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喬生幹了一輩子體育解說，沒見過如此熱血的盛夏。
  他攀上鐵梯，爬上只能容納三五人的高架臺，大喊：”奧運會、世界盃這樣的大賽事我都去過，但如此火爆、接地氣、熱鬧的場面，還是第一次！」
  韓喬生的這個第一次，獻給了黔東南苗族山區的「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
  在韓喬生的腳下，是貴州榕江縣一個擠滿5萬人的足球場。
  球場內，是以村為單位，以魚販、泥瓦匠、挖掘機司機、燒烤師傅、教師等不同行業的村民組成的20支足球隊，在逐隊廝殺。
  觀眾席上，身著民族盛裝、吹著蘆笙、手舞足蹈的各村村民，用他們特有的呐喊，「點燃」了彩虹過人、魚躍沖頂，乃至超級世界波遠射等國際大賽中才會出現的電光石火的超燃瞬間。
  這個被冠以「村超」之名的比賽,到目前已經獲得了超20億次的互聯網點擊量。
  龐大的關注度，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除了貴州榕江縣自己。
  球場的脫胎換骨
  時間回撥。
  2020年之前的榕江縣，還是貴州省黔東南州地跨「兩山」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也是國家掛牌督戰的52個貧困縣、貴州省掛牌督戰的9個未摘帽的深度貧困縣之一。
  2020年，作為全國最後一批脫貧摘帽的縣之一，榕江縣和其他摘帽縣一樣，開始謀劃接續振興的大計。
  對於以「村超」帶動鄉村振興，榕江人並不陌生。
  上世紀80年代，榕江曾刮起一陣「足球熱」。
  那時，物資匱乏、交通不便，村民拔掉雜草，鏟平土地，砍下樹枝做球門，再用石灰粉畫線，把廢棄的農田改造成球場，開始了黔東南特有的超級聯賽。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不折不扣的草根球賽，既是黔東南地區村與村之間一項極具現代氣息的身體與智慧的較量，也成了聯繫向外謀生的村民的紐帶。
  那些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會在每年特定的日子回到村裏，回到綠茵場上，拼搶屬於他們的勝利。
  這個傳統的保持與光大，不僅強壯了村民的體魄，也富裕了村民的口袋。
  貴州榕江縣政府公開的資料顯示，今年開賽以來，「村超」極大推動了農特產品和非遺產品銷售，榕江縣農特產品線上線下銷售額達2048萬元，8家非遺工坊經濟效益達100多萬元。
  來自上海、廣東、江西等地的球迷,還使得全縣民宿客房預訂率達80%以上。大部分民宿客房暑期預訂近乎爆滿,有的甚至一房難求,很多已預訂到國慶。據初步測算，今年5月13日以來，榕江縣累計接待遊客42萬餘人次，實現了旅遊綜合收入13104萬元。
  這個由農田改造而來的沙粒球場的蛻變，就像中國鄉村的脫胎換骨一樣。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絕對貧困標準衡量，中國的脫貧人口達到了近8億人，占同期全球減貧人數的75%。按照中國現行貧困標準，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7.7億。
  中國強大且持久的減貧動力，源於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超高速經濟增長。
  中國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分佈在鄉村，他們脫貧的主要途徑歸因於大規模的工業化，從規模報酬遞減的農業轉移到製造業。
  農民進城裏打工，搖著撥浪鼓，走街串巷地吆喝，是從做小買賣開始的，但是中國農民幾乎無所不幹，而且敢為人先。
  隨著城市市場開放，我們可以找到無數個像電視劇《雞毛飛上天》中的駱玉珠與陳江河那樣活躍的農民企業家。
  他們中的每個人篳路藍縷的光榮與夢想歷程，譜寫了中國商業發展中最令人感慨的故事——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產業大軍，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推動中國製造迅速崛起，並提高了中國的國民收入。
  2020年，中國徹底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但不得不承認，相對貧困的問題仍然存在，尤其表現為城鄉差距明顯。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133元。這是我國農民的收入首次邁上2萬元大臺階，且其增速連續多年快於城鎮居民。
