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少年之死,何以引爆法國?

  發生在今年6月底的一場悲劇,引發了法國近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騷亂。
  當地時間6月27日早晨8時10分,巴黎郊區楠泰爾市,17歲少年納赫爾(Nahel M.)駕駛著剛借來的黃色賓士,帶著兩位朋友兜風。幾分鐘後,他們被騎摩托車的巡邏員警攔截。經歷一番短暫交流後,納赫爾在車內被擊斃。
  接下來的數天內,法國爆發了全國性示威和騷亂,並引發社會對於強力部門中系統性種族歧視的指控。
  7月4日,法國總統馬克龍會見了數百名官員,開始探尋這一事件背後「更深層次原因」。
  「這是永久地恢復平靜了嗎?我對此持謹慎態度,但我們前幾天看到的高峰已經過去。」他對與會者說道。他還表示,未來幾周仍需保持謹慎;政府將向受騷亂影響的城市提供財政援助,加快重建工作。
  法國司法部7月4日晚宣佈,自6月30日起共逮捕3625人,其中1124人是未成年人。騷亂發生以來,上萬輛汽車被縱火焚燒,公共場所發生了數百起火災,數千家商店和建築訛到破壞。法國最大的雇主聯合會法國企業運動聯盟(MEDEF)表示,近日的騷亂已造成價值超過10億歐元的損失。
  在一個廢除死刑制度長達42年的社會,輿論從悲劇初始就被危險地引導到「死者是慣犯」「員警擊斃有理」這樣的一個敘事框架中。移民身份背景是原罪的推定,讓族群衝突進一步升級。連聯合國安理會都公開呼籲,讓法國「認真解決執法中的種族主義和歧視的深層問題」。這次騷亂何以引發,又將把法國帶往何處?
  被擊斃的17歲少年
  在誰也無法瞭解,事件來龍去脈之時,法國受眾對於事件主人公納赫爾的認知是從社交網路上的這些描述開始的:拒絕服從員警要求,無駕照的17歲毒品販子,警方熟知的慣犯,擁有幾把槍支,搶劫犯。
  這些如經典臺詞般、屢屢貼在郊區移民後裔身上的標籤,進一步被傳統媒體放大。被認為持有極右立場的法國CNews電視臺,加入到這場指證死者罪證的背書。一位記者在直播中信誓旦旦地說:死者的「犯罪記錄『長』到和手臂一樣長」,「他是警察局的常客」。
  納赫爾家庭委託的律師立刻反擊,誓言死者「從未被司法定罪過」,其家人也表示,他的犯罪記錄「是空白的」。
  之後,經法國數家媒體確認,納赫爾在2022年1月因為「拒絕配合」員警檢查被處以「教育處罰」,案例將於今年9月移交至楠泰爾市的少年法庭。持左派立場的法國《解放報》旗下「新聞核實」欄目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位17歲少年有著「滿滿的犯罪記錄」。
  悲劇發生後,兩條短視頻在社交媒體上瘋狂傳播。一條來自事發現場的納赫爾的朋友,他以證人身份控訴了員警如何多次用槍背拍打納赫爾,並直接威脅要擊斃他的行為;另一條視頻不過數秒,其中關鍵點在於一個被認為來自納赫爾的聲音,他在車內對著警察大喊「閃開,閃開」。
  因此,一部分人將納赫爾認定為完全的受害者,是在遭遇員警的死亡威脅後才重啟車輛,另一部分人則咬定納赫爾的行動已經威脅到員警的人身安全。
  相對於各種碎片化報導,法國《世界報》相對完整地收集到第一現場的種種細節,正是這些細節,推翻了先入為主的「員警依法執法」的說法。此前的報導稱,因為這名司機試圖開車碾軋員警,後者才向他開槍的。該報記者寫道:「可現場視頻顯示,兩名員警均靠在駕駛員一側的車門上,並未因汽車(之後的重新)啟動而受到任何威脅。」
  法國法律和刑事機構社會學研究中心警察事務專家法比安•喬巴爾(Fabien Jobard)指出,視頻中「更具決定性意義的內容」是疑似肇事警官的發言。槍聲響起前,儘管噪音紛擾,還是能辨認出這名員警的畫外音:「你的腦袋要挨一槍了!」
