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收藏環境
  物聚所好，遂有所謂收藏。香港只是撮爾小島，並無文化基礎，卻出現了許多藏家，聚集了不少國寶級的書畫。尋思細想，這有關乎世變風雲，也關乎人事物緣的禍福相倚。
  從大歷史而言，香港被割讓而淪為殖民地，這固是不幸和恥辱。但英人的法律較尊重個人財產，香港從無「籍沒」「抄沒」這回事。自然而然，香港成了「逋逃藪」，就是俗喻的「避風塘」。就憑此，使小漁村漸成收藏重鎭。
  返觀鄰近地區紛爭逐鹿，戰火紛飛，惟香港卻能擁有完整的藏書樓，仍有可供展覽的場所。更有逾於常理的危城絃誦。
  更有趣的事情是：文人雅士、遺老紳商，都醉心商彝漢鼎、以及晉唐法書宋元寶繪。
  在此，想一述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國有計劃地花大錢收購國寶，為的是免使國寶淪於夷狄。此等事情當時是秘而不宣，到事成之後也難覓完整的官方紀錄。於是傳聞與事實交錯。今筆者試穿穴諸家記述，為言崖略。
  五十年代初的香港，古書畫展覽會頻繁，展覽大都在思豪酒店（現歷山大廈），又或是在花園道聖約翰禮拜堂副堂舉行。
  試翻查《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報刊，便可看到當年這些展覽會的特刊。如：思補齋古書古畫展覽會、歷代名畫觀賞會、中國古書畫展覽會、平津京滬藏畫聯展、歷朝名畫選展會等。
  僅一九五〇年春，就有以上五個古書畫展。其中展出比較重要的書畫有：北宋米南宮《珊瑚帖》（盛杏蓀後人思補齋藏）、燕文貴《武夷山色卷》（葉恭綽藏）、元張伯雨《詩帖》等名蹟，當中也不乏清宮舊藏之寶物。
  這些古書畫文物之所以能薈萃香港，殊非易事。試想，香港並不具有北京琉璃廠那種古董鋪毗鄰相連的場地，但古書畫展覽能一個接一個，可想那古書畫的交易是何等洶湧？
  解放初故宮所藏書畫文物情況
  五十年代初，京城故宮原來的寶物，早為避抗戰烽火，一度南遷，直至勝利後尚未北返，後來又被轉運臺灣，於A是故宮變成空殼。
  一九四九年三月，新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任命馬衡為院長。直到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故宮博物院纔恢復對外開放，但所藏太單薄了。
  最早提出問題的是鄭振鐸。鄭振鐸在《一年來的文物工作》一文指出：
  「就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而論，許多重要的文物，特別是古代銅器、瓷器和唐、宋、元以來的書畫，差不多都已被國民黨反動派盜運到臺灣去，剩下來的好東西實在寥寥無幾。以書畫為例，被無意中留存在故宮的，屬於宋、元二代的，還不到一二十冊軸。」
  這只是公開發表的文字。而鄭振鐸私下致徐森玉的信，說得更直白，雲：
  「上月中，曾數次陪同各國來的代表們到故宮參觀，深感到故宮的陳列，實在空無所有，顯不出任何特色出來：雕刻全無，繪畫極差。稍足以支持局面的，還是向張伯駒等借來展覽的幾幅畫。」（1952年5月29日）
  「故宮設書畫館，要求的人很多，我們也正有此計劃。故必須力謀充實所藏也！唐宋元之作固然寥寥，即明清畫也是屈指可數。」（1952年6月10日）：
  「最近數月，常陪代表團到故宮博物院去，感覺到，內部實在太空虛了。故必須亟加補充，使它能夠像一個樣子。心裏很著急，總想使它早日能佈置得好些。故需要古畫等甚急也。」（1952年6月14日）
  中央關注文物流散問題及對策
  其實，中央一直關注到文物流散問題。
  阿英在1949年5月27日的日記：「與振鐸同志談散佚文物事，擬成立組織董理之。請彼擬計畫，俟回平時，找周副主席研究。」（頁284）6月7日：「到中南海，與副主席洽談了關於文物管理組織等等問題。」（頁292）周副主席即周恩來，那個時候已經在構思成立文物管理局。
