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的邱慶齡目前有幾個頭銜：傳媒集團創始人,資深導演，直播主。在2012年來大陸之前，他在台灣當過記者、參與製作過時政節目與綜藝節目，在台灣各大電視台幾乎都待過一輪。
  2016年1月，曾經在兩岸年輕人之間風靡一時的台灣綜藝《康熙來了》播出最後一集。事實上，在《康熙來了》仍在播出的後幾年，不少兩岸民眾就已經反應「感覺節目製作費少，找不到好來賓」「大牌明星很少上節目了」等，收視也遠不如往昔。《康熙來了》的落幕，更象徵著台灣綜藝影響力的式微。近年大陸綜藝、韓國綜藝「稱雄」台灣，來大陸，對於台灣影視圈人更是個「正常的選擇」。
  這些年邱慶齡身邊的台灣同行裏，來大陸者多，但因為種種原因，能超過3年、並長期堅持下來真正融入的比例，卻不那麼高。
  台灣綜藝為什麼「掉隊」了？
  大學畢業後邱慶齡先成為一名財經記者，那是2003年左右，而那時台灣記者的起薪約為7000多元。「20年後台灣的起薪還是這個數目、甚至更低了一點。影視行業基本也是這樣。所以人才怎麼會不外流呢？」
  一開始邱慶齡在台灣東森電視台，從財經記者、轉去製作政論節目《關鈾時刻》，這是台灣知名的政論節目並熱播至今，2008年後他轉做綜藝節目。台灣影視行業從業者，靠的是跳槽才能漲薪，於是邱慶齡陸續待過八大電視、TVBS、壹傳媒，參與製作了不少台灣綜藝節目。「台灣綜藝節目的製作費有多少？以我朋友所在的某知名綜藝來說，一年大概300萬台幣。這數字對大陸同行來說低得不可思議，但台灣市場畢竟有限，經濟體量就是這樣。自然大家都知道，沒錢會導致人才流失，在大陸影視圈開始發展之後，大陸有人才需求，台灣影視人則有市場考量。」
  去除人人都知道的缺錢因素之外，綜藝節目本身，就有一個「不斷學習他人」的過程。「台灣綜藝節目以前學習日本，後來學習韓國。台灣的學習模式是花費時間去觀察、想著如何移植到台灣，這會花費很長一段學習的過程。大陸則有市場及資金優勢，看見好的韓國綜藝，可以直接買下版權、直接搬來拍，比如《奔跑吧兄弟》。大陸是邊做邊學的，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學習別人優勢。在這一系列的學習、更新的過程中，台灣綜藝因為人才流失、加上學習週期相對長，就有掉隊的風險。」
  2012年，邱慶齡來到大陸發展，第一個參與製作的綜藝節目就是《快樂男聲》。「大陸綜藝節目的品牌贊助有分兩種，一種是贊助方，比如植入點廣告；還有一種是『冠名』，就是節目開頭、節目背景、各種植入都有這個品牌,常常會聽到綜藝節目開頭是『本節目由X X冠名播出』。我剛來大陸參與製作《快樂男聲》時，該節目的冠名費是兩億。」
  「兩億人民幣！這是十多年前的行情。這是台灣影視圈人多難想像到的數字啊！」邱慶齡感歎。
  但踏入大陸，不代表「能留得下」。邱慶齡剛來大陸的時候，面臨到全方位的挑戰。去除生活上的不同之外,更有工作上挑戰。
  為什麼有些台灣影視人在大陸「適應不良」？
  「在台灣時，我帶的團隊頂多幾個人，比如1位燈光師、5位助理，但我一來大陸，就得帶100多人的團隊，有好幾個燈光師、編劇、選手導演等等。大陸的選秀節目，每個選手都有不同導演，整個團隊非常龐大，我剛來大陸時就得適應這種情況。兩岸綜藝節目的製作差異非常多，是真的能夠瞬間明白什麼叫『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邱慶齡感慨地說。
  這些年，邱慶齡陸續參與了許多大陸綜藝節目的制作，包含了幾檔兩岸交流寓意的節目，如幾年前邀請謝霆鋒赴台旅遊的《十二道鋒味》、台灣民眾耳熟能詳的《向往的生活》，還有最近邀請過馬英九參與的《聲生不息寶島季》。他走過許多大陸的山河美景，也碰過許多留得下的、及留不下的台灣同行。「其實留不下的人數，可能真多於『留得下』的。」
