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到40歲的適婚男性比女性多出1752萬人，一個社會該怎麽辦？這不是一個假設問題，而是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告訴我們的現實。
　　在我國，性別失衡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在「結構性單身」的男性群體中，相比於城市，農村男性更處於婚戀困境中的絕對「窪地」。
　　自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後，去年五月下旬起，浙江、重慶、山東等多地統計部門按照國家統計局通知，在轄區內進行農村青年婚姻關係情況調研。
　　在浙江麗水，超過半數的適婚青年認為找對象比較困難或非常困難，男青年未婚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穩定收入」，女靑年則是「擇偶標準高」和「不想結婚」。報告還指出，留守男性明顯多於女性導致更多「剩男」。
　　根據山東青島農村的報告，31至35歲的受訪男性中，未婚且無戀愛對象的占到9.46%，而同齡女性中未婚且無戀愛對象的只有1.89%，當地結婚的平均費用在30萬元以上。
　　在浙江蘭溪，農村的彩禮一般18.8萬元起步，平均結婚費用22.65萬元，最高達到180萬元，而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每年23021元。在寧波，農村青年平均結婚費用達30.78萬元，最高達200萬元。
　　目前，農村青年的結婚負擔越來越重，彩禮已經成為他們結婚的重大障礙之一。早在2021年9月17日，民政部副部長詹成付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近年來一些地方在婚嫁方面的陋習已經成為群衆的嚴重負擔，為社會各方面所詬病。民政部選定了一批婚俗改革試驗區，將推動試驗區遏制天價彩禮、遏制大操大辦、遏制鋪張浪費等不良習俗，引導群衆自覺為愛減負。
　　「六分之一的適婚男性沒有伴侶」
　　如今的性別失衡，是數十年髙出生性別比累積的結果。
　　出生性別比是指一定時期內男嬰和女嬰出生的比率。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正常範圍是在103至107之間，也就是說，每出生100個女嬰，相應的有103至107個男嬰出生。這被學者認定為是生物進化自然選擇所帶來的結果，因為雌性通常比雄性動物壽命更長，在每一個年齡段中，男性的死亡率均高於女性。
　　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湯夢君的研究，目前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國家主要分布在東亞、南亞、西亞與東歐。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歷時最久的出生性別比極度失衡的國家。
　　總體來說，我國的出生性別比在1980年代開始迅速上升，2002至2005年間，達到最高點約122。自2009年以來，該比例一直保持下降趨勢，但仍高於正常水平，目前的出生性別比已降至111.3。
　　為什麽我國的出生性別比在1980年後出現了失衡？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和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生育率迅速下降，而仍然持續的、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仍然盛行的重男輕女觀念使得很多家庭希望自己有個男孩，而1980年代中期後逐漸普及的B超技術使之成為一種可能。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樹茁和他的同事曾對全國28個省（區、市）300多個行政村的性別失衡情況進行了田野調查。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由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城市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複合影響，中國人口性別結構已整體失衡。
　　根據幾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李樹茁等人對我國1980年到2010年間出生人口的性別情況進行分析，推算出這30年間，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約3600萬。
　　這種失衡在農村更為突出。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的數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農村居民中，20到39歲人口按不同年齡段，性別比在115到123這一範疇。
