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鳴
  「澳門問題」的討論源於澳門即將回歸的社會現實，這個社會現實的發展結果是基於上文所述的站在一個歷史節點上，過去葡澳政府集團的領導層即將撤走，葡人、葡語喪失在澳門的特殊地位，成為澳門衆多族群與語言中的一個普通成員。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澳門各族群直接提出的問題是，「澳門人」要怎樣處理這些位置上的真空地帶？這一段「澳門問題」的討論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凝聚了一個共識，即對於澳門內部個別族群的處境與利益，需要利用「九九」這個大的政治事件的發生進行推動，目的是建構一個「澳門人」作為整體的族群意識。而「澳門問題的討論」因其「本地化」的強調而喚起了人們的「澳門意識」；澳門意識加強的結果是促進了各族群的整合。澳門的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的逐漸增多作為一種量變，在真正的質變到來之時，即一個高度自治的澳門將出現時，人們開始反省：什麽是澳門人，什麽是澳門文化，澳門現在在何處，澳門未來在何方？「九九」之後，澳門各族群，無論出身何處、所操語言、所持信仰等等，均需要面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事實。「一國兩制」保證了澳門的高度自治，在這一高度自治的背景下提出的要求，是澳門的不同族群必須通過自己的智慧解答「我是誰？」這樣一個基本問題。
  縱觀回歸以來澳門「本土意識」的産生、發展及其表現特徵，我們可以看到，澳門的「本土意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絕大多數澳門居民願意接受一個理念與事實，即「愛國」與「愛澳」是「本土意識」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兩者之間無法分割。對於內地與澳門並不一致的制度和社會形態，澳門人民普遍尊重和包容，對於國家與本地發生的問題，能够較為全面、客觀地看待。同時，澳門人民十分尊重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顯然，在這一場關於本土的「澳門意識」的大討論，加深了「澳門人」認同的同時，更加深了「澳門人是中國人」這一命題的認同，各族群在這場討論中明確的回答了討論之初希望解決的問題，他們的答案是：「我是誰？我是澳門人！澳門人是中國人。」
  （三）回歸作為一個集體記憶
  雖然「澳門問題」在曠日持久的討論中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但它的影響主要還是存在於文化界的，澳門的普通居民對於「九九」的到來始終懷有複雜的心理。一方面，澳門各族群擔憂「九九」的到來是否會影響到自身的日常生活，特別是澳門特色的「博彩産業」是否能够在這樣的環境下持續；另一方面，作為佔澳門人口超過九成的華人們，對於擺脫葡萄牙人的管治，回到祖國懷抱的統一願望卻又無與倫比的強烈。不管各方對於這些有怎樣的期待與擔憂，喜樂與悲歡，「九九」最終在「你可知 MACAU」的歌聲中如期而至，澳門四百多年來被葡萄牙侵佔的歷史正式宣告結束。雖然「九九」的到來結束了葡萄牙對澳門四百餘年的佔有，但在這四百餘年的佔有和管治背後發生的點點滴滴早已印刻在澳門居民的腦海中，成為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也被叫做集體記憶。人類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討論集體記憶時曾將其描述為「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一種物質客體、物質現實，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紀念碑、空間中的一個地點，又是一種象徵符號，或某種具有精神涵義的東西、某種附著於並被強加在這種物質現實之上的為群體共享的東西。」凝聚族群認同最為核心的方式便是通過對歷史記憶産生的共識，歷史記憶在這一環境下可以被認為是族群認同最為根源的情感紐帶。而歷史記憶的出現是根植於其長期的社會現實的，澳門過去四百多年被葡萄牙人佔據並統治的歷史便是最為深刻的社會現實。
  自葡萄牙人從16世紀來到澳門之時起，「華洋雜處，番海咸居」的社會狀况便貫之於澳門歷史的每一個節點，多族群共生在那一刻起便成為了澳門最為顯著的特點。這讓澳門這一城市從歷史起點上便擁有了複雜的內涵，澳門的居民需要通過自身努力解決澳門各族群的關切問題，各族群相互尊重從歷史的起點上開始，與其說是智慧，不如說是一種生計策略，在一個少數族群管治多數族群的地方、一個多數族群中又可以分成若干個亞族群的地方，在若干族群可以自由選擇強調自身某一身份的地方———澳門———這座城市本身的族群歷史便是一個複雜現實的表現。
