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廣志
  澳門在近五百年中西文化交融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形態，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對多元、包容、和諧的澳門文化進行學理上的解釋與抽象，使澳門文化的內涵融入人類知識體系，為不同民族、文化和諧相處提供啟示與借鑒，是澳門研究者面臨的艱巨任務。1986年以來，澳門及內地學者提出了建設「澳門學」的設想，並對澳門學的概念、對象以及方法等問題，開展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學術界對上述有關澳門學學科建設的重大問題還沒有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這顯然不利於今後澳門學的建設和發展。為此，本文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就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作簡要的辨析，以此就教於方家。
  澳門學：研究澳門的學問
  澳門學的提出，是基於澳門豐富的歷史文獻與文化遺存以及獨特的文化特徵。但是如何界定「澳門學」，澳門學如何區別於「澳門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關於澳門學的概念，主要有三種觀點：
  黃漢強認為，澳門學作為一個「地區學」，其研究對象是澳門社會。澳門學從發展的流程來剖析澳門的縱切面，即研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從社會各領域來剖析它的橫切面，即分門別類地研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會以及同外界關係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通過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澳門學成為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及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問。可能是覺得上述對象過於寬泛，幾年之後，黃漢強修正了其觀點，乃將澳門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澳門的歷史文化」。他認為，澳門學是以澳門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研究澳門400多年來在東西方經貿互動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積澱的澳門文化，研究澳門文化獨特的個性、品質、功能及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性，從而揭示人類社會異體異質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規律及其價值，為人類的真正的持久和平與合作發展找尋有益的啟示。
  湯開建則認為，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如果「澳門社會」過於寬泛的話，「歷史文化」又偏於狹窄。因此，「歷史文化」只是澳門學的一個分支，因為澳門學既然是區域性學科，那發生和存在於這一區域的有關問題均應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不應局限於「澳門文化」、「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如果澳門學只是研究「澳門文化」，那就限定我們對澳門的研究只能在「文化」的範疇之內了。與「文化」平行的政治、經濟、社會又置於何處呢？「澳門文化」實僅為「澳門學」這一大學科屬下之一科目，而澳門學才是涵蓋所有澳門問題研究的學。
  吳志良等學者指出，澳門學不是僅冠上「澳門」兩字的鬆散學科聯合體，而是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區域學科。澳門學具有多學科性，是綜合研究澳門問題的地區性學科。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澳門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包羅萬象的，也不應是鑽「故紙堆」的，而應該是研究澳門現在和未來的主要問題。澳門學應該是以研究澳門社會和文化為主體、以探討澳門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為主要研究對象、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性學科。
  上述觀點，顯然將歷史文化作為澳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又不局限於歷史文化，而是延伸至澳門的歷史與現實的方方面面，甚至還要探究澳門未來的走向。那麼，何謂「澳門學」？趙相林曾經指出，「澳門社會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特徵，以及她在東西文化融合中的歷史貢獻，從而宣揚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深遠意義。在此基礎上，帶動或推動全國範圍內對澳門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以及對東西方文化交融發展趨勢的普遍關注和研究，從而形成一個以澳門為具體考察對象，以東西方文化交融為研究重心的新的研究領域，這就是多年以來學界熱烈討論的澳門學。」
  關於澳門學的概念，我們認為，概而言之，澳門學就是研究澳門的學科。具體來說，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探尋以中西文化交流為基礎的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國際效應的綜合性學科。