  網路上曾經有過許多「《康熙來了》製作人來大陸」「台灣綜藝咖（綜藝明星）來大陸」的採訪，然而導演也好、明星也好，幾年後「鎩羽而歸」者都有。為何許多台灣影視人在大陸碰到「適應不良」的問題？邱慶齡表示,導演,常常不只自詡藝術家，更有藝術家性格。因為這樣的性格,台灣過去製作出成功的綜藝節目，但也使不少台灣影視人陷入「我們台灣都是這樣做」習慣性思維的魔咒。
  「台灣的綜藝節目多為談話性節目，也就是找一群嘉賓和主持人就一個主題分享看法，這個並不需要出外景，成本不會多高。因此，過去台灣綜藝節目為什麼大陸民眾愛看？因為『敢說』。《康熙來了》就是典型案例，大陸年輕人看著會感歎『這竟然能在電視節目上說』。」
  「台灣影視人來大陸，會面臨兩岸民眾喜歡的笑點不同、對於不同段子的接受度不同，甚至兩岸的拍攝和剪輯方式都會有不同，在台灣時慣常的『綜藝套路』在大陸未必能有效果。要學習並適應大陸綜藝節目的製作習慣，要明白大陸民眾的『底線』。不只台灣影視圈，在大陸做自媒體的台灣青年，也會碰到一樣的問題。」
  「比如台灣綜藝《大學生了沒》，曾一度在大陸平台播放，那時是台灣和大陸團隊合作，於是兩岸團隊就產生摩擦，播放效果也不是特別好。許多台灣影視人會認為『我習慣這個模式，我來到大陸就要改變？別抹滅創意』。台灣綜藝節目過去曾盛極一時，於是影視人難免產生『路徑依賴』，甚至會認為『我這樣子才是對的』。」
  在這個時代，熱點汰換得非常快，影視節目也是如此。「其實很多台灣導演來大陸，都是抱持著『我要製造出爆款』『想要征服這片市場』的雄心壯志而來，只是後來總會因為一些挫折就回到熟悉的同溫層，還是挺可惜的。」
  「綜藝節目會有這樣一個迴圈。比如『舌尖上的中國』火了之後，有一陣子大家都在做美食節目。接下來出現一個爆火的旅遊真人秀，然後大家又沖過去做旅遊真人秀，然後旅遊真人秀的熱潮又會漸漸冷下來，可能美食節目再次『捲土重來』。我們做綜藝，一方面就是跟著這個迴圈繞、追著觀眾的喜好跑；另一方面，也要緊跟著國家政策走。比如《嚮往的生活》與國家的鄉村振興政策緊密連結。」
  這些，都需要花工夫學習、長期觀察社會，並保持開放的心與人交流。邱慶齡形容自己是一個「愛折騰的人」，不只愛工作，更熱衷觀察社會、瞭解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他的工作性質，也從剛來大陸的「純製作內容」（執行導演、內容導演、編劇導演），慢慢轉變為「培養變現能力」。不只擔任商務導演，更開始直播帶貨一他的直播生涯，與鄉村振興的國家政策也緊密相關。
  跟緊政策，也能「變現」
  2013年，邱慶齡就接觸過直播，2022年，他真正掛上了「直播主」的稱號，配合鄉村振興政策，與村書記一同上抖音直播帶貨。「其實只要直播帶貨一兩個小時，就會語無倫次了。因為這跟訪談不同，沒有一個主持人跟你對話，沒有一個完整的主題和提綱。而且直播有許多規則，比如你不能說這個產品是第一的，我們日常對話中許多語氣詞也不能用。這樣連續講一個小時真得就明白，專業的直播主多厲害。」
  但開始做直播，有部分同行會跟他說，直播「太低端」。為什麼不好好做節目就好？
  「節目光要做內容、做好內容還不夠，要能有錢。」邱慶齡感歎，許多人認為內容為王、談錢俗氣，至於直播帶貨什麼的，那更「俗」了，不是「藝術家」所為。
  但一個節目的製作基礎，就是錢。來大陸10年，邱慶齡從執行導演轉到商務導演，就是在往「給節目找錢」的路上走。
  「比如我擔任《嚮往的生活》的商務導演，什麼是商務導演？就是去對接各品牌，與各品牌洽談贊助，並且討論廣告植入的方法。要知道，一個節目可能有兩億觀眾觀看，但並不是『有兩億人會消費』，這是兩個概念。」
  「一些同行也會覺得我去直播帶貨很『low』,好好做節目不就好了？但我是台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畢業的，我想知道現在流行什麼、現在民眾要什麼、現在線民喜歡什麼。做直播，更能『接地氣』。」
  2017年後，邱慶齡陸續在上海、廈門等地成立影視公司。「台灣與大陸的綜藝節目製作過程不太一樣。台灣是電視台主導，比如電視台去找贊助，然後出資給外面的製作公司，由製作公司將節目製作好。而大陸現在的一些綜藝節目則是，影視公司自己去找品牌贊助、自己去策劃拍攝，然後再將節目賣給電視台。影視公司需要有品牌方的資源。」
