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金融副省長們的新動向引人關注。在經過地方黨政系統歷練之後，無論是繼續在當地留任，或是重返金融業，又或是再次回到金融系統成為監管者，金融副省長們似乎成為了一支幹部的生力軍。
  「金融副省長」們「歸來」
  近年來，各地政府配備金融副省長並不鮮見。
  2018年前後，在原有的常態化幹部交流機制外，一批年富力強的金融系統幹部赴任地方成為新趨勢、新現象。他們多是從一行兩會、國有銀行直接轉任省級政府副職，因而被輿論稱為「金融副省長」。
  今年以來，在地方任職多年後，不少金融副省長從地方「歸來」，職級晉升也開啟了加速度。
  李雲澤便是回歸到金融監管部門的金融副省長，且在職位級別上更上一層樓。
  公開資料顯示，李雲澤出生於1970年。他曾長期工作於銀行系統，曾在建設銀行工作超過20年，後又出任工商銀行副行長。2018年9月，李雲澤出任四川省副省長，成為備受關注的金融副省長之一。2022年5月，李雲澤任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長、黨組副書記。
  5月18日上午，在金融監管總局揭牌儀式上，王江出席。這是王江首次以中央金融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的新身份公開亮相。
  公開簡歷顯示，王江生於1963年。往前回顧，王江的金融第一站是建行系統，並在此工作了16年。履歷頗豐的他曾在四大行中的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擔任過行長。2017年7月，王江被派往江蘇擔任副省長，成為當時全國為數不多的金融副省長之一，後於2019年回歸銀行業。
  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是新一輪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重要安排。此前，誰將出任金融監管總局局長成為市場最大的懸念之一，坊間也多有猜測。
  有分析稱，此番金融監管機構改革進一步理順了監管體系，壓實各方責任，相關機構負責人選確需多方考量。可見，從地方歸來的金融副省長們，被賦予更多的期許。
  事實上，今年以來，還有其他金融副省長們從地方「回歸」。
  今年4月，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金融副省長葛海蛟，就任該行董事長前曾擔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等職，更早時期曾在農業銀行、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工作。
  5月，國家開發銀行發佈公告，譚炯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董事長、行長。譚炯此前亦長期在金融系統任職。公開資料顯示，2019年9月，譚炯調任貴州省副省長，後當選為貴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統戰部部長等職。2023年2月起任國家開發銀行黨委副書記。
  分析普遍認為，隨著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新一輪金融人事更迭大幕已經拉開，中管金融機構也會迎來一波人事變動。相信年內還會看到一些金融副省長的新動向。
  「現在部分金融機構的重要崗位還有空缺，還有一些幹部面臨到齡『交棒』的問題。」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比如工行、建行的董事長已明確將在人大、政協任職，下一步必定涉及職位的變動。「這一輪大的人事調整什麼時候能完成也很難說。」
  「金融副省長」們的下一站
  「金融副省長」現象背後，有著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成為金融幹部鍛煉提升的新路徑。
  在經過地方黨政系統歷練之後，金融副省長們走出了不同的發展路徑。
  比如，現任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就曾出任四川省副省長。2018年，他返回金融街，出任央行副行長。2020年3月，朱鶴新出任中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的李波，也曾任職重慶市副市長，其間分管地方金融監管和金融工作等。2021年4月，李波再次回歸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長。2021年8月，李波出任IMF副總裁一職。
  更有一些金融副省長們留在當地，躋身省級黨委常委。
  2018年1月，時任央行副行長的殷勇出任北京市副市長，當年12月躋身北京市委常委。2022年6月，殷勇當選為北京市委副書記。今年1月，他當選北京市市長。
  2018年，時任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會理事長的吳清履新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更早之前，他在中國證監會供職多年。2019年9月，吳清進入上海市委常委行列；2021年12月，吳清出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
  2018年出任福建副省長的郭甯甯，於2021年獲任福建省委常委；2018年出任天津市副市長的康義，於2022年出任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天津市常務副市長劉桂平，2016年任重慶市副市長，此前曾任建設銀行行長等職；2021年3月調任重慶市副市長的蔡允革，2022年出任重慶市委常委。
