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48歲的研學團導遊龔賀在北京頤和園帶隊時倒下，再也沒能醒來。
  據曾與龔賀共事的導遊劉鑫回憶，當天龔賀正帶著一隊有30名學生的研學團，前半段的講解，熟悉北京歷史的龔賀滔滔不絕，可參觀到後半段，他的話越來越少。等到從頤和園出來帶領孩子們坐上大巴，龔賀直接坐倒在座位，再也沒能拿起話筒。
  大巴車司機發現了異常，救護車把龔賀送到醫院時，他已經意識模糊，體溫高達42度，搶救了近2小時，依然無力回天。死亡證明上，他的死因為「熱射病」。
  這是北京，甚至是全球有史以來最炎熱的一個夏天。根據北京市氣象局統計，今年6月以來（截至7月14日15時），北京市南郊觀象臺大於35℃的高溫日數為24天，為1951年建站以來歷史同期最多。截至7月14日，北京已經出現5個40℃以上的高溫日。
  龔賀的離世引發了人們對高溫的關注，也讓這個夏天火爆的研學團走入了公眾視野。
  在空氣熱到扭曲的北京，各大景區塞滿了從各地前來研學的學生、家長以及導遊。家長抱著期待給孩子們報名研學團，絕大多數人卻只能失望而歸。
  「無房、無車、無導遊、無票」
  7月7日，早高峰的北京地鐵擠滿了人，除了上班族，還有穿著統一服裝的研學團學生。
  一大早，數百個研學團從北京各處的酒店出發。大巴報價暴漲七倍，從2000元一天漲到15000元一天，一些研學團隊甚至租不到旅行大巴，只能在天剛亮時便出發，換乘多趟地鐵前往景區。
  此時，劉鑫正準備帶著40名來自四川的學生前往北京動物園，他們一天的行程包括動物園、軍事博物館以及大柵欄。旅遊人數激增，加之研學團爆火，市區內的酒店價格超出了預算，且迅速爆滿。劉鑫只能選擇帶領團隊住在河北燕郊的賓館，因為堵車，原本50分鐘的車程，走了2小時20分鐘。
  能夠短暫發呆的間隙，劉鑫常會想起已經去世的龔賀，心裏說不出什麼滋味。此前，他和龔賀都是跑北歐國際線的導遊。龔賀為人豪爽，有時在國外的機場碰到，龔賀總是會和他寒暄幾句，如果帶團隊住的酒店離得不遠，就會叫他一起來房間喝酒聊天。
  在劉鑫的記憶裏，龔賀身體健康,以前跑國際線，坐飛機到丹麥、挪威、芬蘭都要10個小時以上，下飛機還要倒時差，都從來沒聽過他生病跑去醫院的消息。可眼下龔賀「說沒就沒了」，就連他的告別儀式，劉鑫也因為正在帶研學團而無法參加。
  景區的嘈雜聲將劉鑫拉回現實，他在背包裏裝好藿香正氣水、冰袋、淡鹽水和感冒藥。臨下車前，他反復叮囑孩子們要帶好水、帽子和雨傘，「這兩天氣溫很高，我們一定要多喝水」。
  就在前一天，北京市觀象臺最高氣溫為41°C，劉鑫帶著團隊抵達動物園時，陽光已經變得刺眼。劉鑫習慣將脖子上的方巾打濕降溫解暑，但這一方法在烈日下失去了效果，不到10分鐘，方巾就被曬乾了。曾在北京待過十幾年的他，從未感受過這樣的熱度。
  參觀途中，團裏一個小女孩因為太熱流了鼻血，女孩額頭的鬢角被汗水打濕，說話也有氣無力，「剛才頭有點痛」。
  高一學生萊萊和同學則在中國科學技術館門口傻坐了整整一上午，深灰色的高牆下幾乎找不到一處陰涼。「原本說好八點半集合，七點四十五突然通知八點集合，辛辛苦苦從昌平區坐了好長時間大巴，終於到了科技館，卻告訴我們沒預約到票進不去，也沒做其他安排，就在這兒坐著。」
  晩上八點，空氣裏依然殘留著餘熱，劉鑫團隊一天的行程終於結束，在酒店的空調房裏，他累得只要一閉眼就能睡著。但工作還沒有結束，他需要為下一個研學團的成員提前搶票。
  帶著焦慮，他熬到深夜。「搶票太難了，諸如故宮等很多最區原本能承載8萬的遊覽人次，至今卻還沿用疫情期間的規定，每天只接待3萬人。」劉鑫說，現在團隊預訂門票基本上看運氣，一旦放票，幾十秒內就會被搶空。由於太多人同時處於搶票頁面，填好團隊成員的資訊後，頁面總會轉圈，怎麼刷也刷不出來。
  他用「無房、無車、無導遊、無票」形容北京旅遊的現狀。研學團占據了大半個旅遊市場，去哪兒數據顯示，截至6月23日,平臺上暑期親子遊產品訂單占比接近四成，同比2019年增長1.6倍，研學遊產品銷量環比上月增長4倍。