  截至目前,肇事員警已經遭到拘留,並被指控犯有故意殺人罪。這名員警的律師在法國電視臺說,他請求得到納赫爾家人的原諒。
  慘案發生後,法國出現了兩場籌款活動,一場為納赫爾舉辦,另一場為槍殺他的警察舉辦。截至7月5日淩晨,為肇事員警家人籌款的總額超過160萬歐元,而為納赫爾家人籌款的數目僅有40萬歐元。法國司法部長埃裏克•杜邦-莫雷蒂直言,這樣的籌款,恐怕只會進一步拉仇恨。
  極右翼勢力也不忘煽風點火。一個名為「法國員警」(France Police)的極右翼團體甚至在推特上歡呼道:「向17歲罪犯開火的同事們,好樣的!」並將少年的死亡歸咎於他的父母,聲稱他們「無法教育好自己的兒子」。這條推文隨後被刪除。
  似曾相識的打砸搶燒
  因國內局勢升級,總統馬克龍提前結束布魯塞爾歐盟首腦峰會趕回國,也取消了原定7月2日開始對德國的三天國事訪問。這次騷亂被視為是自2018年抗議燃油價格上漲的「黃背心」示威活動以來,馬克龍的另一次執政危機。
  近一段時間,法國示威遊行不斷,不久前為了反退休金改革以及不斷高漲的生活費,已經發生過不小的騷亂。分析指出,法國接二連三地發生暴力騷亂不但對馬克龍的第二個任期構成危機,也讓他失去國際信譽。馬克龍一直爭取在結束俄烏衝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卻連國內的騷亂都無法平息。
  「沒有任何藉口,能為一位年輕人的死亡辯解。」馬克龍第一時間將這起事件描述為「不可思議」和「不可原諒」。只是,總統的明確表態未能遏制接下來烽火四起般的報復性行動。
  法國企業運動聯盟7月3日表示,根據其初步估計,全法有超過200個商業實體被洗劫一空,300家銀行網點被燒毀,250家煙草專賣店(眾多由華人經營)被毀壞。該組織負責人若弗魯瓦•魯•德貝齊厄接受法國公共電臺採訪時說,截至7月初,外國遊客計畫內的訪法行程已取消20%至25%。
  一些在以往抗議活動中不太被視為目標的場所,如地方市政廳和學校,也難以倖免。走在巴黎街頭可以看到,市中心的商鋪如臨大敵。即便是距離總統府愛麗舍宮數百米之遙的商家,也開始用木板將玻璃櫥窗封得密不透風。
  隨著騷亂蔓延,越來越多法國城市捲入其中。
  在馬克龍發言的南部海港城市馬賽,數十名年輕人闖入一家槍支店,至少偷走四把獵槍。馬賽市長請求國家立即增派軍隊。馬賽商會負責人估計,這次騷亂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1億歐元,預計數額還會増加。
  在巴黎南部,有暴力分子驅車撞向當地鎮長的住家,造成鎮長妻子和一名孩子受傷。在法國第三大城市里昂,警方部署了裝甲運兵車和一架直升機來平息騷亂。
  相較於對騷亂根源的反思,外界將目光更多投放於對暴力現場的描述。但對法國人來說,這些打砸搶燒的畫面,有一種似曾相識的「常態感」。
  尤其在面對「是否啟動國家緊急狀態法」這樣一個實際性問題前,很難不讓人想起2005年的那場社會大暴亂。
  2005年10月27日傍晚,三位北非移民後裔在回家途中進入一處工地,被舉報伺機盜竊。之後在員警的追趕下,三位少年躲入法國電力公司的變電站。結果三人不慎遭到電擊,一人重傷,兩人當場斃命。
  接下來的幾周,眾多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報復性地焚燒車輛和建築。僅僅是11月8日這一天,全法274個城鎮中就有超過1500部車輛被燒毀。時任總理德維爾潘為此宣佈啟動1955年頒佈的國家緊急狀態法。這也是法國唯一一次沒有因戰爭、恐襲或全球性衛生危機而動用該法令。
  同年11月14日,時任總統希拉克發表電視講話,向維護秩序的軍警力量表示敬意,並對郊區年輕人的行為深表遺憾。儘管他做出安撫性表態,稱這些年輕人為「共和國的兒女」,並將其歸結為「身份認同危機」,但這番講話三天後,全法再次爆發全國性騷亂。