  自葡萄牙人管治澳門之始，便將澳門作為一個租借地經營，對於澳門的長期發展並無詳細規劃，甚至可以這麽認為，葡萄牙人將澳門作為隨時會失去的一座城市，對其發展是掠奪式的。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很多政策是不公正的，就如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官吏，多由葡萄牙人擔任，作為佔澳門人口的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絕難進入官吏階層。在當時的歷史環境裏，葡萄牙人與土生葡人作為與管治者最為親近的族群，幾乎不用怎樣努力即可能成為一個公務員。再如1921年由葡萄牙軍警侮辱中國婦女所導致的流血事件、「一二·三事件」等，無不展現了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當局與澳門市民極度深刻的矛盾。這些歷史事件帶來的苦難往事牢牢映刻在澳門人的心中，成為集體的歷史記憶，加之澳門回歸作為一個歷史節點，各族群身份劃時代的平等起來，這一歷史進程最終凝結的社會現實成為澳門人共同想像的永存的集體記憶，熱愛祖國從此成為銘刻在澳門人心底最為珍貴的共識，這對於澳門人最終統合成一個愛國愛澳為核心價值觀的共同體起了極大的作用。
  四、澳門模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澳門實踐
  文化根基是一個共同體産生凝聚力的基礎，對於一個多族群的社會來說，文化整合是整個社會建構過程中的重要內容。澳門的族群與文化認同既反映了澳門人對於澳門這一共同體的自我認識，同時也是澳門從在法律意義上的回歸祖國，到在文化意義上回歸祖國的基石。因此，澳門人作為一個組合而成的群體，在其構築的過程中，強調自身的文化根基為何物就成為了構建澳門共同體與「文化回歸」的重要內容。在這一文化根基下澳門的文化整合，最顯著特徵是對於自身是中國人的認同在回歸後迅速加深。毫無疑問，澳門人已經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堅實組成部分。
  （一）回歸後澳門各族群的互動與調適
  即使在回歸十多年之後，澳門依然是個多族群共存的地區，這從表4澳門人口的構成中清晰可見。怎樣在這樣一個文化族群雙重多元的地區構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共同體，一直也是中央與澳門地方同時關心的問題。以華人為主的澳門人，在實現合衆為一的過程中體現了歷史與現實的高度結合。
  澳門獨特的歷史背景使得澳門通行著多種語言和方言,極為繁複的語言樣態與複雜多樣的族群構成使得語言也極度多樣化。歷史上的澳門由於與葡萄牙之間長期的交流關係以及作為「殖民地」的歷史事實，葡萄牙語在澳門有很深的基礎，甚至澳門還擁有融合了漢語與其他語言的「洋涇浜葡萄牙語」。其次澳門緊靠香港，香港崛起之後對於澳門的輻射作用不容小覷，以至於現代澳門呈現了「四語三文」的特殊現象。
  所謂「四語」即漢語普通話、英語、粵語、葡萄牙語，「三文」即在四語基礎上延伸出的中文、英文、葡萄牙文。語言認同是指語言使用者就自身與某種語言或方言之間關係的心理定位。語言使用者對不同語言的認同程度和功能定位差異直接影響其語言態度和語言行為。語言認同還跟地域認同和文化認同密切相關。在實地調查中，絕大多數澳門青年對粵語的認同度最高。而對其他三種語言的認同度相對較低，且功能明顯分化。多數澳門青年認為葡語是官方語言和第二外語，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英語是第一外語。在這種情况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於各語言文化的交流是非常鼓勵的。
  在澳門多元的文化環境下，澳門特區和私營部門不但自主承辦了官方語言廣東話和葡萄牙語的電台電視台，還同時引進了中國中央電視台（漢語普通話）、泰國國家電視台（泰語）、日本 NHK（日語）、TV5（法語）、葡萄牙國家電視台（葡語）、BBC（英語）和 CNN（英語）等語言原産地的電視台的節目。這種節目和文化的引入，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對於母語語言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維護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文化群體的媒體話語權。多元的語言文字很好的平衡了各自的地位，在政治競爭力方面，澳門回歸後，中文和葡文都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文化方面，澳門長期以來都以華人為主，中國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在澳門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和保留。經濟方面，澳門經濟發展主要以旅游業為主，第三産業是推動澳門經濟增長的主要行業。這樣的社會現實很好的保證了各語種都有自己的優勢領域，例如中文在各領域均有優勢地位，而葡文與英文各自也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擁有自身無可代替的優勢。各有所長各佔優勢的結果便是長期的互利共存。
  澳門各族群間的調適可以用「三和」來形容，而「三和」正是澳門文化根基中的三大支柱即———中西之和、物我之和、人我之和。澳門漫長的歷史便是一副中西溝通的記錄即中西之和，物我之和表現在不同文化元素在澳門能够達到兼容並包互不干擾，而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澳門族群的過程，便是人我之和的最好表現。