  解放伊始，成立文化部，下設文物管理局，鄭振鐸任局長。1951年3月，文化部上報政務院周恩來總理和文化教育委員會郭沫若主任，申請從國家總預算中撥出搶救文物專款，並申請在香港成立秘密收購小組。從此，對於國寶流失的堵截，有了專責部門。
  《二希》的二進宮
  解放後最早收購成功的國寶是「二希」。
  世人多知「三希」：即是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乾隆皇帝擁有這三件稀世珍寶，非常高興，珍藏在養心殿西暖閣溫室中，命名為「三希堂」。其實，「三希」之中，祇有《伯遠帖》是真蹟，另外兩件是唐宋人摹本。但即使是摹本，也非常珍貴，也被定為國寶。
  1924年溥儀被遂出宮時，曾命人將《快雪時晴帖》秘藏於棉被中挾帶出宮，但被截查發現，才得以留在宮內（現藏臺北故宮）。而《中秋帖》《伯遠帖》，相傳是瑾妃偷帶出宮，賣給品古齋。據朱家溍先生說：「當年地安門大街橋南路西有一家『品古齋』，是北城唯一的古玩鋪。太監們出神武門，距離最近的銷贓處所那當然就是『品古齋』了。」（《從舊藏蔡襄〈自書詩卷〉談起》）而袁世凱手下紅人郭葆昌（世五），正是在品古齋購得「二希」的。
  據莊尚嚴《山堂清話》所述，郭葆昌曾應允身後將「二希」無條件歸還故宮，讓「三希」再聚一堂。但1937年，郭葆昌已經將「二希」等幾件書畫劇蹟售與張伯駒，祇是因為戰亂而無法全款成交，只好部分退買。而這「二希」正是在退買之中。
  作為當事人的張氏，在《春遊瑣談》中的《三希堂晉帖》一文詳述如下：
  「《中秋》《伯遠》兩帖，餘於民二十六年春，並李太白《上陽臺帖》，見於郭世五（葆昌）家，當為廢帝溥儀在天津張園時所賣出者。⋯⋯當時餘恐兩帖或流落海外，不復有延津劍合之望。倩惠古齋柳春農居間，郭以二帖並李太白《上陽臺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山水》軸、蔣廷錫《瑞蔬圖》軸，議價共二十萬元讓於餘。先給六萬元，餘款一年為期付竣。至夏，盧溝橋變起，金融封鎖。款至次年期不能付，乃以二帖退還之⋯⋯。已付之款，仍由惠古齋柳春農居間結束。」
  抗戰勝利之後，張伯駒仍想購「二希」，時郭葆昌已歿。張「首托惠古齋柳春農向郭氏後人郭昭俊詢問二王法帖，則仍在郭家。問其讓價，二帖為三千萬聯幣，合當時黃金一千両，尚屬顧念交情未能減價。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議。」後來郭昭俊將「二希」獻與宋子文，張伯駒撰《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記》揭露其事，刊上海《新民晚報•造型》，引起上海藝文界關注，傳說紛紜。宋子文畏物議，復將「二希」退還郭昭俊。
  北京圍城前，郭昭俊攜「二希」往上海，經香港轉臺灣，擬賣給剛遷臺中的故宮。據李霖燦轉述莊尚嚴的話說：「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買下來，一切籌備就緒，錢也有了著落，就由中英庚款下撥付。但因政治及簽字問題一再延擱，到後來英國方面不肯付款，於是乎本來是合浦珠還的美事，由此竟告失敗。」
  郭昭俊售「二希」與臺灣故宮的交易告吹，遂回歸香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莊世平老先生在汕頭迎賓館一號樓與我聊起他親歷的「二希」回流故事。
  莊老說：「大陸解放初，有一日，有個客人找他，說有兩件國寶押了給印度人，就快到期。如果不贖回，就會流失國外。希望我們國家收回。」莊老很重視。「就在銀行做個報告，寄去北京中國銀行總行，請轉報政務院周總理。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北京派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王冶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徐森玉南下，欲由澳門潛入香港，鑒定真偽。莊老續說，「『二希』是抵押在匯豐銀行，所以每日要由匯豐銀行拿到隔壁的中國銀行，讓專家審鑒之後再送回匯豐。第二天又再拿來審鑒，然後再送回去，來回幾次。最後以四十八萬港元，向匯豐銀行贖出，帶返北京，回歸故宮。時在1951年12月。」
