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詩雲：「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滔滔珠江，亦復如是。
　　大浪淘沙，粗沙沉底，細沙繼續順水向前，分秒迭行，不舍晝夜。
　　公元前214年，南海尉任囂在番禺建城，距今2236年。
　　展開歷史地圖一看，現在的珠三角，還是一個巨大的缺口。那時，越秀就是海邊，海珠還是海島，深圳、東莞、佛山、中山、珠海、江門、香港、澳門，俱爲一片汪洋。1000多年，宋朝以後，這些今天的城市，才全部露出水面。
　　君不見，唐朝詩人高適蒼凉吟誦：「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
　　君不見，黃埔有南海神廟，越秀有鎮海樓。
　　君不見，葛洪煉丹於廣州小島，從井中撈出一叢珊瑚，按圖索驥，視彼小島，位於今天的中山七路。
　　東西北江，三面南來，匯入珠江，沉積起今天的珠三角。中原人口避亂南遷，融合四海，形成了今天的廣州人。
　　這座城市，承載著太多獨特的愛與痛。她站在中國最前端，2000餘年閱盡世間繁華與滄桑，經歷太多，識見太廣，在她面前，什麽都不新鮮。
　　也正因如此，廣州就總是會創造出中國最新鮮的潮流。
　　與生俱來
　　廣州有石器時代，但沒有有文字記載的先秦史，一切都從中國的「始皇帝」開始。
　　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之後，秦始皇揮兵南向，劍指嶺南。以屠睢爲將，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
　　百越人雖然文明落後（有少量青銅兵器，主要還處於石器時代），然而他們使用游擊戰術，「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
　　屠睢死後，任囂爲將，趙佗副之，繼續征伐，才收服嶺南。
　　以殺伐開頭，但戰爭的結果是文明擴展和民族融合。
　　任囂築城於番禺，出任首任南海郡尉，開啓了廣州的文明歷史。秦朝短命，十五載而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項羽劉邦逐鹿中原。
　　任囂意識到，天下英雄蜂起，南越自成一系，可自立門戶，建國稱王。但他已老病垂死，時日無多，於是把龍川縣令趙佗叫來，將遺願托付於他。《史記•南越列傳》記載了他的話：「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
　　趙佗聽從了任囂的意見，在他死後，繼任南海郡尉，北面絕道自守，西向攻占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國，自號南越武王。
　　任囂話裏有深意。「負山險」，是北面的逶迤五嶺；「阻南海」，是南邊的萬頃波濤。這些都是天險，易守難攻，天然屏障，可資割據。
　　至於土地，則「東西數千里」。向東可達今天的福建，向西可至今天的廣西乃至越南北部，疆土廣闊，足以自存。
　　不過這些地方，都是百越先民祖居之地，百越部落的强悍，趙佗是見識過的，屠睢之亡，他不會忘記。
　　趙佗決定，「和揖百越」，脫去中原冠帶，換上百越裝束，自號「蠻夷大長老」，要求手下官兵與百越通婚。他自己以身作則，後來的三朝丞相呂嘉就是百越人，呂氏男丁，都娶了趙姓王族女子，呂氏女子，都嫁給趙姓王族男兒。
　　手下人自然聽命相隨。他們也沒有第二條路可選，秦朝已滅，數十萬兵士北歸無望，總要娶妻生子，安居樂業。百越人雖然將秦軍視爲入侵者，但長期相處，總得放下兵甲，結束敵對，彼此安生。
　　「頗有中國人相輔」，又是何意呢？
　　一是技術。
　　當時的百越部落，主要依靠漁獵爲生，但秦朝軍隊的到來，帶來了鐵器和冶鐵技術，迅速提高了農業生産力。
　　秦朝有强大的造船能力，攻下嶺南，主要就是從水路進發。秦始皇開鑿靈渠，貫通湘江與灕江，使得後勤補給可以經長江、入湘江、轉灕江、進西江、達珠江。秦軍的樓船，大者可容納數百上千士兵，在當時的世界，睥睨天下。造船技術隨著秦軍一起來到了嶺南，屠睢占領番禺後，馬上就建立舟師基地，興建大型船塢。
　　二是人。
　　攻入嶺南的數十萬秦軍，並不全是職業軍人，還有大量的「逋亡人、贅婿、賈人」。秦朝有「七科謫」之律，犯罪逃亡的、當上門女婿的以及商人，都被視爲重利輕義的賤民，捕獲後隨軍做苦役，充當敢死隊。
