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臺灣電影，毫無疑問都與「恐怖」與「暴力」有關。
　　剛剛過去的清明檔期，宗教恐怖片《咒》的票房幾乎是以一天一千萬新臺幣的速度上漲。上映第三周，累計票房已經高達1.3億。同期上映的恐怖片《頭七》也因爲主演是Selina任家萱而備受矚目。
　　此外，還有因爲太過暴力而被大陸網友駡到下架豆瓣的《哭悲》。
　　曾經，人們刻板印象中的臺灣電影似乎是青春、熱血的代名詞，如今則似乎只有血腥的畫面、恐怖的音效才够「台」。
　　暴力、恐怖電影扎堆式地重回銀幕只是一種表像。真正值得探尋的是，臺灣社會中或隱或顯的暴力過去在歷史上隱沒過，如今又是怎樣被重新許可在電影中再現的？這些暴力又是以何種樣貌在電影中出現的？
　　逃避與壓抑
　　由于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制，暴力一直是我國早期電影的禁忌。
　　國民黨在1930年就曾經頒布條令，禁止國內一切武俠電影的拍攝，認爲武俠電影「敗壞社會風氣」。
　　直到1965年左右，被認爲具有「逃避主義」色彩的愛情文藝與武俠武打電影開始占據臺灣電影屏幕。社會裏的種種壓抑與矛盾，有機會以逃避的形式，在光影中得到宣泄。
　　1967年，香港邵氏導演胡金銓受邀前往臺灣，拍攝電影《龍門客棧》。這部電影開啓了臺灣武俠片歷時10年的熱潮。
　　《龍門客棧》在臺北連續上映了一個月，隔周又重新上映一個月。票房達到當年港臺電影之首，甚至超過了同年上映的西方電影。武俠電影大獲成功，港臺兩地的電影公司開始大量生産同類型電影。
　　爲了避免借古諷今的嫌疑，武俠電影大多將故事假托于不甚明瞭或全然虛構的背景。一方面，電影製作者不用對拍攝內容的現實意涵負責，另一方面，觀衆也可以借此逃避現實的挫折，釋放壓抑的情緒。
　　武俠電影中的角色必然是忠奸分明，善惡立辨，沒有灰色地帶。在那個世界，所有問題都可以憑著感情，用行動直接解决。
　　《龍門客棧》把故事設定在明朝中期。東廠大太監曹少欽構陷兵部尚書于謙，于家家破人亡，子女遭到流放。曹少欽派殺手在流放途中截殺于家後代。路過的武林俠客察覺了陰謀，在龍門客棧與東廠激烈厮殺，救助忠良之後。
　　某種程度上，武俠電影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施行暴力的機會。
　　電影醞釀著一種同仇敵愾的情緒，使得伸張正義成爲必要，觀衆得以不帶任何愧疚感，將自身投射到「正義施暴者」的形象上。
　　不過，胡金銓在臺灣拍攝《龍門客棧》並非一帆風順。在此之前，武俠電影在國民黨當局眼中一直都是禁忌。自古以來，「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國民黨當局也害怕武俠反叛政權的行爲在社會上引發消極影響。初來臺灣的胡金銓並不知道當局的禁忌，送審臺灣文化部門的劇本接連被斃。最後提交《龍門客棧》是以「寫實武俠」的名義通過審查。
　　即使《龍門客棧》後來創造了票房神話，也沒有能够打消國民黨當局的疑慮。在電影上映第二年的1968年6月，臺灣監察部門就開始呼籲，警惕武俠電影的社會負面影響，責令文化部門在一定範疇內規範電影工業，嚴申當局從1930年起在大陸實行過的武俠電影禁令。
　　文化部門隨即緊急制定「武俠片自律六項原則」。根據這六項原則，所有展現或煽動暴力的言行都需要從電影中删除。7月，金門地區率先禁演殘暴的武打電影。這時也開始出現劇本全面事先送審的呼聲。
　　只不過，官方的壓制發揮的效果有限，電影市場雖然有所收斂，但一些幕後有强勢背景的電影公司依然我行我素。武俠片的熱潮得以持續長達10年之久。
　　　　1970年代，香港嘉禾電影公司與李小龍拍攝的功夫電影在臺灣掀起武打電影熱潮。與此同時，爲了與電視競爭，電影公司不惜放棄道德標準，用暴力色情吸引觀衆。
　　國民黨當局再次出手限制，整頓電影行業，要求改變製作路綫，並且訂立「取締殘殺、打鬥、色情影片檢查尺度」，對劇本實行事前審查。僅僅三個月的時間就有十二部電影的劇本被退回，台片數量逐漸减少。
