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十年前，爆發了驚震中外的「千島湖事件」。三名浙江當地的農民吳黎宏、胡志瀚、余愛軍，攜帶獵槍、炸藥、斧頭等，趁夜乘快艇登上「海瑞號」遊船進行搶劫，然後將船上三十二人驅至船艙，用汽油縱火燒船，導致全船三十二人死亡，其中包括二十四名台灣遊客。由於浙江省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門，忽略了涉台事務的敏感性及複雜性，浙江公安機關更認為在刑事調查期間不應詳細透露案情，仍按原有慣例發布消息，對趕到當地的受害者家屬尤其是記者實施信息（新聞）封鎖，因而台灣島內一些高官和政治人物，紛紛發表措辭强烈的指責，幷以所謂「草菅人命」、「土匪」等詞語進行惡毒攻擊，將此變爲政治事件。李登輝更是「親自出馬」攻擊說，這是「解放軍作的案」，因而「中共是土匪政權」。正因為大陸這邊忽略了在「第一時間」處理事件的重要性，等到台灣民情沸騰、國際輿論嘩然，才引起重視，但爲時已晚。隨後，台灣「陸委會」宣布「即日起暫時停止兩岸文教交流活動」、「停止民衆赴大陸旅游」。島內「台獨」勢力也借機叫囂，煽動「台灣獨立」。根據台灣媒體調查顯示，在該事件發生後，主張自己是「台灣人」的，首次超越主張自己是「中國人」，而且贊成「獨立」的也是超越贊同「統一」。一個刑事案件，炒成了一個損害兩岸關係的政治事件。因誤解或消息延誤，導致兩岸關係緊張或倒退，實在非常遺憾。
  澳門與千島湖一南一北，本來是八桿子打不著，但卻有著間接的密切關聯。而且，筆者還是其中的「當事人」。
  其一，是「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前往案發現場採訪的上海《文匯報》浙江記者站站長萬潤龍，也遭到新聞封鎖。但在對浙江封鎖新聞致使案件真相被嚴重歪曲而揪心的浙江省民政廳方副廳長的幫助下，了解到案件發生的經過和善後工作。而方副廳長作為現場處理善後的負責人，很希望自己的媒體能將真相昭告天下，以消除誤解，澄清事實。萬潤龍四月四日回到杭州後，馬上將浙江封鎖新聞造成嚴重惡果的情况寫成「內參」：《千島湖「三•三一事件」搞新聞封鎖適得其反》，「內參」詳述了事件發生後浙江省所做的大量善後工作，但因爲搞新聞封鎖，封鎖的只是自己，却鎖不住海外的聲音，導致海外媒體先入爲主，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政治損失和極爲惡劣的影響。「內參」建議中央儘快采取措施，公布「千島湖慘案」真相。「內參」還採用一位正廳級幹部對新聞封鎖的評判說：「世界上最糟糕的足球隊員是將足球踢向自己的球門，讓對方得分。浙江有關幹部這次就充當了這一角色。」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很快在這篇「內參」上批示，新聞封鎖這才得以撤銷，事實真相終于得到披露，但「千島湖事件」却已在政治上造成惡劣的影響。此後，中央有關部門在「千島湖事件」後專門發文，規定對突發性事件應允許公開報道。而萬潤龍的這篇「內參」，也被評為當年惟一的全國「好內參」一等獎。後來，《人民日報》刊登的《千島湖事件始末》一文也坦承：在海峽兩岸之間，由於長期隔閡和社會制度的差异，在看待一些問題的觀念和處理方式上存有差异，因觀念和處理方式的不同，引起的誤解也肯定會存在。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遼寧省發生「林滴娟事件」。林滴娟是民進黨「新潮流系」成員，綽號「小辣椒」。她當選為高雄市議員，經常在高雄市議會質詢同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的高雄市長吳敦義，因而常被媒體形容為「小學妹對抗老學長」。在事發前，林義雄當選民進黨主席，指定林滴娟在其主席就職禮舉行時擔任司儀。