  從學術內涵來看，澳門學透過「小地方」看見「大世界」，即從政治制度、物質生產、社會結構、人群組織、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研究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從全球視野中審視澳門的今與昔及其特殊的發展道路，透過對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綜合比較，發現澳門特有的發展模式及精神特質，由此揭示澳門模式和澳門精神所呈現的規律及其對人類社會、人類文明所蘊含的意義。
  從學科特徵上看，澳門學不僅僅是「歷史學」，而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涉及澳門歷史發展以及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澳門的歷史、文獻、政治、經濟、社會、語言、人種、地理、宗教、民俗、建築等諸多領域。當然，歷史文化是澳門學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幾百年間，在澳門發生的中西文明接觸、碰撞、交融的種種事蹟，其真相和特點，至今仍然無法全部揭櫫於世，其間所形成的浩瀚的文獻仍然無法全部解讀，甚至塵封於世界各地。如果有一天，在解讀文獻的基礎上，澳門的歷史真實得以「顯現」出來，中國歷史、葡萄牙歷史，乃至於全球史，都有改寫或補充的可能，更不用說對澳門相關問題的認識了。因此，如果不了解澳門的歷史發展及文化養成的過程，則無法解釋今天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諸多現象。
  從時間特徵上看，澳門學不僅是面對「已經過去」的歷史存在，而且隨著澳門特殊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延續，更加關注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在現階段以及未來的表現形式及其走向。由此可以確定，澳門學的內涵量具有歷史學領域的文獻性和當代政治學、民族學、宗教學、人類學、文化學視野下的現實性特徵。
  從區域特徵上看，澳門學不是「地區學」。作為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獨木橋」，許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澳門留下印記，澳門文化的豐富內涵及其對歐亞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和輻射，使澳門學更具全球性質。研究澳門學，不應該只是說澳門的事，而應該從澳門看到她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和影響。在幾百年間，澳門外引歐洲，內聯中國，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樞紐，也是東西方文化相互窺探、接觸、傳播和影響的驛站，直接或間接對東西方近代歷史，乃至於全球文明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即便是今天，澳門的文化價值模式仍然對世界的和諧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澳門學與傳統的「澳門研究」又是什麼關係呢？大體來說，兩者在概念上並不相悖。從國際視野來看， Macau Study 、Macaology逐步被國外學者所接受和使用。Macaology一詞由希臘語Macao（澳門）和logy（科學）組成，這一組合，可以看成是關於澳門學的最概括的解釋：研究澳門的學科。從這個組合，自然可以看到，澳門學不是研究澳門的某一段歷史，某一個領域，某一種文化，而是研究澳門的全部，包括她的歷史發展進程，她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她的社會生活及文化傳統。從這個組合，也可以看到，有關澳門問題的研究，包括過往的「澳門研究」，實際上都是澳門學的範疇，澳門學是在長期以來的「澳門研究」基礎上，基於學科建設的一種概括和發展。之所以提出澳門學，其實是希望在「澳門研究」的豐碩成果的基礎上，將澳門文化的獨特價值、意義和作用放在全球視野中，放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高度予以考察，在世界學術史的宏大的敘述背景和學術體系中，挖掘「澳門研究」的學術內涵，使「澳門研究」逐步成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或者說將「澳門研究」學科化，直至澳門學的形成。
  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
  一門學科得以確立，必須具備研究材料的豐富性、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以及研究價值的廣泛性等特徵，並以此為基礎，能夠豐富人類現有的知識體系。如果說，敦煌學是以6萬餘件遺書和以莫高窟為代表的壁畫藝術作為研究材料，徽學是以約40萬件的徽州典籍、文書檔案，以及眾多文化遺存為研究材料，那麼，澳門學的研究材料，則是大量散佈於世界各地的至今尚無法統計的多語種歷史文獻以及澳門四處可見的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同時，還包括五百年凝聚和養成的澳門社會生活，這使得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具有歷史的豐富性和現實的鮮活性，是敦煌學、徽學等諸多區域性的新興學科所不能比擬的。