  周總理在1951年11月5日致函馬敘倫、王冶秋、馬衡等，有明確指示雲：
  「同意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珣《伯遠帖》。惟須派負責人員及識者前往鑒別真偽，並須經過我方現在香港的可靠銀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無訛騙或高抬押價之事，以保證兩帖能夠順利購回。所需價款確數可由我方在港銀行與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當面商定，並電京得批准後墊付，待《中秋帖》及《伯遠帖》運入國境後撥還。以上處理手續請與薄南兩同志接洽。」
  另外，在《馬衡日記》1951年10月25日至12月7日，詳細紀錄了收購「二希」事的具體情況，這裏不一一摘錄了。上海博物館柳向春先生撰有《二希回購史事鉤沈》（《掌故》第四集），詳述此事的來龍去脈。
  二希回流成功之後，1951年12月13日鄭振鐸致函劉哲民說：「『二希』已由政府收購。這是一個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來，詳告此事。」然後豪氣地宣告：「凡是『國寶』，我們都是要爭取的。」
  解放初期，百廢待舉，在經濟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中央有關領導，高瞻遠矚，有擔當，肯撥重金回收滯留香港和海外的國寶，讓這些本來藏在深宮裏的文物，歷盡滄桑之後再度歸來。啟功先生說，這是「二進宮」。
  秘密收購書畫劇蹟
  據鄭振鐸致徐伯郊手劄，可見五十年代初文物局收購書畫劇蹟回流事宜。
  一九五一年底，鄭振鐸致徐伯郊手劄說：「明年收購的意見，正在交換中。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購的大好機會。」香港當時環境複雜，各方勢力都在盯著。鄭提醒徐：「惟仍必須十分的機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壞人鑽空子。在國外，辦理此種事，不像在國內，處處要防備，處處要妥慎，絶對不能有一點疏忽。一不小心，就容易出亂子，實在不大好辦。一切務請請示朱市長後再辦為要！」（1951年12月30日）
  朱市長即廣州市長朱光，朱光本身是收藏家，他是秘密收購事的前線總指揮。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鄭振鐸致徐伯郊的信，一再強調行事要機密：「行動務請特別小心慎重，不宜洩露秘密。」要求徐伯郊勤寫信報告：「時時寫信來，並在決定收購何物之前，先行告知我們。」並指示通信方法：「（一）可複寫數函，前後寄出。」為什麼要複寫數函分別寄呢？怕港英信檢扣查，或丟失也。所以「（二）但最好還是托中國銀行沈經理（作者案：沈鏞）等可靠之人，帶穗付郵，或托朱市長寄來。」然後再叮囑：「千萬要常通信。」
  五十年代從香港寄大陸的信，丟失似是常態。1953年8月25日鄭振鐸致徐伯郊信曾再提到信件丟失事，雲：「以前寄的兩封信，均未收到，想均已失落了。以後來信，最好能複寫幾份，分幾次寄出，同時交一份托新華社或中國銀行帶到廣州寄出，比較的妥當些。」
  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鄭振鐸致徐伯郊信提出收購文物的總體原則：
  「（一）以收購『古畫』為主，古畫中以收購『宋元人』畫為主。
  （二）碑帖、法書（字），暫時不收購。
  （三）銅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價廉者。」
  即是說，收購以「東北貨」，即清宮舊藏而流散的古書畫劇蹟為主。同時另紙列出初步收購目標清單，包括唐韓滉《五牛圖》等二十二件，一一標列作者、畫名和藏者姓名。
  真偽問題的困擾
