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的對台工作

  臺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1895年4月,日本帝國主義以侵略戰爭手段,逼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強行攫取臺灣及澎湖列島。從日宼侵佔自己家園那一刻起,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就沒有間斷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以深厚的臺灣情懷扎實開展對台工作,極大推進了臺灣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

支持臺灣同胞反日鬥爭,指導組建臺灣共產黨
  20世紀20年代,受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國共合作的影響,許多臺灣仁人志士,尤其是進步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返回祖國大陸,或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投身大革命洪流之中;或成立以光復臺灣為目標的各種抗日組織、團體,以祖國大陸為基地,開展推動實現臺灣回歸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臺灣進步青年產生顯著的影響。中共二大、三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和採取積極步驟推動國共合作、結成最廣泛反帝反封建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這些思想引導臺灣進步青年開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正義事業。
  在選拔學員到黃埔軍校學習時,中國共產黨特別注意選拔和吸收臺灣進步青年。其中不少臺灣學員經過黨的培養,成為堅定的革命者。上海大學也是國共合作的產物,許多臺灣青年正是在這裡接受了馬列主義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臺灣島內工人農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日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先進政黨與理論指導。1927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專門討論了日本殖民地臺灣的革命問題,通過了《關於日本問題的提綱》,並指示日本共產黨幫助建立臺灣共產黨。此時,日本共產黨中央囿於國內選舉,決議請中共中央負責幫助籌備臺灣共產黨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籌建臺灣共產黨的歷史責任,對臺灣共產黨的創建給予極大幫助和積極指導。
  一是派臺灣籍中共黨員籌建臺灣共產黨,充實其組織,壯大其骨幹隊伍。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除在上海的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外,在臺灣的蔡孝乾、洪朝宗、林日高、莊春火、李曉芳、莊泗川,在廈門的潘欽信,在廣州的王萬德等臺灣籍中共黨員,均被聯絡來上海,參與臺灣共產黨的籌建工作。從台共創建的情況看,當選的台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均為中共黨員。台共一大代表7人中5人是中共黨員。當時確定為台共的第一批黨員共18人,其中中共黨員有11人。
  二是認真指導召開臺灣共產黨成立大會。1928年4月13日,臺灣共產黨召開成立大會預備會,中共代表彭榮出席會議。在中共代表的指導下,會議確定了台共一大召開的時間、地點、議程、會議代表等有關事項,並通過了政治、組織綱領及各項運動方針等提案。
  4月15日,台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與會台共代表為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張茂良7人,分別代表上海、廈門、臺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東京等地的18名台共黨員。中共代表彭榮和作為來賓的朝鮮共產黨代表呂運亨出席大會。
  臺灣共產黨的成立是臺灣歷史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革命鬥爭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及其自身努力下,新生的臺灣共產黨,發動台共黨員排除重重困難,深入臺灣社會,發展壯大組織,領導臺灣工人農民積極開展反日鬥爭,給日本殖民統治以相當打擊,在臺灣革命史上寫下重要一筆。1931年下半年,日本殖民者在全台大肆搜捕台共黨員,台共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台共從此陷入癱瘓狀態。