  由此引發的討論認為,法國二戰後所實行多年的融合多元文化的社會政策,已全面失敗破產。2005年的騷亂還引發英國、德國等國對其多元文化政策開始檢討。
  當時的騷亂長達21天,它帶來的代價是:上萬輛車被燒毀,233棟建築被毀或局部被毀,6056人被捕,1328人入獄,並造成三人死亡。當時,法國政府在巴黎以及30多個城鎮實施了宵禁。2007年,兩位涉事員警以「未能幫助處於危險中的人」為由遭到起訴。八年後,兩人被釋放。
  然而,這場騷亂並沒讓郊區青年、移民後裔的生活得到改善。相反,員警隊伍呈現出越來越強的軍事化趨勢。法國內政部提高了對警界的物資保障:購買了450枚閃光彈、7000枚催淚瓦斯、爆炸性手榴彈和5000只防暴頭盔。一些法國人認為,後者傳遞了這樣一個資訊:政府決定以暴制暴。
  2009年,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等機構通過聯合調查,證實了社會上流傳已久的一則傳聞——非洲裔和阿拉伯裔遭到警方盤查的機會要比白人高出6-8倍。2011年,歐盟的一項調查證實了另一個事實:受訪的法國少數族裔中,25%的人表示過去兩年受到了警方的盤査,而在主要人口(白人)中,這個比例只有10%。
  同一年,六家機構聯手上書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抗議警方的「面相檢查」,要求政府出臺針對此類歧視性做法的管制措施。這份長達220頁的提案中,有六位員警以證人方式出面作證稱,在他們的隊伍中,「種族歧視行為是不可否認的存在」。
  這種根據膚色進行的「面相檢査」,相當於在公眾場所內進行「羞辱」,隨著時間推移,在青年少數族裔群體中滋生了深深的怨恨。即便在自家門口,這些年輕人也經常需要出示身份證,去證明自己存在的正當性。
  也因此,專門研究員警問題的法國社會學家塞巴斯蒂安•羅奇(Sebastian Roche)呼
  籲,要嚴肅反思這類「面相檢査」,後者才是造成「火勢蔓延的溫床」。
  日益右傾的法國警界
  如果不是有室外監控視頻的存在,音樂製作人米歇爾•澤克勒(Michel Zeler)可能早
  就入獄了。
  2020年11月21日傍晚,這位41歲的法國非裔音樂製作人步行前往他在巴黎十七區的音樂工作室。即將抵達時,數名員警上前質問他為何違反防疫規定不戴口罩。接下來長達15分鐘內,視頻還原出一個令人憤怒的現場:三名員警對一位黑人拳打腳踢,用棍棒毆打,並咒罵「骯髒的黑鬼」,直到後者血流滿面。第四位員警也沒閑著,他將一枚催淚瓦斯手榴彈投入澤克勒的工作室。
  最初的口供記錄中,這些員警試圖編造出一個受害者的故事。他們描述道:「當我們試圖攔住他時,他強迫我們進入公寓」。他們還在筆錄中指控音樂製作人「多次對他們使用武力」。
  而當視頻被曝光後,社會譁然,眾多法國人為警方栽贓式謊言表示「恥辱」,當紅球星安托萬•格裏茲曼更是發推文直言:「我為我的法國痛苦。」
  兩年半後,格裏茲曼的這句名言被現任法國國家足球隊隊長基裏安•姆巴佩借用,來為納赫爾之死發聲。伴隨著騷亂和暴力事件的延續,這位著名球星表示,許多法國球員本身來自工人階層、相對貧困的社區,能夠理解這種痛苦和悲傷,但是暴力並不能解決問題。姆巴佩說,必須結束暴力,為哀悼、對話和社會重建讓路。「在這種極端緊張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保持沉默。」
  不止姆巴佩,其他法國球星也接連表態,讓人聯想到始於大洋彼岸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維權運動。
  2012年2月,美國非裔青年崔溫•馬丁被巡邏員喬治•齊默爾曼槍殺,後者之後卻被判無罪。這次事件引發抗議浪潮,並逐漸成為針對黑人的暴力和「系統性歧視」的國際維權運動。