  （二）從政治回歸到文化回歸
  「九九」的到來，標誌著葡萄牙管治澳門歷史的正式結束。1999年12月20日五星紅旗在澳門升起的那一刻，政治回歸的目標便已達成，但如何將一個已經被外國文化影響四個多世紀的城市，重新整合進偉大祖國的社會體系中，重要的考驗期也隨之而來，如何不僅使得澳門在政治上回歸祖國，更要使得澳門從文化上回歸祖國，成為了最為重要的關鍵問題。
  澳門作為一個族群衆多的城市，不同文化在澳門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要維持一個如此多樣化的文化共同體的穩定繁榮，就必須從澳門的實際問題出發，通盤考慮澳門各族群的切身利益與文化需求。「一國兩制」的政策構想，給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極高的靈活性處理澳門本地事務，自回歸伊始的200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便在市政局下屬設置了澳門文化中心，統籌服務澳門民衆的文化需求。2015年澳門文化局的建立更是總結了十五年的文化服務管理經驗，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其中《澳門特別行政區第20/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章第二條第五款更是以明文規定「鼓勵尊重多元文化」。
  尊重多元文化是澳門社會歷來的信條，澳門這個小小的城市，由於歷史原因，宗教信仰之複雜程度至今依然處於世界前列，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世界性宗教在這個小小的城市都有永久性的活動點存在，以媽祖崇拜為代表的民間信仰更是澳門絕不可忽略的文化成分，甚至一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早已銷聲匿迹的小宗教在澳門依然擁有著屬於自己的影響。在一個文化與宗教信仰如此複雜的城市裏，各宗教井然有序互不干擾互相尊重的奇景，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罕見的。20世紀末出現林家駿主教和釋健釗大師同時主持澳門機場啓用的東西兩種儀式，澳門人感到舒暢，外地人感到新鮮，最富現實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是多元尊重的文化意識已取代了唯我獨尊的狹隘民族主義，具有超前的普世倫理精神。
  文化回歸的內容還包括澳門意識的提升，澳門意識的提升與澳門歷史、文化以及澳門學的研究有莫大關係。過去的澳門歷史研究是沿著中葡主權與治權的紛爭發展起來的，這一學科出現之初便帶有極強的民族主義特色與政治色彩，同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研究基本上甚少澳門本土學者的參與。回歸後，澳門歷史研究的最大改變即是本土學者成為了治學的中堅力量，澳門的歷史話語權開始回歸到澳門人手中，這表現在尊重澳門本土歷史這一史觀的回歸上。以歷史學為先驅的澳門學研究，正向著綜合性人文學術研究的方向邁進，以澳門本土學者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已逐漸掌握了澳門學術聲音的話語權。這一現象的結果是澳門的主流價值觀對於澳門歷史報以尊重態度，澳門人正視澳門歷史，尊重過去，守護未來。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澳門模式
  毋庸諱言，澳門的經驗已經可以被看作一個成功的團結模式。「九九」之後的二十年來，本澳各族群的砥礪奮進與相互理解構成了一個團結、繁榮、多元一體的新澳門。澳門經驗的文化根基在於對本澳絕大多數居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華文化是一個崇尚和而不同的文化，以這一文化作為根基的中華民族天性是一個強調家國情懷、修齊治平的民族。過去的歲月裏，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人，對於祖國與民族的認同，很大程度上是以對中華文化的崇尚與認同而表現出來的，這是澳門模式得以成立的精神源泉。
  澳門人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主要的載體便是使用中文。持以粵語為代表的漢語各方言的人們即使在葡萄牙人管治澳門的時代，也佔據了人口的絕大多數。對於漢語的認同並不排斥其他語言，澳門奇特的「四語三文」景觀，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有趣而又發人深省的社會奇蹟。在語言文字教育的實踐中，不僅過去被認為親近中央熱愛中華文化的所謂「紅底學校」中強調中文的應用，即使是