　　不過，當局的管制行動效果並不理想，電影界的行動不過是走走形式，敷衍了事。臺灣的電影工業經過60年代的成長，已經發展出穩定的商業性格和自主機制。受到干預的電影業仍然投機取巧，大量拍攝的武打電影紛紛轉往東南亞電影市場傾銷。
　　「戒嚴，，與「解嚴」
　　1986年，國民黨當局宣布「解嚴」，解除在臺灣地區實施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暴力也漸漸被允許出現在電影中。
　　尤其「新浪潮」電影開始讓「解嚴」前後彌漫在社會中的種種暴力變得可見，將個人與政權、個人與資本之間的衝突推上前臺，在當時的電影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國民黨當局自身曾經製造的「白色恐怖」。
　　臺灣新電影代表人物之一的侯孝賢結束了「鄉土時期」，他在1989年完成了電影《悲情城市》，把歷史透視和人世觀點運用在當時臺灣最禁忌的題材二二八事件之上。
　　《悲情城市》沒有聚焦在事件本身，而是追溯到1945年到1949年間，曰本天皇投降和臺灣光復，國民黨政權戰敗退守臺灣等歷史事件。這部電影的主要情節圍繞著林阿祿一家進行。這一家人在臺灣不斷變化的政治情勢下努力維持，却依然無法擺脫沒落與瓦解的命運。電影中1947年的臺北籠罩在暴力和不安的氛圍中，這種氛圍很快蔓延到整個臺灣島。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經過40年的沉默形成了被壓抑且無法言說的暴力。
　　暴力與沉默之間的張力集中體現在梁朝偉飾演的林家四子林文清身上。由于梁朝偉不會說閩南語，林文清的角色被改成聾啞人。這個不得已而爲之的聾啞在電影中，却成爲無法言說的暴力的象徵。
　　除了歷史記憶中的暴力，「新浪潮」導演也開始關注發生在現代都市中的暴力。
　　楊德昌1985年完成的《青梅竹馬》塑造了一對格格不入的青梅竹馬阿隆和阿貞。侯孝賢飾演的阿隆在迪化街經營老布行，蔡琴飾演的阿貞則是在臺北東區現代化大樓上班的城市白領。兩人分別折射出轉型中臺北社會的傳統與現代。在電影最後，阿隆被愛戀阿貞的一個年輕人刺傷後，獨自坐在陽明山的路邊等待天亮。
　　突如其來的暴力固然令人錯愕，但是對照經濟力量那看不見的手對人物施加的種種暴力，少年的舉刀一刺就似乎只是整個都市暴力鏈條最微不足道，却又最真誠的一個環節。在《青梅竹馬》中，隨處可見經濟壓力對人際關係的影響。例如阿貞的爸爸生意失敗，躲在旅舍避債。阿隆借款給他，却引發阿隆與阿貞的爭吵。少年衝動的罪行似乎是都市中唯一的擺脫了經濟束縛的真情流露。
　　對來自社會或是人們內心深處的象徵暴力與真實暴力，長期以來一直都是楊德昌電影所要表達的主題。
　　1986年的《恐怖分子》幾乎囊括了整個表面安詳穩定的大都會所蘊藏的所有恐怖。婚外關係、出賣朋友、青年反叛、文藝創作、冷漠的制度、仙人跳的勒索、騷擾的電話、無目的的拍照、大意的警察、性愛的交易。這些都可能演變成對他人的傷害，成爲引發暴力事件的導火索。
　　在《恐怖分子》中，臺北的每一個個體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他們都可能構成對他人的傷害，破壞整體的社會安全。如同影評人焦雄屏所言：
　　「楊德昌巧妙支離地將這些都市人物與環境交叠，讓觀衆接受臺北現實全景，及其潜伏的危機和恐怖，全景下的每個人都無法幸免于這些潜伏的恐怖，因爲它們是曰常的，有如那些婚姻危機、升遷壓力、都市罪惡，女主角周郁芬的小說句子‘變化是輪回的重複’，就是最好的注脚。」
　　暴力事件的確在後來楊德昌的電影中以變化的形式重複。5年後，我們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看到一個少年殺害了他的愛人。類似的殺人場景又在2000年的《——》中重新上演。只不過影片不再直接展示殺人的動作，而是留下殺人的痕迹。
　　「惡趣味」的暴力