　　重利是實，輕義則未必，尤其是其中的商人。「商人重利輕別離」，只是因爲經商本就事務紛繁，東西奔波，聚少離多。
　　當時廣州臨海，珠三角沖積平原還是汪洋恣肆，南越農業條件有限。但是，他們有船，有商人。自然的，也幾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海求生，對外貿易。
　　當時稱番禺，如今的廣州，從她建城之日起，兩大基因就與生俱來：融合、包容；開放、貿易。
　　門泊寰球萬里船
　　趙佗建立的南越國，一共有五代國君，享國93年，最後內部生變，被漢武帝乘機派兵平滅，嶺南歸於大統。
　　第二代南越王趙眜的陵墓，1983年被發現，出土的文物中包含5根非洲象的大象牙，這便是貿易立國的痕迹。
　　漢武帝雄才大略，令張騫通西域，開闢陸上絲路。而在海上，則派出龐大貿易船隊，從番禺（廣州）、徐聞、合浦等港口出發，到達越南、泰國、印度、斯里蘭卡，還遠至埃及、大秦（羅馬帝國）、希臘。
　　中國的絲綢，讓萬里之外的歐洲人驚掉下巴。粗布麻衣的羅馬人，無法想像怎麽能生産出這樣的東西來，便想像著一個叫「賽裏斯」（絲的讀音）的國度，在那遙遠的國度有一種樹，樹上會長出絲滑的羊毛。
　　海上絲路開啓的，是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實物接觸，從此打開了西方對東方的想像。
　　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在《胡天漢月映西洋》一書中指出，陸上絲路受到政治互信的限制，規模可大可小，而海上絲路因爲造船成本高，必須有相當規模，才能抵消成本。
　　海上貿易，才是真正的貿易主流。而2000多年來，多數時候，海上貿易份額大部分集中在廣州一城。而古代的廣州除了貿易，幾乎沒有其他出路。
　　中原文化，以農爲本，「士農工商」四民，商人居末流，歷來受歧視。而廣州則與此相反，城中「四民之中，商賈居其半」，因此廣州不但從不歧視商人，甚至以商人爲「四民之首」「四民之綱」。
　　商人逐利，對商業政策、營商環境十分敏感，要求穩定、透明、公平。廣州正是這樣的地方，除了她本身對貿易規則的熟悉與堅持之外，中原王朝經常也對廣州商貿「網開一面」。
　　南梁時，蕭勱任廣州刺史，纖毫不犯，吸引外國船隻安心來越。
　　隋朝，文帝楊堅下《安邊詔》，「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溯江河，任其載運，有司不得搜檢」；煬帝時，因爲海上商旅頻繁，官方還在廣州扶胥鎮修建南海神廟，祈求海不揚波。
　　唐朝貞觀到開元年間，官府在廣州西城外，劃出一塊地方，讓外商集中居住，稱爲「蕃坊」。杜佑任嶺南節度使，建造各種戰船組成艦隊，在大江大海巡邏護航，威懾海盜。由於海上航行依靠海洋季風，船舶一停靠廣州，就要數月才起錨，廣州還發展起專爲貿易船隻服務的各種第三産業。
　　在文士筆下，唐朝的廣州「萬船相繼，百貨錯處」，「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
　　由是觀之，唐朝韓愈在貶謫潮州時，還把嶺南視爲烟瘴之地，如果不是因爲他孤陋寡聞，就是因爲他過於清廉。張國剛教授指出，唐代駐扎在廣州的嶺南節度使，是一個肥缺。政治上未必顯赫，經濟上却非常實惠。
　　值得一提的，還有廣州人的性格特點和法治精神。
　　他們外冷內熱，態度溫和，如明朝萬曆年間葉權的《嶺南游記》所雲，「廣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價平」；他們還不會貨物一脫手，轉頭不認賬，「廣城貨物市與外江人，有弊惡者，五七日持來皆易與之，非若蘇杭間轉身即不認矣」。
　　而且，廣州人向來不好私鬥，凡有矛盾，就打官司，不怕進衙門、入官府，崇尚以法律解決糾紛。
　　這樣的地方，經商之人在和平時代也會心嚮往之，涓滴成流。何况中原治亂循環，亂局一生，生靈塗炭，人們就會紛紛南下避禍。對時局將亂最爲敏感的，永遠是商人，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安排退路；况且商人富於資財，能够承受遠行的成本，能從中土到達廣州者，多是富裕人家。
　　作家葉曙明在《廣州傳》一書中寫道：「東晋時代，只剩半壁江山，彙聚廣州的各地商人，越來越多，仿佛半個中國的商人都擠進來了。」