  書畫名蹟的收藏買賣，最讓人頭痛的是真偽判斷。尤其是從有本事「血戰古人」的張大千手中收購名蹟，更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加倍小心。
  鄭振鐸在1952年12月23日致徐伯郊信也說：「張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靠不住，萬不可要！最好仍要他的《修竹遠山》。千萬！千萬！或換一件別的畫亦可。此全由收購時未曾來函聯繫好之故。此後工作，必須更加小心慎重。」
  隔三天之後，鄭再有一信，重申：「張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不能要。原來說好是《修竹遠山》的。我們不能收下偽品。必須弄到《修竹遠山》。請千萬竭力交涉為荷。」（12月26日）
  徐伯郊不敢怠慢，立即與大千代理人交涉，並即覆函鄭振鐸雲：「此次帶回之畫共三件，《林泉清集》暫存港，待換《修竹遠山》或別畫。」「關於《林泉清集》，當時與大千談時，就有點疑問，同時沒有得到指示，所以講定或《修竹遠山》，或方從義《武夷放棹》。當時這兩件不在香港，所以先拿了《林泉清集》。現已通知香港大千的代理人高君，等郊到港後即可解決。不過自己還是大意了，以後當更小心。」（1952年12月29日）
  一星期後（1953年1月5日），徐伯郊再函鄭振鐸解釋：「（一）關於收購之張大千畫四件，已與朱市長商定，得款匯與香港中國銀行沈鏞先生（沈對於我們的工作很瞭解，上次收購「二希」時，他幫了不少忙，並與惠春相識），轉交惠春，並收回畫三件（《林泉清集》暫存惠春處），由香港中國銀行帶穗，這個辦法，非常妥當，望放心。（二）關於《林泉清集》換畫事，已詳第六號信，前天已與高君通過長途電話，他說無問題，並已去信大千，希望將《修竹遠山》寄港。」
  1953年1月10日徐伯郊又再函告鄭振鐸，雲：「《林泉清集》暫存港，大千代理人高君已來信，允換《修竹遠山》或其他，等大千回信。」
  張大千最喜王蒙，臨摹王蒙畫作用力至勤。所以收購大千藏品，尤其王蒙的畫作，得提高警惕。徐伯郊信中一再提及的大千代理人高君，是高嶺梅。
  鄭振鐸在1952年12月23日致徐伯郊信中指示具體收購目標：「（六）周遊的馬遠《踏歌圖》及朱澤民《秀野軒卷》均可收。趙氏三代《人馬卷》，有問題，以不收為宜。（七）李唐《采薇圖卷》，應收。（八）王南屏的《小米卷》及趙子固的《墨蘭卷》、吳歷《墨井草堂卷》必須收得。要托人同他說明，必須讓給我們。曹知白的冊頁及仇英的《竹院逢僧》亦佳。能一同和他議價否？」「（十五）李嵩《觀潮圖卷》可要。」
  徐伯郊不負所望，《踏歌圖》《秀野軒卷》《采薇圖卷》《小米卷》《墨蘭卷》《觀潮圖卷》都成功收購。
  鄭振鐸在信末鼓勵徐伯郊，雲：「你在港的工作，是肯定有很大的成績的，我們都很感激你！為國家、人民爭取已流出國外的『重寶』，這是一件大工作。尚懇能多多努力，獲得更大的成功！」
  成立秘密收購小組
  秘密收購行動由徐伯郊單打獨鬥，責任太重，而且內地「三反」「五反」運動之後，鄭振鐸需要考慮的問題更多了。更何況重金購買名蹟的行動都是秘密進行，以後有很多事情就不容易說得清了。所以在1953年春，中央決定成立「香港秘密收購小組」，集體負責。
  1953年3月27日鄭振鐸致徐伯郊信提出擬成立這個小組：「如何在港組織一個小組，來主持收購，如何把已購之物帶穗等等。這些問題正在與有關方面商談中。我們的收購重點，還是古畫（明以前）與善本書，因其易於流散也。」
  1953年4月8日鄭振鐸致徐伯郊信，明確提出擬成立小組的人員架構。「（三）收購事，擬成立小組，由兄負責接洽，鑒定並議價事，由中國銀行沈經理及溫康蘭二位負責付款等事；由你們三人成立一個小組，如此可省責任過重也。溫康蘭同志處，已由廖承志同志通知他。沈經理處，最好由朱副市長通知一下。溫康蘭如何和你接洽，可先和廣州的華南統戰部長饒彰楓同志聯繫。」
  這封信確定了秘密收購小組的成員：徐伯郊、沈鏞、溫康蘭。