  當時，林滴娟與男友韋殿剛前往大陸大連。結果因韋殿剛的債務問題，兩人被當地人綁架，林滴娟被施打過量藥物而休克死亡。由於林滴娟的身份特殊，台灣記者蜂擁而至，以「又一個千島湖事件」的心態前往採訪。民進黨中央也臨時組成「五人小組」，計劃前往處理。
  遼寧省委和省政府吸取「千島湖事件」的教訓，執行江澤民對「千島湖事件內參」批示的指示，除了是拒絕民進黨「五人小組」赴遼之外，要求省市公安部門及省台辦必須認真細緻做好遺屬及記者的接待工作。遼寧省台辦委派新聞處長陳永浩負責與台灣媒體聯絡，每天除了定時報告事態新發展及偵查進度之外，還不定時地透露「時間性急迫」的信息，並注意避免某家媒體獲得「獨家消息」而鬧翻，晚上還與記者宵夜聊天，了解他們的想法，及獲知他們的計劃意圖，及早做好對應措施。因而順利化解了一場危機，而陳永浩也晉升為省台辦副主任。後來調到澳門中聯辦任台務部副部長，後又升為部長（後以研究室主任退休）。在交往中，筆者曾詢問他，是否就是台灣記者朋友中贊不絕口的「陳處長」，他對筆者坦承，是有關「千島湖事件」的中央文件和江澤民的批示，使他能夠完滿完成任務。
  其二，是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主委吳華「打臉」其黨主席李登輝，但卻遭到李登輝的政治迫害。原名吳道明的國民黨陸工會駐澳門特工，退休返港後又被國民黨海工會返聘，委任為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常委兼澳門支部（九支）主委，以「吳華」的化名主持國民黨在澳門的黨務，並以「中山學會」會長和澳門國父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委、澳門華夏文化中心主任的名義公開活動。而「法務部」調查局也返聘他為駐澳門特工。
  「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國安局」香港站的組長余國旋，取得一份帶有照片的「情報」，指是解放軍作的案。李登輝收到後，就作為他大罵的「依據」。但吳華隨後也收到一份情報，指出真正作案者是當地農民，因為當時的農村青年喜歡穿著沒有領徽的舊軍裝，因而被「國安局」特工判斷為解放軍。後來內地公安公佈的案情，嫌犯之一是退伍軍人，作案時身穿無銜舊軍裝。
  這就狠狠地打了李登輝的臉。本來吳華在調回澳門之前，就在香港與勞思光、陳江南（即「葉知秋」）等人組成「全球反獨護國大同盟」，甚為活躍。這是全球第一個海外華人反對李登輝搞「台獨」的團體，因而李登輝早就對吳華恨之入骨。現在遭到吳華的情報「打臉」，就找尋機會報復。不久接到與吳華不和的澳門國民黨員的檢舉，就以返台開會為由予以誘捕，檢察署以「中共間諜」起訴並要求判處「唯一死刑」，釀成轟動一時的「雙面間諜案」。法院也曾判決其死刑，但在上訴後，以證據不足發回更審，如此「拉鋸」幾次，直到李登輝卸任後，才終審宣判無罪。吳華在筆者協助下返回澳門，入境時他的澳門身份證過期，筆者電話聯絡身在外地的身份證明局局長黎英傑，他指示放行。筆者又聯絡山頂醫院，安排其入院治療。
  但後來吳華卻突然「失踪」。過了幾年之後，廣東省某廳的一位副廳長，在廣州宴請筆者。他透露吳華是他們接回廣州治療的，但因病情嚴重而逝世。他感謝筆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連續幾年獨家跟踪報導評論吳華的案情，讓他們得以據此研判，吳華在被羈押及法院審案時，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尤其是在台灣情治機構威逼利誘下，沒有「暴露」，後來又幫助吳華脫離險境。這時，筆者恍然大悟，吳華又是一位「程一鳴」（按：最新史料，程一鳴是「歸隊」而不是「起義」），而李登輝也沒有「冤枉」他。至於吳華「打臉」李登輝的那份情報，筆者推斷，可能就是這位副廳長的人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