  「金融行業專業性較強，金融行業對於行業人才所具備的素質要求是多方面的，除了本身專業知識、能力之外，還需協調方方面面的關係。」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在大銀行、金融監管部門成長起來的幹部，大多專業能力很強，這些人才充實到地方政府從事金融管理工作非常合適。這種人才交流機制對促進經濟發展、維護金融穩定都有重要現實意義。
  在外界看來，在地方工作可以體現和提升幹部的能力。金融高管在地方任職，在利用自身優勢為當地經濟引入金融活水、營造良好金融生態之外，對其個人履歷和生涯也是一筆財富。這也是國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統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地方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能夠來一個行家裡手作為地方分管經濟金融工作的『父母官』，再合適不過。」徐洪才說，政府和金融系統幹部的雙向交流，未來可能形成常態化機制。
  董希淼亦認為，應當推動具有金融專業知識和從業經歷的人，在地方政府領導崗位任職，「不僅局限於省級政府，還包括市級政府，縣級政府」。
  全國過半省份配備「金融副省長」
  在金融副省長們人事更迭的同時，還有一部分仍服務於當地，肩負起為當地經濟引入金融活水，加強金融監管，防範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等諸多使命。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5月底，全國有18個省份配備了來自金融系統的金融副省長。這意味著，全國已有超過半數省份擁有金融副省長。
  從他們的履歷看，多是從「一行兩會」、五大行、政策性銀行成長起來的金融幹部。而在金融副省長的人才選拔候補梯隊中，也開始出現地方金融局局長的身影。在董希淼看來，金融副省長逐漸成為各省標配，一是體現了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重視，二是確實也是地方發展的現實需要。
  「金融工作是非常專業的，專業的事情需要專業的人去做。」董希淼直言，一方面是需要金融服務區域經濟高品質發展。另一方面是防範區域性金融風險，近年來地方金融發展很快，但也凸顯了不少問題，比如此前P2P及地方各類金融機構的風險事件等。這都需要專業的人來領導分管，這就是金融副省長產生的背景，「不光是金融副省長，有些地方還有金融副市長、副縣長」。
  徐洪才分析認為，隨著金融監管的框架調整，新的金融監管基本框架已經形成。本次機構改革方案，突出強調了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統一領導，體現了金融事權主要是中央事權的要求。其中，從中央層面設立中央金融委員會、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取消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這涉及兩個層面的關係，一是黨和政府的關係，二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一是突出強化党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能夠加強金融一體化的協調，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此前的「一行兩會」格局變為「一行一局一會」，各個部門各司其職，更加有利於金融行業化解腐敗隱患、不合理因素，使其更健康地發展。
  二是明晰了金融監管領域的央地關係。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為主的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涉及前者與地方政府原金融監管機構之間關係的協調。例如，地方金融監管對「7+4」的機構中存在的風險等。再如地方金融控股集團，屬於地方國有資產，參股、控股了很多金融機構，銀行、證券、保險林林總總，對其行為的監管，地方政府負有重要責任，最終服從中央的領導。
  他直言，金融機構和地方黨政系統之間的人才交流，有利於提高地方金融監管職責的相關人員幹部的綜合能力，「地方政府辦公廳派出的一些幹部，對於業務並不一定熟悉，外行領導內行是不行的。」
  在董希淼看來，地方政府對於金融的重視更多還是體現在金融人才身上。
  「大家看到了金融副省長這個群體，但光有這個群體還不夠。」董希淼認為政府領導崗位應當引入更多具有金融專業背景的官員。「以及當地監管機構，特別是一些中小金融機構，不能老派行政官員去，要讓真正懂金融的人去。」
  在董希淼看來，地方黨委和政府提名中小銀行高管人選，應將從業經歷、專業素質放在第一位，切勿讓缺乏金融從業經驗的行政官員在中小銀行任職。監管部門應用好任職資格核准等制度，對中小銀行高管特別是「一把手」人選進行嚴格把關。
  「現在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有這個習慣，總要把沒有金融從業經歷的行政官員、沒有金融從業經歷的人派去當銀行董事長，這很容易出問題。」他舉例稱，比如已落馬的恒豐銀行前任董事長蔡國華，就曾任職煙臺市副市長。被查的浙商銀行原董事長沈仁康，曾任職衢州市市長。「沒有金融從業經歷的人，純行政官員，沒有金融從業經驗，很容易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