  徐伯郊是徐森玉長子，儀表堂堂，擅交際，人面廣，與各方面藏家關係良好。所以由徐出面奔走，談判。沈鏞是財經金融戰線的地下黨員，公開身分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副經理。溫康蘭是中共香港工作組三成員之一（另二人為黃作梅、吳荻舟），溫負責工商統戰工作。公開身分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旅港嘉屬商會會董、南洋商業銀行常務董事、僑光置業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
  秘密收購小組另有胡惠春、陳君葆等從旁協助。
  二十天之後，鄭振鐸致徐伯郊信吩咐：「收購小組，你到港後，請即著手組織起來。」然後強調一個原則：「凡從日本來的東西，都應收，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購之可能的，也必須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齊卷》等，應先收。」當時日本非常窮困，許多名蹟陸續釋出。如蘇東坡《寒食帖》等。要把握機會。而美國有錢，各大博物館擬購藏中國唐宋元明的名畫。有侯斯泰等人在香港和日本活動，吸納古書畫。美帝（侯斯泰等）是競爭對手。
  鄭振鐸一再指示徐伯郊聯絡遠在歐美的盧芹齋、張大千、王季遷、王文伯等藏家，並留意香港出現的古畫文物線索，深入追蹤，爭奪流散域外的書畫劇蹟回歸中土。
  徐伯郊按鄭振鐸指示，或其他線索尋覓到的目標物，其運作模式第一步是先拍照，寄北京，由專家們（張珩、徐邦達等）審鑒，再行決定。
  1953年8月25日鄭振鐸致徐伯郊信說：「（三）寄來的照片中，以任月山的《張果見明皇》為最佳，請即購下，巨然及劉道士的，也好。《盤韻石》及《三馬圖》、王蒙的《修竹遠山》等，可購。估計共需多少錢？《盤古圖》要仔細研究，怕是出於張大千之手，千萬要小心。如實是宋畫，則太奇了！且也太好了！中國似從無此種作風也。（四）《采薇圖》能購下否？究竟要合多少港幣？」
  這信點的《張果見明皇》《采薇圖》，最終成功收購回流。
  五十年代初，張大千時而去歐洲，時而旅日本，但經常過港。此時徐伯郊與張大千往來密切，張長徐十一歲，兩人本來有世誼，現在又承鄭振鐸吩咐：「回港後，請和張大千多聯繫。」
  鄭振鐸鄭重叮囑：「凡在美國的名畫，還有在日本的，最好通過他（張大千）的關係能夠弄回來。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夠努力一下也。《晉文公復國圖》及盧芹齋之所藏，均盼能夠回國來。此事甚為重要，且須機密。請和朱市長談談。能直捷和大千公開的談，並托他（鼓勵他）努力於此舉否？」（1953年8月25日）
  徐伯郊從張大千手上成功收購回歸的劇蹟有：董源《瀟湘圖》卷、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宋徽宗趙佶《祥龍石圖》卷等多件。但盧芹齋藏的《晉文公復國圖》沒有回流，最終是王季遷經手售與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珍藏了。盧芹齋其他所藏，如1953年3月27日鄭振鐸致徐伯郊信提道：「盧芹齋處的《張萱唐後行從圖》有辦法得到否？」此圖當時也未能回歸。此圖原係張蔥玉（珩）舊藏，張好賭，缺錢時將此圖押給譚敬，再流入盧芹齋手中。盧歿後此圖一直在法國，約十年前，在法國某拍賣行出現，由上海陸姓藏家以465萬歐元投得。《張萱唐後行從圖》隱藏法蘭西六十餘載之後，終於回歸中土。張蔥玉、鄭振鐸在天之靈看到，當會頷首莞爾。
  搶救書畫文物工作，由1952年開始，至1956年下半年，基本告一段落。1954年6月4日鄭振鐸致徐森玉信雲：「他（伯郊）為國家救全了不少重要文物，他的功績是顯著的。但今後其他字畫已不太多，擬暫停止一個時期，且靜觀一下。否則，過於熱心了，價格一定會更加騰貴的。」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肯定其功績：「功在國家，不僅我們感激你而已。」
  （許禮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