  有關澳門的文獻檔案在全世界有多大的量，至今仍無法統計，僅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整理的1630—1833年的葡文檔案就有10萬份。1833—1999年所藏檔案更是難計其數。葡萄牙收藏澳門葡文檔案的還有東坡塔檔案館、里斯本公共圖書館、里斯本科學院圖書館、里斯本地理協會圖書館、外交部歷史檔案館、儒達公共圖書館、埃武臘公共圖書館等。藏於澳門者，則有市政廳圖書館、賈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門大教堂、各教區教堂及一部分葡文中學內；中文檔案，廣泛存於澳門何東圖書館、葡萄牙東坡塔檔案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室等，至於荷蘭、英國、印度、泰國、日本、菲律賓、西班牙、義大利、越南、巴西等國都有不同文字的檔案收藏，其內容涵蓋政治、歷史、地理、宗教、文學、藝術、教育、經濟、法律、科技等方面，其數量之多，無法估量。除了數量巨大，澳門文獻的價值也已引起世人的關注，2010年3月，天主教澳門教區的《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16至19世紀）》與中國的《黃帝內經》、《本草綱目》一道，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這些文獻包括了16至19世紀的正式紀錄和個人通信、培訓教材、書籍、期刋以至領洗、婚姻和喪葬紀錄等，對研究天主教在澳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如果說，檔案文獻是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的歷史，那麼，大量的文化遺存，作為物態文化資料，可以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也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澳門宗教、澳門民俗、澳門建築、澳門工藝、澳門民居等課題的研究，往往要依賴於這些物態文化資料，而文獻、檔案資料的記載也可以通過這些文化遺存得到驗證，以辨真偽。據統計，澳門現有各種文化遺存500餘處。其中，明清時期廟宇碑刻鐘銘仍然相當系統和完善；此外，以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若瑟修院及教堂、崗頂劇院、民政總署大樓、仁慈堂、大三巴牌坊、大三巴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炮臺、東望洋炮臺等25處古遺址為組團的世界文化遺產，則使澳門悠久、豐富而特別的文化遺存驚豔於世界——這個歷史城區，保存了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粹，是中國境內現存年代最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以西式建築為主、中西式建築互相輝映的歷史城區，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和遠東地區傳播歷史的重要見證，更是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
  如果說，敦煌學具有重要的文化「化石」意義，澳門學則是可以揭示一套文明發展互動知識體系的「活化石」。中西方文化交流歷史累積和養成的現實社會，是澳門文化的鮮活形態。明代中葉以來，澳門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港口以及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重要樞紐，成為近代中西方文明接觸、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平臺，成為異體異質的文明類型相互運動並產生新型文明的重要基地。經過近五百年的積澱，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養成了澳門特殊的社會形態和文化性格。「澳門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澳門，是因為澳門一直處於一個開放的參照系中，與不同文明長期對話的結果，而對話的前提——容忍、承認、尊重以及由此產生的信任、合作、互助、共同承擔和社會責任感，便是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因此，研究獨特的社會形態——澳門社會，從活生生的社會景象回望澳門歷史發展的軌跡，探尋澳門未來發展的方向，便成了澳門學重要的研究對象和取之不盡的材料來源，既可站在今天遠望歷史的軌跡，又從歷史中尋覓今天的道路，歷史研究和現狀分析密切相連。因此，現實關懷成為澳門學特有的學術生態。
  以歷史文獻、文化遺存以及現實生活為基礎的澳門學，其研究對象，包括政治體制、經濟格局的獨特性、社會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不同時期的中葡兩國以及華人與葡人關係、澳門與日本、菲律賓、印度、越南、泰國、英國、美國、荷蘭的關係等等反映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外交等物質和精神層面的文化形態。作為研究澳門的綜合性學科，澳門學研究澳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研究澳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不同角度探討和挖掘澳門文化的核心價值和知識體系。因此，從學科分支上看，澳門學可以分為：澳門歷史學、澳門文獻學、澳門政治學、澳門經濟學、澳門文化學、澳門宗教學、澳門語言學、澳門人類學、澳門社會學、澳門地理學、澳門民俗學、澳門文學、澳門建築學、澳門藝術學等等。
