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末至1960年初，香港遭遇了嚴重的食品與供水危機。對此，以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排除萬難、果斷出手，實施了以「三趟快車」及東深供水工程為代表的惠港舉措，鞏固了香港同胞的愛國主義意識，強化了其與祖國內地的情感紐帶，更為香港此後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民生鐵流：供港農副食品「三趟快車」的開行
  香港本地的農副產品長期依賴內地供應，在三年困難時期，香港面臨農產品供應短缺的問題。1959年1月25日，毛澤東讀到了新華社1月22日編印的《內部參考》關於內地對香港副食品供應銳減後在香港產生影響的報告。該報告稱：香港副食品絕大部分歷來是依靠內地供應的。最近一個月來，內地副食品對香港供應量銳減，價格猛漲，在各階層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動。毛澤東特別批示，要求鄧小平與相關部門瞭解具體情況，商討解決辦法。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1962年3月20日，首列向香港供應活豬的快運列車從湖北武漢出發，兩天後抵達筍崗站（今深圳北站）並通過汽車分裝運往香港。同年8月至12月，周恩來指示分別開通了由我漢、上海、鄭州向香港供應鮮活冷凍商品的751、753和755次快車。至此，向香港供應生鮮農產品的「三趟快車」體系正式建立。
  「三趟快車」開行前，以非專線普通貨運列車向港澳地區運送鮮活食品的途損情況十分嚴重。以1961年夏季運輸為例：一車活豬在武漢裝車後，抵港時死亡率高達70%;一車活雞共486只，離開武漢到達筍崗站時僅餘16只。「三趟快車」開行後，為保障豬禽水產鮮活抵港，沿途各站均在車輛調度、停站上水等方面為「三趟快車」進行了特別安排，大幅優化轉運流程，確保「三趟快車」以最高優先順序運行。據統計，自「三趟快車」開行以來，全國共動員了上百萬鐵路及糧農外貿職工參與相關工作，沿線常年保證貨源、運輸、調度、檢疫的職工約10萬人以上。時任供應港澳「三趟快車」辦公室主任的金旭曾自豪地表示，數十年來風雨無阻運行的「三趟快車」，是一項「只有在中國才能發生的壯舉」。
  1965年，在「三趟快車」開行僅三年之際，香港市場上內地供應的蔬果、水產、牲畜及家禽所占的市場份額便已分別達到了51.03%、65.75%、88.59%，有力地滿足了香港同胞的食品需求。
  「三趟快車」長年按時、保質、穩定的食品供應，受到了香港同胞的廣泛讚譽。同時，作為保障香港民生穩定的「生命線」，「三趟快車」的開行擴大了新中國在香港的政治影響，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熱情。
  血濃於水：香港「六三水荒」與東深供水工程
  1962年，香港遭遇了嚴重旱災。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寶安縣（今深圳寶安區）及香港兩地降雨量幾乎為零，常年擔負對港供水任務的深圳水庫水量業已降至「死水位」以下。再加上三年困難時期的「逃港潮」導致香港人口規模急速上升，香港淡水供應出現了嚴重危機。自1963年6月13日起，港英政府規定香港居民用戶每4天才能集中供水一次，每次供水限時4小時，街頭公共水龍頭每天通水1一2小時。當時的香港街頭經常看到人們排長隊取水的情景。此外，香港的經濟也受到了旱情的嚴酷打擊。據統計，1963年上半年，香港織造業及漂染業因缺水減產30%至50%，農業經濟損失達1000萬港元，13個行業停產損失共達6000萬港元。
  面對用水困境，香港同胞首先想到的不是港英政府，而是自己的祖國。時任港九工會聯合會會長陳耀材、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等人，聯名向廣東省省長陳鬱寫信，請求協助香港解決用水問題。廣東省當即允諾香港可派出巨型運輸船只至珠江口汲取淡水，同時向中央彙報，研究解決香港供水問題的長期方案。1963年6月10日，周恩來審閱了廣東省委《關於向香港供水問題的談判報告》，贊許廣東省委與港英政府的交涉「是成功的」。隨即審批了《關於向香港供水談判問題的批復》，決定由中央政府牽頭解決香港同胞的飲用水問題。
  當時，在國家財政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中央依然決定將東江水供港工程編入「急需的基本建設投資」事項，撥出1964年國家預算中3.3億元預備費用的10%以上即3584萬元，以確保該工程順利進行、如期完工。1965年首期東深供水工程如期竣工，當年即向港九供水6000萬立方米，占香港全年用水量的三分之一。1970年至1990年，東深供水工程又經歷了3次擴建，中央財政累計投入資金超過20億元人民幣。1994年底，東深供水三期工程竣工後，內地對香港最大供水能力已達每年11億立方米，滿足了香港80%的用水需求。東深供水工程始終堅持「把有限的淡水資源優先供給香港同胞」的原則，即便在廣東大旱、居民用水緊張之際，香港居民依然能夠享受「24小時無限制供水」的優待。周恩來總理曾再三強調，中央如此不遺餘力地幫助香港，不僅因為香港對於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更重要的是，「香港大部分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對他們遇到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幫助解決!」