  成立影視公司，除了自己是事業進程的一大步之外,也是因為他想讓來大陸的相關領域台灣人才，有更多就業機會，能製作出更多讓兩岸交流多元化的影視作品。
  「愛折騰」也「愛交流」的邱慶齡，目前全網（全媒體）的粉絲量40到50萬，網上許多粉絲都是上海疫情那時認識他的。因為那時邱慶齡做志願者，並將疫情期間的生活拍成視頻放在臉書和Youtube上，也因此被台灣媒體採訪。作為導演，他對「如何用視頻做兩岸交流」，有自己的體悟。
  「對於老百姓而言，政治什麼的根本不是生活重點,大家開開心心玩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現在一些所謂『網紅』會用比較對立的方式製造流量，比如剪台灣身份證、或說一些台灣很差勁之類的話，這些會影響兩岸交流。其實很多時候，話可以換一種方式說。我們自己製作節目的就會知道，有些事情你要讓台灣年輕人自己體會，而不是一直站在高位教育他。」
  「比如以前很流行拍大陸手機支付方便的短視頻，部分視頻就會直接說『上海很方便，台北都沒有這些、很落後』之類的。但影視創作的更好方式是，要讓台灣觀眾自己去體會『哇上海這樣很方便』，而不是讓台灣觀眾感覺被別人高高在上地教育一一『你看看台北都沒有這些，比上海更差』。因為一直被比較，就使得以前部分台灣線民一聽到『線上支付』或『支付寶』，就會覺得反感。」
  現在來大陸的台青，比上一代更願意「發聲」
  今年邱慶齡回到了台灣的大學母校，與學弟妹們交流。交流的整體感覺，他認為不少台青還是想來大陸看看。「不少學弟妹會加我的聯繫方式，會問『如果我去大陸的話如何租房』『商科畢業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機會』等。他們會問非常生活的、務實的問題。」
  「台灣青年非常謙虛有禮，在大陸很多年輕人但凡有一點機會就會緊抓著。比如有一件任務需要完成，台灣人未必做不好，但他因為『不確定』能不能做好、會更容易畏首畏尾。大陸年輕人則會先爭取機會，『能不能做好』等機會到手再說。兩岸年輕人的這種差異，在我所在的行業特別明顯。台灣青年比較少有機會能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加上台灣整體的環境比較安逸、發展空間有限、『再怎麼做也就是這樣』，所以造成這種差異。」
  邱慶齡曾多次被台青詢問，「現在兩岸整體環境出現變化，台灣人來有沒有風險？還有多少機會？」關於這兩個問題，他以自己認識了多年的好朋友劉畊宏為例。
  「兩岸關係緊張，確實會影響到台灣演藝人員，大陸資方會產生顧慮。但我認為，這跟大陸明星也會有『風險』一樣，比如之前好幾個知名大陸藝人被爆逃稅。台灣藝人只能做好本份，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好幾年前，我認識劉畊宏時，他仍默默無名，需要知道，他來大陸已經十多年了！後來意外爆火。他唱歌、演戲，誰知道是跳操爆火？但在火遍全網前，他已經堅持了這麼久，他在過去十多年一直在準備！」
  如今持續在學習、持續在「玩」各路新媒體的邱慶齡,認識不少近年來大陸的台灣年輕人，也更感受到時代變遷。不論政治情勢如何，熟練運用社交媒體的年輕一代，比「上一代人」，更願意交流、分享自己在大陸的經驗。
  「早期來到大陸的台商，一直默默耕耘、努力賺錢,同時也偏向低調保守，他們不會主動跑去跟別人說『我在大陸如何賺錢、我如何適應、我過得如何如何』。因為自媒體發展，現在來大陸的台灣小朋友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紀錄來大陸看見了什麼、周圍大陸人對他如何、自己的心得感想等。」
  「年輕一代台青更願意走到熒幕前，對兩岸交流而言是個正向發展。」
  （郭雪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