  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所帶來的,是人力資本由北向南聚集,加快了南方地區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是內生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源泉,人力資本可直接影響全要素生産率,進而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率。
  近年來,北方地區人力資本積累速度明顯滯後于南方地區。因此,南方地區人力資本相對更快的積累速度,也是進一步引發南北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經濟發展走勢。
  協調而非均等
  南北之間人均經濟數據,由20年前的1∶1,擴大爲目前30%的人均GDP差距、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20%的人均消費支出差距,增加了共同富裕在地區層面面臨的障礙。
  如果按照現有趨勢,南北差距將會繼續擴大,而且未來還將面臨嚴峻的社會挑戰。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實際上社會上的聲音幷不統一。
  有人認爲,這種差異是客觀存在的,適當出臺鼓勵性政策,剩下的交給市場即可,過于干涉往往效果不突出,且容易適得其反;也有人認爲,從長遠看,這是中國發展必須解决和克服的問題。
  對此,南風窗記者采訪了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他認爲南北發展差異要辯證看待。
  他說,近年來北方各個區域的經濟也都在發展,有它自己的發展特色和經濟增長優勢,例如北方地區多平原,工業和農業發達,隨著「新東北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過去粗放的傳統工業産業也在逐漸轉型升級。
  連平强調,不應抹殺北方地區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從産業特色上看,北方地區還是擁有明顯的優勢産業的,如重工業、國防科技産業、糧食産業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優勢産業,經濟地位不容忽視。應著重于探討區域優勢與産業結構的關係,以及如何實現一個國家最優的資源配置,不斷壯大優勢産業,優化經濟結構。
  在去年年末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曾指出,我國現階段存在三種區域類型:
  一是全國性的戰略、政策承載區域,如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繞不開的大領域;
  二是基礎雄厚的經濟區域,如東北與長江經濟帶,要以深化結構調整、發揮潜力及巨大優勢爲目標;
  三是代表中國到國際大舞臺展現競爭力、國力的大戰略承載區域,主要是帶動全國經濟增長與國內外貿易合作的四大城市群,是我國區域戰略的重中之重。
  陸大道認爲,以三大自然區與地勢三大階梯爲標志的功能區爲基礎,進行空間規劃與經濟布局,是尊重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的重要理念。在我國空間開發與區域布局的宏觀框架下,現階段人的力量尚不能大幅改變這種格局。
  北方除去北京和天津的强勢之外,近年來西安的人口流入突出,西部地區成都、重慶的日漸繁榮,中部地區合肥、長沙的相對崛起,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人口遷移的基本邏輯是人往高處走,人隨産業走。理論上,較高的人均收入將不斷吸引區外人口淨流入,直至該地區人均收入與其他地區持平。其關鍵在于,各類要素在市場機制下充分流動,進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東吳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認爲,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是促進人民生活水平大體相當,絕不能是追求各地區經濟總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達到同一水平。
  在充分尊重人口和産業向優勢區域集聚的客觀規律、立足于各地區比較優勢順勢而爲的基礎上,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學習,加快深化産權、要素等市場化改革,大力轉變政府職能,幷加快打造「親」「清」新型政商關係以優化營商環境。
  不可否認的是,打造新型政商關係,有利于在發展不均衡的區域,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消解民企發展所面臨的歧視性限制和隱性障礙。
  創新能力差距、人力資本流向、營商環境等决定區域創新能力的因素,和城市群規模經濟效應大小,影響了南北區域經濟差距的演變,對此一方面要尊重,一方面要引導。
(胡萬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