  然而，同一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283元。
  葡萄的知識含量
  城鄉收入差距應當如何縮小，這是首要問題。
  我們看到，疫情之後的今天，試圖進入鄉村的，無論是資本還是勞動力，都躍躍欲試。
  他們共同面對的最大現實是，怎麼提高鄉村經濟活動的回報率。不談回報率，不算經濟賬，過不了多久，參與者們就會陸續退出。
  之前，我們有過激烈的討論和火熱的嘗試。
  最熱鬧的是以房地產主導鄉村建設，但地方文旅投入大、收效低，被證明是一種不成熟的模式，而且偏離了農業核心。
  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1979年在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致辭中直言:「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了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農業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許多窮人的經濟學。」
  吃飽飯，是大國之基。無論國家願景如何宏大、使命如何光榮，政策所向也要以農業為核心。換句話說，都要從抓農業開始，都要落到農民身上。
  農民質樸的生活是從土地展開，又從土地結束的。而人工、機械、化肥、農藥等等要素價格,始終是逐步攀升的。因此總的來看，在農業生產技術長期不變的條件下，當追加投入超過一定限度時，農業就會受到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的支配。
  比如稻穀的勞動回報率。國家發展改革委公佈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稻穀（早秈稻、中晩秈稻、粳稻）最低收購價為每斤1.24-1.31元。
  事實上，這個價格已保持多年，與過去基本持平，想要有較大提升已經很難。
  這就是問題——相比過去，目前我國的農業生產水準雖然提高了，但大多數仍然是以單產的方式在擴張。而產業現代化的一個標準就在於，要以多要素組合的方式擴張，而非單要素的擴張。
  也就是說，農業的發展就得從單一走向複雜。而複雜化的核心，正如經濟學家劉守英指出的，「實際上是提高農產品的知識含量」。
  在提升農產品知識含量方面，一個可喜的例子，是寧夏的葡萄。
  巍峨雄渾的賀蘭山下，勃勃生機的葡萄園一眼望不到邊。
  把藤蔓上的葡萄，篩選、除梗、破碎、榨汁、發酵，就能釀出一杯杯馥鬱的葡萄美酒。
  但寧夏不滿足於把葡萄釀成菊萄酒。
  他們以葡萄酒為基礎元素，整合了鄉村生產、生活、生態資源，形成了集葡萄酒品鑒、民俗文化、農事體驗、特色民宿等為一體的休閒度假新業態。
  2021年，熱播的電視劇《山海情》中，白麥苗的人物原型，就是來自寧夏一家酒莊的員工，劉莉。當年從寧夏西海固的大山深處移民到閩寧鎮後，劉莉也從除草的工作，轉到了洗橡木桶、灌酒、洗瓶子、打塞子，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葡萄種植基地員工。
  在那之前，劉莉一家人的經濟來源全靠她的丈夫，一年的收入不足2萬元。等到劉莉開始接觸葡萄，一個月，夫妻倆就能賺上1萬元。
  如今，像劉莉這樣的家庭，在寧夏比比皆是。
  據統計，截至2022年9月，寧夏葡萄酒產業每年為農戶提供季節性用工崗位及固定用工崗位近13萬個，每個固定工年收入2萬元至3萬元，季節性用工每個勞動力收入為6000元至1萬元。
  以經濟學的角度看，寧夏的葡萄做到了讓農產品的價值鏈不斷地延伸，它串起的增收富民產業鏈，最終帶動了當地步入鄉村振興的快車道。
  「村超」中大放異彩的榕江，亦是如此。
  要知道，榕江專門在「村超」賽場上,設立了農特產品銷售點。這一舉動帶動了榕江的西瓜、楊梅、青白茶、錫利貢米、葛根粉、蜂蜜、醃魚、山貨等農特產品銷售超過1000萬元，成功讓流量變現,推動了榕江黔貨的出山。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將鄉村振興,視作一種怎樣在鄉村增加「知識含量」的能力。
  這種能力是以市場為導向，將土地、資本、企業、勞動力包括服務體系這些要素通過「知識」串聯起來，發展出多元的產業。
  今天，廣大鄉村工作者、市場化力量逐步認識到，要振興鄉村，「一二三產融合」應是題中之義。
  一段窗口期與一個公共品
  帶著這個念頭與期望，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是不是任何一產都值得提高知識含量？是不是鄉賢回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是不是資本下鄉就完事了？
  答案並不簡單。