　　按照中間值120來測算，農村男女比例達到6比5。這一數據意味著，按照理想情況，即使所有女性全部婚配，也注定有六分之一的適婚男性沒有伴侶。
　　李樹茁對《浙江新聞》分析認為¡A1980年代後出生的男性中，將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農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
　　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楊華告訴本刊記者，這種適婚男女性別比失衡後，其中一種性別的人口無法找到配偶的現象在社會學中叫做「婚姻擠壓」。
　　在楊華的觀察中，光棍問題在南方農村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出現了，但在北方農村，應該是2010年前後才更為凸顯。這主要是受到人口流動的影響。在90年代後期，打工經濟興起，農村年輕人開始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村中女性大量流出後，本地的通婚圈很快就瓦解，適婚男性在本地也就很難找到對象。
　　在南方，很多70後已經結不了婚。楊華說，因為北方耕地面積大，人口外流相對較慢，而且外流人口以男性為主，女性大多留守村裏，所以這一問題出現得相對晚一些。
　　「西部重彩禮，東部重婚房」
　　供不應求，價格升高，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婚姻市場同樣適用。彩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樣的供需關係。
　　彩禮是指結婚之前，男方家庭送給女方家庭的財物。女性在婚姻市場上處於明顯的優勢地位，因此形成了婚姻市場上女性「要高價」，當男方無力承擔這種「高價」時，就只有退出婚姻市場的競爭，從而導致大量光棍的出現。
　　調研發現，寧波多數農村彩禮禮金習俗依然存在，金額不低，平均10萬元起步，且多數人認為有房是結婚的前提。問卷結果顯示，彩禮禮金在所有結婚花銷中位列首位，其次為置辦獨立婚房，其他花銷由多到少依次為：置辦婚宴酒席、購買金銀首飾及置備家用汽車。
　　《麗水農村青年婚姻關係調研報告》顯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由男方承擔了結婚全部或絕大部分花費，「女方出得多」的占比不到受訪者的3%。列結婚花銷前三位的費用分別是置辦婚宴酒席、彩禮禮金和購買金銀首飾。
　　青島市的調研報告顯示，以下轄的平度市為例（商品房均價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分期付款方式購買100平方米的房子，房款、契稅和房屋維修基金等首付款近30萬元。農村自建房花銷在10萬-50萬元之間。除置辦獨立婚房和置備家用汽車外，其他費用超過10萬元。以當地農民家庭年均收入5萬元計算，結婚花費往往是一個家庭節衣縮食近十年的積蓄，很多家庭為子女結婚背上沉重的借款或者貸款負擔。
　　根據西安交通大學2018年對中西部11省份為主的全國百村調查，男方的婚姻總成本（包括彩禮、婚房、婚禮和謝媒費用）在東、中、西部分別是8.69萬元、9.06萬元和7.30萬元，與人均收入的地區差異相匹配。其中，彩禮金額及其在結婚總費用中的占比分別為：東部2.27萬元（26.19%），中部2.72萬元（30.02%），西部2.80萬元（38.36%）。
　　也就是說，天價彩禮問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農村。對男性婚姻總成本的分析發現，其突出特徵是「西部重彩禮，東部重婚房」
　　按照目前社會學的解釋，對於彩禮性質的分析有兩種，一種是婚姻償付理論，一種是婚姻資助理論。
　　前一種理論強調彩禮的經濟補償功能，認為新娘是有價值的，彩禮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的經濟補償，同時也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表達感謝的一種方式。
　　後一種理論強調彩禮對於新婚小家庭的資助功能，認為彩禮是實現代際之間財富轉移的重要方式。雖然從形式上看彩禮是從男方家庭轉移到女方家庭，但越來越多的女方父母又通過嫁妝的形式將彩禮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資助給女兒及其新婚小家庭，彩禮因而成為新婚小家庭的「第一桶金」。
　　從2012年起，長期研究農村問題的社會學家、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李永萍每年都會在全國各地的農村實地考察，從她田野調查的情況來看，高額彩禮主要出現在華北農村，而低額彩禮主要出現在華南農村。
　　她說，在河南、河北、西北這些地方，一個有兒子的家庭彩禮至少是十幾萬元，如果這個家庭有兩個兒子，女方肯定提出更高的彩禮，兩個兒子一般是二十萬起步。除了彩禮之外，很多女方要求買房，比如在縣裏或者鎮上買房，買車也成了標配。
　　「但是在華南農村，我們稱之為一些還帶有宗族性傳統的村莊，像我調研過的江西尋烏、廣東清遠、福建二些內陸地方，彩禮總體來說不是很高。」李永萍說，「我在2019年署假到江西尋烏調研的時候，那裏的彩禮就是兩三萬，甚至一兩萬，整體保持很低的水平。雲貴川這些西南地區，彩禮也很低，有些地區甚至沒有彩禮的說法。」
