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歲，這是鹿群可能「勸退」患者的年齡節點,從醫30餘年，她明顯感受到，近年來，結婚生育相對較晩，成為求醫女性們遭遇生育困難的主要原因。
  鹿群是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一名擁有30餘年從業經驗的婦產科醫生。她面臨的「患者」有些特殊一一她們大多都沒有確切的疾病，卻被困在想生育而不得的焦慮和鬱悶之中。
  如果說，不孕不育科室宣告了診斷問題的結果，輔助生殖技術則是解決問題的治療機構。最忙的時候，鹿群一天最多可以接診60名患者，她遇到的患者裏，年齡最小的是20歲，最大的有45歲。在她的經驗裏，北京大部分身體健康但生育困難的女性，都是因為「晩婚」。
  對女性而言，生育窗口只有那麼短短十來年，在這之間，如果沒有順利解決戀愛、結婚與生育的問題，超過最佳生育年齡後再想生育，就可能承擔身心的苦痛。讓鹿群感到無奈的是，來找她的很多女性患者，都不得不接受社會與生理時鐘的雙重考驗。
  在近期出版的新書《生育是你的天賦，也是你的自由：輔助生殖之路》裏，鹿群寫道：「輔助生殖技術的雙刃中，一面是治癒的希望，一面可能將患者置於不必要的危險中，鋒利的不一定是好的，我們也要懂得避其鋒芒。醫生手中握著這把尖銳的柳葉刀，需不需要劃幵患者的皮膚就在我們的一念之間。從某種意義上說，手執這把雙刃劍的醫生，甚至可以算是病人命運的決定者。」
  生育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兼具社會屬性與家庭屬性的重要議題。身為一名醫療工作者、教授與母親，如何看待生育，如何正確認識生育、提高「生育認知度」，並保護適齡女性的生育意願和權利，這是鹿群十幾年來不斷思索、鑽研，並渴望與整個社會討論的問題。
  晚婚的生育困難
  作為輔助生殖技術的關鍵步驟之一，「促排卵」需要患者在半個月內來往醫院至少4次，每次都需要耗掉大半天。在北京朝陽醫院生殖醫學中心，大部分女性患者都是獨自前來，且她們大多是職業女性。工作曰頻繁前往醫院，對她們構成了不小的難題。
  焦慮。這是鹿群從這些患者身上感受到的最明顯特徵。來輔助生殖醫學中心的女性可能同時處於兩種焦慮之中：一種是對自己身體的焦慮。眼看著生育的最後年齡窗口即將過去，是否還能擁有一個孩子，成為她們的心頭大石。
  鹿群接待過的患者，「大多數都有焦慮、抑鬱或睡眠障礙」。有人會在就診時反復詢問同一件事，甚至達到偏執的程度。有人會拿著鹿群開的藥單反復詢問、確認，或是固執地按照自己的方法理解和行動。
  另一種焦慮，則擔心耽誤工作。鹿群接診的女性患者，大都處於30歲年齡段，也正處於事業上升期，一些患者見到鹿群就請求她:「你能不能給我快點看病，看完我要立刻回去上班。」
  鹿群只能歎氣，生育這件事是急不來的。作為生育主體的女性，尤其需要身心放鬆、減少壓力，她們著急的生育需求，和生育的自然規律，本身就是矛盾的。
  前往輔助生殖醫療機構的患者有女性，也有男性，但相較於男性，女性的診療要多。「輔助生殖的診療過程對男性相對比較友好，精子有上億，只要有一個優質精子，就能懷孕。但對女性而言，一個月可能就只有一個卵子。」鹿群說，時間和資源的緊迫性，會進一步加重女的焦慮。如果一對夫婦的不孕原因是男方患有無精症，即便通過手術獲得精子，也需要通過試管技術來讓女方懷孕，「最終還是女方承擔多一些」。
  通常而言，輔助生殖技術主要分為兩大類：一個是人工授精，一個是「體外受精與胚胎移植」，也就是俗稱的「試管嬰兒」技術。如果監測排卵、人工授精實在沒有效果，鹿群才會建議患者考慮試管嬰兒助孕。