  東深供水工程從根本上結束了港九地區長期缺水的歷史，為香港的經濟騰飛、社會繁榮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截至1980年，在東江水供港的20餘年間，擺脫了「水荒」的香港駛入了經濟増長的高速通道，依照平准價格計算的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由1950年的31.5億港元増加到1987年的3692億港元；經濟增長率由1960年的13.6%提升至1970年的19.3%。香港同胞更是將東江水讚譽為「幸福水」，稱東深供水工程是為香港繁榮穩定「承保」的「保險公司」。
  中央惠港措施的深遠影響
  1960年初以「三趟快車」、東深供水工程等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央惠港措施，是中央在內地經濟社會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香港問題作岀的具有戰略定力的制度性安排，有著極其深遠的歷史與現實影響。
  在歷史層面，中央惠港措施為香港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托底」作用。吃飯、用水等一系列民生基礎，是一個城市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底層條件。對香港這樣一個高度依賴外部輸入、本地生活資源極度匱乏的地區而言，在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中，長期穩定、可預期的基礎生活物資供給，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比資本、技術乃至制度供給更為重要。在20世紀60年代，如果沒有持續的食品和供水保障，香港不可能承受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壓力，也不可能維持高速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
  在戰略層面，1960年初的一系列中央惠港措施，展現了高度成熟的國家戰略能力。「三趟快車」與東深供水這兩項工程共同體現出中央在處置香港問題方面極其成熟的治理邏輯：不是短期救濟，而是制度化、常態化安排；不是對港英政府的「施壓工具」，而是香港社會的「穩定器」。中央從未將食品和供水作為政治博弈的籌碼，即便在自身經濟困難、政治運動頻繁的特殊時期，供應也從未中斷。這說明，中央對香港的定位，始終是民族復興之路上與祖國血脈相連、榮辱與共的光榮一員。習近平總書記說：「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的命運始終緊密相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堅持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需要港澳同胞與內地人民堅持守望相助、攜手共進。」
  在社會心理層面，中央惠港措施塑造了香港與祖國之間深層、持久的情感紐帶。相比單純的政治口號與宣傳，「三趟快車」與東深供水工程在香港社會產生的情感影響更為深遠。它們讓普通香港居民在最困難的時刻，能夠直接體驗到「祖國內地為我們托底」。這種體驗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通過每天吃到的菜、用到的水不斷強化的，進而形成「香港的安全、繁榮和穩定與祖國高度綁定」的認知。這種愛國主義情感基礎，成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社會能夠被廣泛理解、接受、實踐的重要社會心理前提。
  最後，就某種意義而言，1960年的中央惠港措施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預演」。「三趟快車」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具體實踐，在事實上已經體現了「一國兩制」涉及的三項關鍵議題：中央始終把香港同胞視為「自己人」、社會主義祖國能夠尊重香港與內地的制度差異、願意為香港的繁榮穩定進行長期投入。由此觀之，它們不僅是經濟工程、民生工程，更是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國家治理智慧、政治定力和歷史耐心方面的集中體現。
  「三趟快車」和東深供水工程，不僅托住了香港生存與發展的底線，更在此後的幾十年間構成了香港與祖國風雨同舟的結構性依存關係。
  （楊彥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