  從研究材料的豐富性和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看，澳門學的每一個分支，都具有獨特的個性以及豐富的內涵，都可以為「澳門模式」、「澳門精神」的建構，以及為世界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提供知識增量和理論貢獻。從政治上看，澳門歷經華洋分治，葡人「管理」，直至「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並且以行政主導，立法制衡與司法獨立的政治架構維持管治，參與政治制衡與監督的，不是政黨，而是擬政治化的各種社團。這一獨特的政治道路與政制特色，與同是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又有所不同；從經濟上看，進入十九世紀以後，以鴉片走私貿易、苦力貿易和賭博業為主要增長點的經濟模式取代了歷時已久的以國際轉口貿易為主要特徵的經濟模式，澳門實現了首次經濟轉型，由此形成了澳門近代以博彩業為龍頭的經濟格局，澳門的微型經濟模式亦賴以形成。時至今日，賭博產業已經影響到澳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產業的單一化及其擠出效應日益突出，能否實現經濟的適度多元化，已經成為澳門特區政府面臨的巨大挑戰。澳門政治、經濟形態的獨特性，可謂世所罕見，為澳門政治學、澳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深邃而廣闊的天地，揭示澳門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獨特價值，豐富世界近代史、中國近代史關於不同地區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比較研究及其對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澳門政治學、澳門經濟學面臨的主要任務。
  互動相生：澳門學的範式意義
  一門成熟的「學科」，必須有一套完整的學術範式，包括理論假設、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價值標準和形而上學的原則。同樣，澳門學能否成立，能否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國際學術界廣泛引用，必須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說，澳門學的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必須具有一定的範式意義。
  回望人類文明發展的曲折歷史，可以看到，澳門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經歷過的文化碰撞與相處的方式完全不同。人類文明傳播，大多都是「血與火的洗禮」，一種文明以優勝的姿態，以戰爭的方式征服另一種文明並取而代之。這種被征服的文化「涵化」，可以說是俯拾即是，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以後，即強迫當地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而用殘暴的手段消滅原有的宗教信仰；同樣，西班牙統治者和傳教士強迫上層菲律賓人皈依基督教。經過長期的鬥爭，菲律賓人還是逐漸轉向了基督教，到19世紀，菲律賓成為世界上羅馬天主教信仰最虔誠的地區之一。塞繆爾∙亨廷頓也曾經指出，文明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澳門看到的，卻是不同文明的包容、互動與新生。「在澳門400多年的歷史中，或多或少產生過不同程度的糾紛，但最終都能在互相忍讓和諒解的基礎上通過磋商和談判來解決，不爭一時之長短，但求長期共存。這難道不值得當今世界或因經濟、或因宗教、或因種族而大動干戈的國家或地區效仿？」有據如此，吳志良甚至斷言，「從學術意義上，澳門的歷史演進也有力地證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難以令人信服」。
  實際上，如何評價文明傳播的途徑與方式，不同的研究範式自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僅就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研究而言，中外學術界就有文化侵略範式、文化交流範式、現代化範式、傳教學範式、衝擊—回應範式、傳統—現代範式、文化帝國主義範式和中國中心取向等等範式的演變。這些範式是否使用於澳門學呢？早期天主教隨著葡國商船登陸澳門，歷經幾百年的發展，其文化傳播與發展的模式、形態又是怎樣的呢？勢同水火，抑或平等相待？抑或交流互動？
  上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其研究範式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作為全球史學派的代表人物，美國學者傑裏·本利特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互動」（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的概念，並解釋不同文明間的互動以及互動過程中各個文明的變形，「跨文化的互動是歷史發展的一個穩定特徵，……1500年以後，跨文化的互動在更大的地理範圍內展開，文化之間的碰撞比以前的幾百年間更為猛烈也更有破壞性。」「跨文化互動」對於觀察不同文化接觸時的姿態、動向及其走勢提供了新的視角，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當然，傑裏·本利特對東西方文明的「橫向聯繫」顯然缺乏足夠的重視，同時只強調文明之間的碰撞以至破壞，對不同文化的相融以至相生缺乏足夠的認識。
  澳門在漫長的歲月中，中西文化長期交互浸染，除了作為文化母體的中葡文化相互影響滲透之外，中西文明在澳門的碰撞，是兩種文明形態的互動與結合，兩種文明在此「各美其美」，相互雜糅，相互吸取，相互學習，為各自文明帶來了新的特質。更為重要的是，兩種文明的結合，「美美共生」，「雜交」出一種新型的文化樣本和文明類型——「澳門文化」。澳門文化的迷人之處在於，她既有西方文明的特質，又有東方文明的精髓，中葡兩種源遠流長的豐富文化在澳門這兒相遇相融，創造性地互相影響移植。