  導致適齡人群生育困難的因素具有時代特徵。鹿群從事婦產科30餘年，她記得，二三十年前，人們的生育困難多數是「器質性病變」弓I起的，比如「輸卵管堵塞」「無精子症或嚴重少弱精子症疾病」。但近幾年來，鹿群接診的生育困難患者，多是因為年齡導致生育能力下降，如「晩婚」，「極少數是丁克到中年後悔的情況」。
  近幾年來，隨著結婚率逐漸走低，各城市的平均初婚、初育年齡也有所提高。據統計，全國的平均初育年齡有提高趨勢。據國家統計局編著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3》，2020年，全國的平均初婚年齡（28.67歲）比2010年（24.89歲）推遲了3.78歲。在北京、上海等超一線城市，初婚、初育年齡往往更高。
  在北京，30歲甚至35歲以上結婚的女性不在少數，鹿群觀察到，「剛結婚就生育的女性並不多，她可能希望等自己的工作、收入比較穩定的時候，才考慮去要孩子」。無奈的是，這份周全的考量，卻可能客觀地收縮了她的選擇權。
  年齡偏大，通常意味著卵巢儲備功能較差，就算來做治療，也會經歷重重困難。釆訪當天上午，鹿群就接診了一位45歲的女性患者。「實際上，無論從文獻還是臨床經驗來說，45歲以上（生育）成功率都很低，活產率（最終成功分娩健康嬰兒的比例）一股就在1%左右。」
  「但我們無法拒絕一個女性要求生育的權利。」鹿群說，「我只能告訴她，效果也許不太好，但如果你要堅持，我們也會陪你跑到底。」
  對於那些屢次嘗試未果的大齡女性，鹿群會從心理層面開導她們：「你的身體狀況並不是很好，生育的概率很低，帶給你的痛苦會比較大。人生不止這一件事情，我們健康地活著，不一定非要在這件事情上執著。」
  在生育這件事上，女性幾乎沒有後悔空間。因此，從一名醫療專業人士、一個女性和一位母親的角度，鹿群會說:「這是咱們最後一搏，搏完了就放下這個心，然後快快樂樂地去生活。」
  她們自己的事
  2020年，一位女童模樣的患者走進了鹿群的診室。鹿群第一眼看見她就暗中詫異：「從身高到骨相，她看上去怎麼都是個未成年的孩子。」再看一眼資料，原來這位患者已經25歲了。
  經診療，鹿群發現這位患者罹患的是垂體功能障礙類疾病。因出生時的窒息，她的大腦垂體受損，低生長激素使她生長發育受限，身材矮小；低促性腺激素使她雌激素水準低下，乳房和外陰都沒有發育，也從來沒有來過月經。
  對於這樣的患者，鹿群知道，在實現生育需求之前，她更首要的需求，是變成一個擁有正常功能、不承受外界異樣眼光的人。鹿群先為她補充了2年生長激素，讓患者長高到了1.5米，接著,她們進入了為生育做努力的治療流程,這個過程持續了整整2年。
  在這個週期，鹿群通過注射和藥物治療，讓患者的身體達到了孕育所需的客觀條件；接著再用2年時間，幫助她恢復卵巢功能。在這個階段，患者需要每天注射1針，連續注射兩周，幾個周期過後，那個4年前以女童模樣走進鹿群診室的女性，成功懷孕了。
  兩年後，女孩告訴鹿群，自己的老公還想要一個孩子，但她對當年走過的繁複過程產生了畏難心理。她在鹿群面前無奈地請求道:「再試一次吧，最後一次了。試完這次再懷不上，我就不要了。」這句話，鹿群從她口中聽到過無數次。好在，最終，一次次嘗試，還是成功了。
  對於無法自然生育的夫婦而言，輔助生殖是一條不太好走的路。就那名患者而言，為了維持生育功能，她必須不間斷服用藥物和堅持治療。「即使她懷上了孕、生了孩子，她想來月經的時候，也得靠吃藥。」
  在鹿群的診室裏，大部分女性患者自身都有較強的生育意願，但鹿群也遇到過不少患者，因為不能生育而遭遇家庭破裂的。