  劉鑫自6月26日接團以來，已經累計接待了150人，每到一個景區，「10個隊伍有8個都是研學的，身邊60%的導遊同行都在帶研學團」。
  「荒謬絕倫」
  遠方的人們還未感受到北京研學混亂的跡象。在湖南岳陽，楊先生的兒子正期待著第二天一早開啟的研學之旅。學校與旅行社合作，在班級群裏推薦了三類暑期研學團自願報名。初二年級將近1200人，有400多名學生報名了北京路線。此時的楊先生還不能想象研學旅行會如此突破他的下限。
  那幾天，他給兒子打去電話，詢問此次研學的感受，收到的回饋只有三個字：「還可以。」為此次旅行留下痕跡的，只有三張兒子露臉的照片，一張在長城門口，一張在環球影城，最後一張，兒子的背後是一面寫著「清華xxx」的牆壁。
  楊先生稱，參加研學團的價格非常昂貴，4980元一人，兒子還因為身高需要額外補500元。報名之前，楊先生就聽說了北京高溫和遊客爆滿的現象，但出於對學校推薦研學產品的信任以及兒子殷切的渴望，還是拿出了五千多元，這差不多是他每月工資的一半。
  楊先生本期待著孩子可以前往故宮、清北等高校參觀學習，增長見識。「去了之後才知道被騙得有多慘，孩子受累，啥也沒幹成」，兒子參與研學團的五天四晚，他只給兒子打通了一次電話，其他家長也很難聯繫到自己的孩子，只能在家焦慮擔憂。在資訊溝通群中，孩子們這五天具體都去了哪些景點，家長一概不知，在群裏詢問也無人理睬。
  一位媽媽在研學交流營裏發言：「這次所謂研學，我只能用這幾個字表達：「荒謬絕倫。」
  通過孩子們零星的回饋，家長們才逐漸瞭解到此次研學團的「坑人」。既定的行程幾乎都臨時做了改變，38個人的隊伍被分成五六個小組，到達景區後沒有講解，成組分散遊玩，固定時間集合。有一天，研學團只去了清華博物館一個地方，路程幾小時，進去半小時。返程的最後一天也沒有任何安排，孩子們一早毫無準備地淋了一場大雨，在高鐵上吃了口盒飯，就這樣結束了「難忘」的北京之旅。
  研學團在家長圈很受歡迎，雙減政策下，培訓班關閉，研學成了一種「培訓與教育」的新方式。目前，市面上研學團的價格均遠高於普通旅遊團，對於五天四晚的跨省市研學專案，一個孩子的價格在3000元-10000元不等。
  萊萊參加的也是學校推薦的研學營，發到手裏的介紹單內容豐富，還包含參觀清華北大校園的行程，「置身學術海洋」。
  他們的確去了清華大學，行程的最後一天，萊萊所在的團隊沒吃午飯，從昌平坐了兩個小時車趕到清華大學，「在人擠人的校園門口拍了一張淩亂的集體照」，發給了家長。
  甚至連高校學生也被捲入其中。北大學生賀天在網上看到有研學團在招募宣講員，給中小學生講課30分鐘，報酬500元。7月13日,賀天先後換乘三趟地鐵，下地鐵後又打車，花費了將近2小時，來到了距北大30公裏的郊區。
  北京那天飄起了小雨，研學團的大巴一輛又一輛停在空曠的廣場，孩子們在淋雨排隊等待。
  同樣在外等待了快兩小時後，19點51分，賀天被叫進宣講大廳，一名輔導員告訴她，有一部分學生從17點半就開始在這兒等待，希望他們快點講完讓學生休息。大廳裏，三四百名小學生異常吵鬧，臺上一位同學認真陳述著自己的學習方法，台下根本沒有學生在聽，後排也聽不太清話筒的聲音。
  賀天看了看自己認真準備的北大校史、北大學科劃分、人生規劃建議……「這些和一年級左右的小朋友說有什麼用呢？」最終，她選擇壓縮講課時間，用10分鐘快速講了一些學習方法。「他們鼓掌鼓得很熱烈，是因為我講的內容嗎？絕對不是，他們只是覺得，這個人講的時間很短，意味著可以更早休息，這人真好。」
  看著這些小朋友仍然被困在郊區，被坑被騙，賀天和同學都很生氣，拒絕收報酬，在網路上公開發文抨擊這個研學團。
  混亂層層傳遞
  「價格虛高、貨不對板、遊而不學、突發意外,」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法院調查研學團現象後指出，「行業標準缺失、准入門檻過低導致研學旅行亂象叢生。」