  到了2020年5月,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被員警當街跪壓導致窒息死亡後,導致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並引發一場關於警務和種族不公正的全球辯論。接下來的近一年內,對種族公正的呼籲觸及到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歷史學家稱,這是自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現象。
  不過,社會對於BLM運動的反應並不相同。一些支持員警的美國右翼組織同樣運用了這一措辭,只是將其改為「Blue Lives Matter”(被譯為「藍命貴」,因為美國員警制服以藍色為主)。
  與之相關的,還有一個被稱為「細藍線」(Thin blue line)的符號。維基百科上,它被視為是對員警的一種讚美性符號,將員警形容為正常社會與暴亂狀態的一道壁壘。批判者認為,細藍線表達了一種對立的態度,「將員警和社會割裂開來」。
  《解放報》發現,一些法國員警和憲兵將細藍線作為徽章印在制服上「已有數年時間」。法國國家憲兵總監察局(IGGN)的阿蘭▪皮杜將軍曾嚴厲禁止這種行為,他直言:”制服上不能佩戴不符合規定的徽章,它違背了憲兵應有的中立立場」。皮杜還說,在2021年1月6日佔領美國國會山的行動中,很多暴徒也佩戴過此標誌。
  然而,法國國家員警總局認為,沒必要採取與憲兵相同的召回措施。其解釋是,法國員警的就業條例上已明確禁止佩戴與政治、工會、教派或結社組織成員身份有關的任何元素、標誌或徽章。但如今看來,此行業條例未能阻止員警佩戴有若極右政治符號的徽章。
  關於警界日益右傾的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警界內部支持極右翼的比例遠遠高於社會平均水準。2018年春季,法國調查機構Ifop公佈了2017年總統大選首輪投票後所做的一項調査。受訪的員警中,高達54%的人承認他們投票給極右翼候選人勒龐,這個比例在全體選民中僅為16%。
  面對這些數據,法國瞥界高層依然無動於衷。2020年,面對數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員警暴力執法時,時任國家員警總局局長弗雷德裏克(Frederic Pechenard)表示不解。他還說,「法國警界既不存在種族歧視,也沒有暴力之說。」這可謂「永遠喚不醒裝睡的人」的法式版本。
  徹底喪失的信任感
  納赫爾是法國今年第二個在交通執法期間被員警開槍打死的人。去年,有13人以這種方式死亡,創下紀錄。
  「納赫爾的死,遠不是一個簡單失誤,而是有計畫的結局。」日內瓦國際關係及發展高等學院教授Jean-Franqois Bayart指責說,”這是政治無為導致的結果。」
  三十年來,法國歷屆政府以打擊恐怖分子、非法移民和犯罪的名義出臺了無數部法律,卻依然被認為應對不足。
  2017年2月28日,時任總統奧朗德修改了一項關於公共治安的法律,被視作助長員警權力的關鍵性法律。該法授予員警有權「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以相應的方式嚴格使用其武器」,它擴大了員警用槍的範圍,允許警察在司機無視停車命令的情況下開槍。
  一個月後,57歲的華人劉少堯在巴黎19區家中被員警擊斃。當時他正在殺魚,三位警察破門而入,將舉著剪刀的他當場擊斃。《鳳凰週刊》在事發後採訪了幾位劉家鄰居,撇開對劉參差不齊的評價,焦點仍集中在:三名專業員警是否有必要擊斃一個無論從年齡還是體力上都無法與之對抗的人?