  鄉村振興有很多路徑，但要說最基本的路徑，應是消除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
  二元結構困擾我們多年了。儘管當下這種結構反差已經大大縮小，但還沒有得到根本溶解。
  要實現這個溶解，我們首先應認識到，鄉村振興不是片面強調以城市帶動鄉村，更不是把城市工業搬到鄉村搞個象徵性的專案，像打補丁一樣嵌入鄉村。
  國民經濟是互相聯繫的，經濟學家周其仁提出，我們要看到整個國民經濟對鄉村、對農民、對農業還有哪些潛在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抓住這些潛在需求，在多個村、鎮甚至縣，展開對產業的統籌佈局，做到既不好大喜功亂鋪攤子，又不墨守成規坐井觀天。
  因為至少在當下，我們可以看到、抓住兩個較為顯著的潛在需求。
  其一，對農產品，特別是對較高質量農產品的需求非常旺盛。
  在我國的GDP中，約一半是消費；而消費中，最大比重的開支就是食品。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食品煙酒消費支出2128元，占人均消費支出比重的31.6%。這個占比超過了人均居住消費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23.2%,為第一開開支。
  無論如何，食品的供應與消費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一定涉農，一定跟農民和土地聯繫在一起。而目前，我國的食品需求仍有部分依賴進口。海關總署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22年糧食進口量較上年下降，但仍相當於國內糧食總產量的21.4%。
  進口，就意味著需要承受運輸時間作為成本。這與當下消費者日益增加的對食品新鮮度的需求是相違背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恰是立足國內，就近提供。也就是說，越靠近城市這個巨大的消費市場的鄉村，所能供給的瓜果蔬菜乃至糧食，就越具備升級迭代的潛力。
  其二，鄉村正在成為城市居民的消費新空間。
  對比其他國家城市化的經驗來看,城市化率達到城鄉融合的閾值時，就會出現郊區化。這時，一些產業會從城市轉向鄉村，城市居民也會因城市生活的擁擠、高成本等原因而離開城市，出現一種「逆城市化」的趨勢，往郊區跑到鄉村去。
  去到鄉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留得住鄉愁，成為城市居民對鄉村的基本需求。這些需求其實是對鄉村的公共設施，也是對鄉村的社會服務，提出了新的需求。
  不難看出，鄉村振興和城市化進程，其實在核心上是一致的。
  當年，數億農民進城打工、創業啟動了城市自由市場，也推動了產業包括服務產業的迭代升級。如今，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過去城市化進程的思路和方法，是值得借鑒的。
  與推動城市化相比，鄉村振興更有潛力。但要將這些潛力發揮出來，就像推動城市化一樣，必須去除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
  這也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內——在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窗口期——我們需要處理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
  經濟學家蔡昉研究發現，人均 GDP在1.2萬一2.4萬美元的發展區間，有一個突出的特徵——這個區間也是政府推進現代化力度最大、公共支出及占比增長最快的發展階段，可以稱為「瓦格納加速期」。
  簡單來說，當國民收入增長時，政府支出特別是政府的社會性支出，比如在社會保護、社會共濟、社會福利等方面，會以更大比例增長。
  那麼，以當下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來看，我們不僅要通過產品、技術、制度、組織和管理創新，推動農業等行業的轉型升級，還要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讓農民既得到短期利益，又可以觸摸長期利益。
  進一步講，鄉村振興，不僅是一個公共政策，還是一個公共產品。
  就像榕縣的村超，村莊還在，球賽還在，打球的和看球的鄉親還在，那麼,我們所振興的鄉村，就仍舊是裝滿鄉愁、充滿想像的綜合體。
  （何子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