  過去被稱為「藍底學校」的教會學校亦不甘落後，事實上，本澳第一所全面推廣使用普通話教學與日常溝通的中學，便是一所傳統的「藍底學校」，這更說明了尊重社會現實這一澳門的精神氣質是時刻蘊藏在絕大多數澳門人的內心的。而對於漢字的使用，又是澳門人的一項極具智慧性的做法，在教育界率先使用的簡體字人教版教材與繁體字的語文教材相映成趣，不僅給予學生全方位的中華文化之熏陶，更是使得澳門的下一代在內心更深處深刻的認同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
  在這一和而不同的精神基礎上，澳門作為一個美好城市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移民進一步帶來更加多元的文化，而澳門文化本質上的相互尊重、和諧包容的特質，既給予移民安身之所，亦保持了澳門作為一個古老而又年青城市的文化活力，它的古老來自四百年的滄桑，它的年輕來自於盼望一個美好未來的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移民們，這些移民懷揣著美好生活的嚮往，在澳門紮根奮鬥，推動了澳門的經濟奇蹟，也進一步自證了澳門模式作為一個以和而不同為表現的社會情境。
  在澳門模式推進的這一過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揮了巨大作用。過去澳葡政府在施政過程中全然不顧民心向背的做法，在四百多年的管治年代裏對澳門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九九」之後，特區政府設立之初，立政為民便成為特區政府的執政準則。與澳葡政府架構相比，回歸後的澳門特區政府架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原有公共行政制度得以延續。回歸後第一個十年，澳門特區政府針對原有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了改革；回歸後第二個十年，公共行政改革圍繞「陽光政府」建設、部門重組與效能提升等方面進行。經過20年的努力，澳門特區公共行政改革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進一步完善了特區的治理體系，提升了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發展經濟自然是重要的，但特區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力爭公共服務提升、關心民衆生活、緩和貧富差距、提供優質服務的執政方式，使得澳門各階層各族群均能够凝聚共識，共謀澳門和諧穩定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可以說特區政府的存在與作用，為澳門模式作為一個普遍共識的産生，提供了堅實的執政保障。
  澳門模式的實質，即是在承認與保護各族群對自身文化存在與延續的需求之基礎上，通過建立統一的制度規範與引導社會不同族群通過平等合理渠道表達自身文化訴求，並努力將不同族群與文化納入「澳門人」這個大框架中和諧並存的現實進程。
  澳門模式的本質內容，便是澳門多元族群在澳門這個一體之內形成的多元一體的「澳門人」這一基礎概念，而「澳門人」或「澳門族群」同樣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多元中的一元，亦是一體中的一員。澳門模式的建立基礎是鼓勵多元文化互相交流的，澳門的各種實踐即可證明這一點，在以華人為主體，各族群和諧交流、包容平等的澳門，與其說是澳門一地的圖景，不如說中國無數與澳門相似的城市與地方的類似圖景，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組成部分，澳門歷史的特殊性，更能够從一個側面展示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根基。
  澳門模式對中國內地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筆者曾多次提出，中國正處於文化轉型中，正在從「地域性文化」向「多元文化」轉型，中國的城市也正在經歷從「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轉型。在移民城市中，多元族群共存將成為常態，而澳門模式為城市多元族群和諧共存提供了一個榜樣。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本身，以及它在澳門的成功實踐經驗表明，中國創造出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一個單一制國家內長期並存的政治形式。這一制度構建過程與目的本身，即是為兼顧各文化各族群的現實需求，最終的指向也是為了構築與維護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澳門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長期共存，相互交流交往，結局並不意味著亨廷頓所言的「文明的衝突」，澳門所體現出來的多元族群文化和諧共處，最終建立更高層次的「澳門人」與「中國人」認同的事實所證明，只要多元文化族群保持正確的交流交往方式，最終是可以達到交融的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