  土生葡人，亦稱澳門人（Macaense），乃是東西方文化互動相生的典型案例，是多種族混雜交融所形成的珍貴的研究樣本。土生葡人的體質、婚姻、家庭、語言、宗教、風俗、文化等方面呈現的特質，可以豐富人類學關於亞歐之間不同體質、文化、習俗的人種相互接觸和融合及其變遷過程的論述。從土生人的文化，可以看到東方對西方的同化，包括語言、服飾、烹調等，「這一事實在純粹澳門文化的典型模式中可以令到他們使用自己特有的辭彙；根據氣候情況而著裝；十分有效的預防及營養的觀念；具有特色的飲食及藝術精美感；一組頗具特色的偏方，其中許多方子既不同於中藥方又異於歐洲的西藥方。」澳門土生族群在日本、印度、馬來西亞、巴西、泰國、加拿大、緬甸都有分佈，「澳門土生族群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是具有示範意義的，可以給其他地區同類民族現象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土生族群的研究，確實給澳門人類學展示了新的田野，由此甚至可以創新人類學理論，形成人類學的「澳門現象」或「澳門模式」。
  多神信仰是澳門宗教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澳門的廟宇教堂隨處可見，各路神仙都有棲身之所，有的廟宇甚至同時供奉不同的神祗，眾神共舞，濟濟一堂。「整個澳門地區，其實是一個屬於道教系統的媽祖信仰圈，而歷史最少已有四百三、四十年以上」。除了敬奉天妃的媽祖閣（天妃廟）、連峰廟以及道教之正一派、純陽派之外，與道教相關的信仰，還有朱大仙、黃大仙、哪吒、康君、關帝、女媧、玄武、譚仙等道教之神，以及一些相對次要的屬於道教的神靈，如石敢當、土地、財帛星君、魯班先師、華光大帝、華佗先師、社神、福神、太歲和侯王等。同時，澳門舊有「東方梵蒂岡」之稱，天主教、基督教先後登陸，並以澳門為基地，走向中國、越南、日本、帝汶、泰國等國。此外，澳門還有佛教、各種民間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白頭教）、伊斯蘭教、巴合伊教、神慈秀明會、摩門教等。在如此狹小的空間，彙集了如此從多的宗教門派，這在世界宗教發展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而且澳門的宗教門派之間，長期和平相處，相安無事，甚至互相融入。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源自珠三角一帶，伴隨著道教科儀活動在澳門流傳了大約二百年，融合了正一與全真兩大派系音樂元素，這種現象在各地道教音樂中就頗為罕見。可見，在狹小的澳門，多神信仰的形成過程、宗教多樣性的內在機理、不同的神祗長期和諧共處等問題的深入研究，同樣可以誕生一門別具特色、能夠對宗教學理論有所貢獻的澳門宗教學。
  澳門的實踐證明，不同的文化倏爾遭遇，慢慢浸染，互動相生，不但不會傷及「母體」，還會誕生「新兒」。澳門文化的「互動相生」形態，為考察人類文明的互動融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為澳門研究開啟了一片新天地。從全球史的角度看，以不同文化互動相生為切入點，把澳門文化放在一個更大的空間範圍來考察，以闡述澳門這個小地方與全世界，特別是與歐亞之間的「雙向反射」、「雙向互動」，強調澳門的發展變遷乃是與之關聯的外部世界變遷——歐亞互動的結果，以此解釋澳門文化的發展變遷及其形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當然，澳門學的範式，必須具有相應的學術規定性，包括必須從全球視野、全球史的寬度和長度、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從歷史和現實的「延續性」，「雙重性」、從本土知識系統的建構、以多學科交叉的方法來解讀和研究澳門文化等，更重要的是，這種範式必須得到學術界的充分的研究和論證，才能得到廣泛的運用。
  「互動相生」的文明發展模式，使澳門學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了獨特的地位和重要的價值，對當今世界各國妥善處理民族、宗教問題，促進世界和平、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與示範作用。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即便確定了澳門學的方法論及其範式，澳門學的成長之路仍然是漫長而艱巨的。澳門東西方融合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宗教的特點、其處理和化解衝突的機制等是怎樣形成的？其多民族、多宗教和諧共處，「各美其美，美美共生」、「互動相生」的過程和的形態是怎樣的？澳門在特殊的歷史文化環境中有沒有形成自己的精神體系，其內涵是什麼，其外在符號是什麼？澳門的知識體系與中華文明、世界文明體系的關係是怎樣的？「各美其美，美美共生」、「互動相生」模式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有無獨特的價值，對人類和平發展有何啟示？澳門歷史文化傳統對澳門回歸以後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何正面的影響？諸如此類，都是澳門學必須回答的問題。
  結語
  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張汝霖完成的《澳門記略》，十九世紀初，瑞典人龍斯泰完成了《早期澳門史》，澳門研究亦已走過了漫長的歷史。近二十年以來，特別是回歸以來，澳門研究隊伍逐步壯大，研究成果令人矚目。但是毋庸諱言，過往的澳門研究，主要精力仍然停留於對事實的描述與解釋，理論的闡述與歸納明顯不足，方法論的建設仍然剛剛起步；就敘述空間而言，主要還是就澳門論澳門，很少透過全球視野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宏大背景來考察澳門文化。
  澳門學所從事的，就是在大量文獻以及現實生活研究的基礎上，尋找澳門的歷史文化價值，並探討這種價值與人類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關係。同時，揭示澳門多元文化和諧共生的奧秘，以此建設澳門的價值體系和符號體系，發掘和發揚獨特的、具有生命力的「澳門模式」、「澳門精神」，為推進「一國兩制」國策的貫徹實施，為澳門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提供和諧共處的價值樣本，為人類的和諧進步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