　　2008年，魏德聖的首部劇情長片《海角七號》上映，拯救了長期低迷的臺灣電影市場。
　　這部與暴力或恐怖完全無關的電影，奠定了所謂「後海角時代」臺灣電影的基調——熱血、青春、勵志。很多凸顯臺灣文化特質的喜劇電影大放异彩。
　　不過，還是有一些臺灣電影想要凸顯臺灣的社會矛盾。
　　2009年的黑白電影《不能沒有你》取材于2003年一則單親父親抱女兒欲跳天橋的社會新聞。2014年的《白米炸彈客》則改編自農民楊儒門爲抗議當局開放稻米進口在臺北多處放賈爆炸物的真實事件。2020年的《無聲》取材自台南特殊學校集團性侵事件。在這些電影中，社會弱勢群體只能借由暴力行爲表達走投無路的絕望。
　　在零星的寫實電影之外，最值得注意應該是鐘孟宏的暴力影像。
　　鐘孟宏在一本書中說：「我是個不食人間烟火的導演，到處打探別人生命中無法說出的苦。」在鐘孟宏的電影中，我們再次看到侯孝賢從歷史中敏感捕捉到的暴力與沉默的母題。
　　很多影評都把鐘孟宏看作是楊德昌的接棒者。但我們顯然不能對衣鉢傳承的故事太過著迷。畢竟對鐘孟宏來說，臺灣電影在《悲情城市》以後就「完全躺平」了。楊德昌的年代，同時也是臺灣電影的低谷。
　　鐘孟宏的確著迷于臺灣社會恐怖與暴力潜藏之處，但他處理暴力的方式與楊德昌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鐘孟宏毫不掩飾的「惡趣味」。
　　「惡趣味」沒有太多的貶義，它是黑色幽默和荒誕的混合體。鐘孟宏曾經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出租車司機載著一個乘客環島25個小時，結果客人沒付錢就跑了。鐘孟宏在意的却是，他們在車上相處這麽長時間，都在做什麽。他很著迷這個點子，于是就有了2016年的《一路順風》。
　　鐘孟宏的「惡趣味」既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
　　在2019年的《陽光普照》中，曝力從一開始就占據了大屏幕。阿和被黑輪欺負，于是夥同菜頭去嚇唬黑輪。結果菜頭一刀把黑輪的手砍斷，斷手掉進煮沸的鍋裏漸漸萎縮。身兼攝影的鐘孟宏一定清楚意識到這個特寫鏡頭會呈現出怎樣令人作嘔的效果，可是他偏偏要拍。
　　監獄的鬥毆，阿奈的墜樓，菜頭的脅迫，阿文的殺人……《陽光普照》似乎是一場想要終結暴力、却引發越來越多暴力的噩夢。與楊德昌《恐怖分子》中停留于想像的暴力相比，《陽光普照》中的暴力是泛濫的。這反倒稀釋了影像暴力所能發揮的批判作用。
　　暴力于是成爲了一種美學，似乎沒有必要太過認真地看待。
　　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當前臺灣電影中，暴力整體的娛樂化傾向。
　　「解嚴」以後的臺灣電影固然擁有了展現暴力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很快就被强大的商業力通袈挾，暴力變成訴諸感官刺激賺取票房的工具，「新浪潮」電影通過暴力施展社會批判的傳統逐漸被邊緣化。
　　近年來，臺灣逐漸發展出恐怖電影的類型片，結合本地的民間信仰，製造出訴諸感官剌激的暴力景觀。即使2019年以白色恐怖時期爲背景的《返校》也呈現出對暴力景觀的迷戀，和在歷史反思上的淺薄。
　　誠然，我們也必須承認，臺灣恐怖片對推廣當地民俗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這些民俗通常被看作「迷信」，它們也仍然是中國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暴力的娛樂化，也恰好能够中和「迷信」的魅惑。
　　不過，我們也需要警惕暴力的娛樂化讓我們錯失了對暴力的嚴肅反思。不應忘記，暴力曾經充當過逃避現實的鴉片，那時逃避的是國民黨當局的高壓統治。如今，暴力同樣也能用來逃避現實。新冠疫情暴發後，喪屍片不是更多了嗎？
（王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