  據法國國家員警總監署(IGPN)統計,自2017年以來,法國每年平均發生的員警開槍事件達到337次。與2010年相比,2020年被員警擊斃的人數翻了一番。另據路透社報導,自2017年以來,法國員警在交通攔截過程中的致命槍擊事件中,大多數受害者為非洲裔或阿拉伯裔。
  正因此,納赫爾的死被部分輿論認為是2017年修法的直接後果。
  「是的,員警殺人。」法國左派政治家、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前總統候選人菲利普•普圖(Philippe Poutou)指出,「在一些社區,每年有15名以上的年輕人被員警擊斃。」他進一步說,當年輕人參與遊行示威的時候,他們非但沒有受到警方的保護,反而受到後者的攻擊。
  對於員警站到人民對立面這點,在巴黎某高校工作的法國華人李小別(化名)深有體會。
  兩個月前,李小別參加了一場由全法工會組織的遊行。到了遊行尾聲,李小別和同事們告別,準備回家。此刻,人群突然被防暴員警攔截。「員警二話不說就朝著我們發射催淚彈。」李小別向《鳳凰週刊》回憶說,「但當時我們只是在和平遊行,連標語都沒拿。」她的一位同事被擠倒後摔得鼻青臉腫,另一位同事則與同行的女兒抱頭痛哭。
  對於這次騷亂,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被警方臨時抓捕的人中,未成年人占到三分之一,其中最小的年僅11歲。
  為此,總統馬克龍呼籲家長們耍有責任感,並指責社交媒體導致暴力升級。他還說,正在考慮對未成年暴亂者的家長實施「經濟處罰」。馬克龍認為,父母應該對他們孩子的行為負責,因為「共和國的作用不能代替他們做家長的責任」。
  事實上,這些年輕人的祖籍可以追溯至法國的前殖民地,他們大多居住在法國所謂的市郊(banlieues),如巴黎、馬賽或里昂等大城市的郊區。這些郊區長期以來被法國政府所忽視。
  巴黎八大社會學教授Frabien Truong直言,在一些所謂的問題街區,貧窮和不安全是具體現實。「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說,這種憤怒是政治性的」。他還說,參與騷亂的「一線年輕人」很可能來自多子家庭,「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夜晚要工作,從事物流、清潔、公共服務行業……孩子們外出時,這些家長根本不在家」。
  很多像納赫爾一樣出生在移民家庭的年輕人之所以選擇用暴力方式作出反應,原因在於:如果不抗爭,被擊斃的可能是自己。 IGPN公佈的一份關於警方使用武力致傷或致死的調查報告顯示,2007年7月至2018年1月,共有14人在員警行動中死亡,超百人受傷。
  法國共產黨全國書記法比安•科塞爾(Fabien Roussel)將警民之間的緊繃關係形容為一觸即發的火藥場。「在一些社區,警方和年輕人之間的鴻溝深不可測,且毫無信任感。因為害怕員警,一些家庭衝突中的女性受害者甚至不敢報警。」
  面對洶湧的民意,法國總理博爾內承諾對納赫爾事件的調查將會基於「對真相的絕對要求」,但在社會中失信的不僅僅是員警,還有政府。在少數族裔受歧視的大環境下,法國政府如何消除這種代代相傳的對員警和政府的不信任感?。
  (張竹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