　　歷朝歷代，一批批商人自北南來，累積起廣州的商業人文主義精神。這個過程，就像三江源源不絕，從北部送來土壤沙石，堆積起安寧富庶的珠江三角洲。
　　廣州並不能完全免於兵劫，唐末黃巢攻陷廣州，屠城，清初尚可喜攻陷廣州，屠城。歷史上這樣的巨灾大劫還有多次，有時會讓廣州數十年殘破蕭條，但只要一有機會，她就會東山再起，恢復貿易繁華。
　　商業人文主義
　　清朝，廣州人就敢說：「廣州之貨，天下未必有之；天下之貨，廣州盡有之。」
　　廣東省博物館有一件藏品，是一個清朝乾隆時期的廣彩外銷瓷盤。盤子中間畫的是希臘神話《帕裏斯裁判圖》，畫中有兩男兩女一孩童，都是赤身裸體，兩名女子袒胸露乳。
　　今日看來，實屬正常，這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常見的主題與風格。但在當時，在一個文化保守、文字獄盛行、連戲詞都由皇帝親自組織删改的年代，這樣的繪畫內容就令人見之面紅耳熱，甚至不免心驚膽戰了。
　　但在廣州，司空見慣。
　　在歐洲，畫工是藝術家，地位高，薪資也高，而在廣州，畫工就是工匠的一種，並不享受優越的待遇。所以，無論是在瓷器上作畫還是在玻璃上作畫，廣州都有很大的「比較優勢」，可以大量出口。
　　其中，玻璃畫是畫在背面，往往是反著畫，對技藝要求更高，這一作畫技法在歐洲已經失傳，但廣州的工匠一樣人手一支筆，勾勒渲染，游刃有餘。中國畫匠，連小小的鼻烟壺都能從內部畫得沒有半筆瑕疵，玻璃上作畫，更不在話下。
　　這與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何其相似，中國人勤勞敬業，不怕利潤微薄，外圍市場需要什麽，就加班加點地製造什麽。
　　由於中國玻璃質量不佳，玻璃畫所用玻璃還是從西方進口，這就像「來料加工」。外銷瓷在素白瓷上按照歐洲商人指定的圖樣繪畫，這又像「來樣定做」。後世珠三角經歷的工業起步模式—「三來一補」，在清朝時期的廣州便已實際存在。
　　那時的廣州瓷器、玻璃畫加工，也處於價值鏈底端，外商賺走了大部分利潤。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珠三角地區工業發展之痛，只是當代廣府人力爭上游，漸漸改變了這一狀况，而當時的廣州却無能爲力。
　　清朝的廣州府，幾乎包含整個珠三角地區，以及部分粵北地區，由是觀之，也算是一雪前耻，揚眉吐氣。
　　如今的新聞，屢屢爆出「假名媛」事件，通過租借或者拼單，使用租來或合買的奢侈品拍照，發朋友圈，冒充「名媛」，敗露以後，淪爲笑柄。
　　廣州人重實際，不好面子，但對於窮人愛美的需求，也有公開的解決辦法。
　　清末民初紅火一時的「朱義盛首飾店」，是專門制售鍍金首飾的商家。中下等人家婦女出門，或者女兒出嫁，一樣可以「環佩叮噹」，大家都知道那東西不值錢，但對使用者並不歧視。富裕人家嫁女兒，爲了防盜防搶，明裏佩戴的也往往是朱義盛的首飾，真金白銀的首飾，則私下送到婆家。
　　某種程度上說，朱義盛首飾在財富懸殊的不同階層裏普遍受歡迎，體現的是這座城市由於「商本位」而非「官本位」所帶來的平等精神。
　　前文已經提到，廣州人經商歷來不欺客，不止於此，他們還不欺同行。
　　民國時，梁新記牙刷在中國最爲繁華的廣州、上海，幾乎無人不曉，它以質量過硬著稱，廣告裏敢寫「一毛不拔、脫毛包換」。其毛刷用的是質量最好的四川猪鬃、湖南猪鬃，對加工過程的要求也十分嚴格，一絲不苟。
　　創始人之一的梁日盛回憶說，當時按照梁新記的實力，完全可以壟斷整個牙刷市場。「但我們始終沒有這樣做，如果這樣的話，牙刷行業的大發展就要推遲很多年。同行業中，有競爭，發展肯定會更好。對於一些規模小、資本少的同行，我經常借錢或賒貨給他們，扶持他們共同振興這一行業。」
　　這話聽起來很耳熟。梁日盛去世20多年後，在深圳—原廣州府新安縣轄區，華爲的任正非先生說到要與國際同行携手合作實現「和而不同」，而不是以打垮競爭對手爲目標。「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這是東方古代的智慧。」
　　任先生幾乎是完整重複了梁日盛的語意。只不過此時，任先生面對的是世界，一樣自信、謙虛、胸懷博大。
　　2000餘年來，珠三角平原不斷向海生長，廣府的商業人文主義精神，作爲共同基因，植入那些新出現的城市，從一枝獨秀，到群芳競艶，灼灼其華。
　　作爲東方古代智慧的傳承，廣州的精神從未改變：一有機會，就改變世界。
（李少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