　　「傳宗接代」
　　對於農村光棍的成因，李永萍在《漸衰與持守：宗族性村莊光棍的生成機制》一文中總結道：從宏觀層面來說，主要有人口性別比的結構性失衡、女性外流、婚姻市場要價；從微觀層面來看，主要是農村男性的個人原因，比如家庭貧困、身心殘疾，以及不會與異性交往等等。
　　在她看來，宏觀與微觀之間，還需要一個中觀的視角——當地的村莊性質和家庭性質。
　　李永萍博士畢業於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她沿用該院院長賀雪峰教授所提出的分類，將全國區域大體劃分為三種。
　　一是宗族性地區，江西、福建等部分華南地區，還保留了祠堂、宗祠、族譜等宗族傳統；二是原與化地區，如西南地區、東北農封等，人與人之間的關聯不強，不像宗族有血緣深厚的連接；三是小親族地區，例如華北農村，親兄弟之間關係緊密，構成小親族或戶族，又不像宗族那麽強大。
　　李永萍說，從光棍的數毋上看，華北農村最少，華南宗族性村莊居中，其他原子化地區最多。
　　她解釋道，這其中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代際責任的厚重程度，二是彩禮歸屬的差異。
　　代際責任越厚重的地方，父母越願意為兒子娶妻支付高彩禮。比如華北和華南農村都講究「傳宗接代’但背後原因不同。
　　在華北，「傳宗接代」更多是功能性需求，只有兒子順利結婚了，父母人生任務才算完成。如果兒子沒有結婚，父母不僅會覺得愧對兒子，在村子裏也抬不起頭，面臨很大的輿論壓力。因此，華北地區父母普遍願意為兒子娶媳婦支付彩禮，再高也願意努力，甚至自我犧牲到透支未來勞動力。 •
　　在宗族性地區，「傳宗接代」更多是一種價值性追求，強調的是宗族綿延而不是當下的村莊競爭。從代際關係和責任來看，宗族性地區的父母當然也會為子女的婚姻大事操心，為他們積累婚姻成本，但不會像華北的父母那樣傾力而為。
　　而像西南地區這些原子化地區，父母往往會覺得兒子結婚自己當然有責任，但是一種有限責任，主要還是由兒子自己努力。這個時候，從分攤成本的角度來看，結婚的難度會更大一些。
　　李永萍還稱，在華北農村，女方父母不會留下任何彩禮，會原封不動地給出嫁的女兒。因此女方父母幫助女兒要高彩禮的時候，不會面臨很大的壓力，因為彩禮最終是給女兒的，別人就不會說他們是「賣女兒」。
　　但在宗族性村莊，大部分彩禮主要是給女方父母的，女方父母當然會把彩禮的一部分用來準備嫁妝，但是準備嫁妝的錢一般不到彩禮的一半，剩餘的彩禮錢大部分還是歸女方父母所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女方父母提出高彩禮，可能會背上「賣女兒」的駡名。
　　從李永萍的田野調查來看，一個村莊對光棍的包容度也影響光棍的生成。她發現，在華北農村，村裏對光棍的排斥度是最強的。
　　為愛減負
　　當前，龐大的農村「剩男」群體所面臨的不僅是婚配問題，顯然還有身心健康、養老等問題。如何通過社會組織、福利制度等來減少「剩男」可能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將是政府與社會需要共同直面的難題。
　　針對突出的天價彩禮問題，我國目前推出了32個婚俗改革試驗區。去年4月，民政部推出第一批15個全國婚俗改革試驗區，通過創新婚育文化載體，加強靑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9月，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等17個縣（市、區）成為第二批全國婚俗改革試驗區。
　　國家對「天價彩禮」採取行動，不少農村單身男青年認為，由政府牽頭，在天價彩禮之前加一道政策之鎖，讓結婚負擔重的年輕人多一層保護。但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楊華則認為，如果只是簡單呼籲移風易俗、改變「天價彩禮」等措施，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
　　楊華說，要從根本上解决這個問題，還是要從經濟上著手，增多農村地區的工作機會和教育機會。同時，也要致力於降低適婚男女性別比。
　　2010年後，我國的出生性別比保持逐步穩定的下降趨勢。聯合國報告認為，這和我國當時採取了有效的干預措施有關。
　　早在2003年，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選定了24個省裏出生性別比最高的24個縣/區開展了「關愛女孩」行動，旨在為女孩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支持環境，並嚴格禁止非法胎兒性別確定和非法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數據顯示這些措施卓有成效，三年後所有這些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均呈整體下降趨勢。
　　對於目前已經有大量農村光棍存在的現狀，李永萍認為，既然短期內改變不了這樣的性別結構，那就要採取一些相對應的辦法，讓這些光棍能够更好地融入村莊的正常生活，減少對他們的歧視，讓他們重拾生活的信心。
（李慧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