  劉鑫將今天的研學團概括為「夏令營2.0」。從2011年入行開始，劉鑫會在每年假期帶夏令營性質的旅行團，但夏令營只需要按照路線講解，研學團則需要「寓教於樂」，設計問題提問，始終與孩子們保持互動。
  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門印發了《關於推進中小學生研學旅行的意見》,「研學」首次被明確定義為「研究性學習和旅行體驗相結合的校外教育活動」，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研學活動應由學校招標，組織學生集中實踐。
  儘管國家發佈了政策規定，但目前研學團的現狀更多是多元主體的市場逐利，學校、旅行社、教培機構、轉型玩家，紛紛加入這一賽道。企查査數據顯示，2023年前5個月，我國新增研學旅行相關企業322家，同比增加近80%。
  一家研學機構的創始人韓雨介紹，想要真正推出一個好的研學產品，需要耗費很大的精力。一趟2-2.5小時的博物館課堂，需要分為實地踩點和備課寫講解稿兩個部分準備。團隊需要實地踩點最少3-4次，把文物都拍下來以備後續做功課。寫稿時，很多知識點需要諮詢專家顧問，查找學術論文，以確保準確。寫完稿，講課老師還需要花很多時間推敲怎麼把知識轉化成孩子能聽懂的語言。
  就韓雨而言，做研學並沒有賺到錢，只能靠旅行社的業務養研學。「就在我們認真磨課的時候，研學市場的份額，就被所謂的研學機構佔領了」，她發現，目前市面上的很多研學團沒有踩線和課程設計過程，只是把旅遊產品包裝成研學產品，委派導遊來帶團。
  劉鑫也表示，目前市面上的研學團，80%以上都是由教培機構與旅行社合作運行，由教培機構設計路線，旅行社利用自己搭建的資源執行路線。
  劉鑫所在的旅行社會在行前給導遊們進行一個簡短的培訓，告訴他們每個景點可以進行研學拓展的點，比如在故宮帶上魯班鎖道具講解榫卯結構，剩下的由導遊自己發揮。「現在這種火爆程度，很多旅行社都從外地借調導遊，他們沒走過北京路線，甚至連景區大門都找不到，這不僅會影響孩子的體驗感，也影響了北京的形象。」
  研學旅行口碑的下降，最終影響了行業的口碑，社交媒體上，提到研學團的帖子一片罵聲。韓雨今年的訂單也並不理想，很多原有客戶報名了外地研學，「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等待這一波過去”。
  而龔賀離世之後，劉鑫和許多同行沒有太多時間收拾心情，研學團仍在北京這座城市一批父一批地發出。
  一些景區做了更人性化的調整。故宮等景區調整成了更靈活的入園方式，以減少遊客在外暴曬的時間，故宮還設立了專門的兒童通道，原本團隊要排隊一個小時，現在半小時之內即可入園。導遊行業協會也在天壇南門給導遊們發放了急救包、防暑包。
  但旅行社並未對此做出任何調整。事情發生後，旅遊團團量減少了三成，市場飽和度下降，龔賀去世前，北京導遊單日的工資能達到每天1000元至1300元之間，現在甚至下降到了每天800元。劉鑫表示，導遊屬於自由職業，旅行社不繳社保，「從來沒有高溫補貼一說」。
  很多導遊同行開始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選擇更適合的團隊工作，也有不少人考慮去西北帶團，能轉行的，「不會輕易回歸」。劉鑫的母親也常打電話叮囑，注意高溫天氣下自己的身體，注意多休息。
  可劉鑫沒有辦法停下來。新冠疫情那幾年，旅遊業幾乎停滯，導遊們都處於零收入狀態，龔賀創過業，劉鑫開過網約車，才終於熬到了今年旅遊業的井噴式爆發。也正因為如此，有了帶研學團的機會，他們都想牢牢抓住。
  夏天和炎熱還沒有結束，7月19日，北京又有一兒童確診熱射病被送往醫院緊急救治。劉鑫考慮不了太多，他計畫帶研學團到8月20日,全程無休。
  （李彤 朱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