提出收復臺灣的主張,支持和推動臺灣光復運動
  抗戰爆發後,圍繞反抗日本侵略、戰勝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亡這一時代主題,中國共產黨突出強調建立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得到當時在大陸的臺灣同胞積極回應。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深入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提出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收復包括臺灣在內的所有中國失地的政策主張。
  1936年2月,剛到陝北延安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發佈《關於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主張「立刻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討論並決定「對日絕交宣戰,收復失地」,「公開宣佈中日間的不平等條約完全無效」等緊急問題。這一通電預示著,廢除《馬關條約》、收復臺灣等中國失地,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目標之一。
  1936年7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談話中更加明確地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於臺灣問題的原則立場。斯諾問:「中國的迫切任務是從日本手中收復所有的失地呢,還是僅僅把日本從華北與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上趕出去?」毛澤東答:「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臺灣。」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尼姆.威爾斯時再次申明:「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的範圍,不限於山海關,不限於東北,還要包括臺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的意見。」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太平洋戰場朝著有利於盟國方向發展,戰後如何處理臺灣問題遂成為國內外關注的重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內政治舞臺上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義不容辭地對臺灣的前途和命運投入深切的關注。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特辟《臺灣光復運動專刊》,發表重慶社會各界關於收復臺灣的言論,以喚起國人對臺灣的關注。
  然而,隨著日本法西斯末日臨近,決定臺灣前途命運關鍵時刻即將到來之際,美國輿論界卻出現一股欲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所謂「臺灣國際共管論」逆流。中國共產黨迅速作出反應。1943年1月24日、25日,《新華日報》連續刊載總編輯章漢夫的文章《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明確指出:「臺灣國際共管論」的謬論完全無視臺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不知道這些地方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強行割讓、武裝佔領和奴役的。如果在戰後還要臺灣脫離祖國,那完全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同年3月24日、6月17日,《新華日赧》又分別刊載了題為《戰爭與戰後問題》《臺灣,回歸到中國來》的社論,明確提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駁斥了少數美國人提出的「臺灣國際共管論」,指出戰後中國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裡,要靠自己的奮鬥去爭取。
  在大陸參加抗戰的臺灣同胞對「臺灣國際共管論」反應極其強烈。1943年1月30日、4月17日、6月17日,臺灣革命同盟會數次發表宣言,並在《馬關條約》簽署的國恥日舉行大會,發表《告祖國同胞書》,強烈反對臺灣國際共管,闡明臺灣人民要求重返祖國懷抱的意願。這些言論和主張,通過重慶各大報及他們自己編印的《臺灣青年》、《新臺灣》畫報、《臺灣問題參考資料》等書刊傳送到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
  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中國政府也加緊通過外交途徑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由於中國戰場在對日作戰中的戰略地位,中國收復被日本霸佔領土的嚴正要求,最終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開羅宣言》,明確宣佈:「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為解放臺灣鬥爭展開佈局
  抗戰勝利後,為適應新的鬥爭形勢,中共中央決定選調一批幹部赴台,組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共臺灣省工委」),並指定蔡孝乾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為中共在臺灣工作開展佈局。中共臺灣省工委成立後,依據常在白區「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工作方針,迅即開展工作。中共臺灣地下黨在臺灣的黨員人數發展很快,到1947年「二二八事變」時,中共在全省的黨員已有900餘人。
  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和官員們的貪污腐敗,使抗戰勝利時曾經對它抱有很大期望的臺灣同胞,很快感到極端失望,最終釀成「二二八起義」。國民黨政府以武力血腥鎮壓了這次起義。
  中共中央非常關注「二二八起義」的發展情況。1947年3月8日,延安廣播電臺發表文告,聲援臺灣人民的英勇抗爭。3月20日,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名義在《解放日報》刊發社論,指出:「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二二八起義」失敗後,根據中共中央上海局關於「不能存在和暴露的幹部應儘量撤走」的指示,中共臺灣省工委作了分散、撤退的決定。1947年7月,參加「二二八起義」的部分臺灣省工委幹部謝雪紅、楊克煌、吳克泰、周青、蔡子民等陸續撤離臺灣,經廈門、上海輾轉抵達香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謝雪紅等積極聯繫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援和鼓勵。經過多方努力,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幫助下,同年11月12日,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之際,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以下簡稱「臺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其核心成員均為中共黨員,其組織關係隸屬於上海局香港工作組,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代為領導。自誕生之日起,臺盟就明確表達了支持中國共產黨主張、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堅決反對「台獨」的政治立場,對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加速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起到積極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開啟協商建國、共創偉業的新紀元。5月7日,臺盟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呼籲臺灣同胞回應「五一口號」。1948年年底,在黨的安排下,謝雪紅及在港民主人士離港北上,陸續進入解放區,並於1949年3月到達北平。同年6月,臺盟作為新政協成員單位參加了新政治協商籌備會。

臺灣地下黨人血沃寶島
  在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194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組織人事座談會。在關於華東任務和人事安排問題上,中央確定粟裕擔任華東局常委,分管軍事。毛澤東還特別就華東局管轄範圍問題,提出「還要加上臺灣」。上海解放後,解放臺灣成為最後一項戰略任務正式被提上中共議事日程。
  這一時期,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工作進入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的階段。其組織力量有了較大發展。在台黨員1300餘人,同情黨並參加黨的地下活動的群眾有2000餘人,還建立了諸如中共學生工委會、郵電職工工委會、山地工委會和臺北市工委會、高雄市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中市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基層組織,並在臺北縣鹿窟村,台中縣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石崗等山區建立了武裝據點。
  1949年8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機關報《光明報》被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中共臺灣地下黨多個組織遭到破壞。此後,國民黨情報機關相繼逮捕了臺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宣傳部長洪幼樵、武裝部長張志忠等。張志忠被捕後,寧死不降。據同時關監的人出獄後轉述,蔣經國曾兩次去獄中探視,張表白以死明志。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臺北市川端町刑場英勇就義。但由於蔡孝乾、洪幼樵、陳澤民等臺灣省工委主要負責人的叛變,中共在臺地下黨組織遭受重大損失,1800餘人遭到逮捕,1100餘人被處決,其中最著名的是吳石、朱諶之(朱楓)案。
  2013年,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主持建成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正式對外開放,以紀念當年為了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統一而在臺灣壯烈犧牲的大批中共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楊親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