  一些已婚女性來就診時，會直截了當地告訴鹿詳，自己正在面臨婚姻危機。十年前，鹿群還遇到一個學歷、工作都很不錯的女性，後者告訴她：「如果我不來，如果我不能生，也許我就會被換掉。」
  還有不少40多歲的患者找到鹿群，她們原本堅持「丁克」，但直到一次父母生病，照顧老人的過程中，她逐漸改變了想法，「覺得自己還是需要有一個孩子」。
  學生幫鹿群做過統計，丈夫前來陪同就診的占比，僅有30%左右。一個患者來就診的時候，因生育困難與丈夫產生了矛盾，她告訴鹿群：「我就做這一回，如果不成，我回去就離婚了。」生育不僅是一個自然的生理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和家庭概念。它屬於女性的權利，但偶爾也帶來桎梏與綁架。
  剛幵始在生殖醫學中心工作的時候，鹿群維持著從醫的慣性，將前來就診的女性視為「患者」。但逐漸地，她更改了觀念。「她們都是正常人群，說她們是患者好像不合適，但她們又的確有求於醫療機構。」鹿群認為，「除了醫療機構，生殖醫療機構應該是最具人文關懷的一個部門。」
  近年來，隨著年齡增長和心態變化，鹿群感到自己更能和患者成為朋友。她曾經很不能理解，醫生為什麼需要給患者提供情緒價值。但在生殖醫學中心的日子裏，她逐漸轉變了心態，前來找到自己的，都只是想孕育新生命的母親，是與自己一樣對孩子有著關懷和欣喜之心的母親。
  一個因肥胖而面臨生育障礙的女士減肥成功後，鹿群就會誇讚和鼓勵她：「你越來越苗條了，精神狀態特別好！」心情好了，迎接新生命的信心也會更加高漲。
  這是一群渴望成為母親的女性。30年來，鹿群從她們身上無數次感受到一個女性、一位母親的堅毅和勇氣。
  抓住生命的火花
  30多年前，鹿群從醫學院畢業後，進入山東一家人民醫院從事婦產科臨床工作。那個時候，婦產科還沒有今天這麼細緻的類別劃分，而鹿群接待得最多的患者，是「罹患各種婦科腫瘤的女性」，比如患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等生殖系統癌症的病人。
  鹿群常常感到壓抑和無助，「因為癌症治療總伴隨著死亡的陰影。治療以根治術為主，通俗解釋就是清除癌細胞，癌細胞轉移到哪里就清除到哪裏，清除著清除著，受累臟器就清除沒了」。腫瘤給生命帶來的消耗，與如今鹿群接觸的新生、希望，意義完全是相反的。
  直到2002年，鹿群進入山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主要課題是「子宮內膜癌患者的生育功能保留」。20多年後，鹿群向南風窗解釋，「子宮內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是一個看似矛盾，實則充滿醫學溫情的概念：在治好癌症的同時，為女性保住做媽媽的權利。
  鹿群知道，在醫學界，「成功生育」通常被視為子宮內膜癌治療中判斷保留子宮成功的關鍵因素。但鹿群有不同意見:「如果成功維持了盆腔的解剖結構，避免了子宮脫垂等疾病，即便不能生育，我覺得這都算是成功的價值。」
  「病人得了腫瘤後，本身就會很害怕。對她們而言，生命一定是第一位的。」這種情況下，只有少數患者願意主動接受「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療。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有不少堅韌的女性打動了鹿群。
  十幾年前，鹿群有一名子宮內膜癌患者，在經歷一系列治療之後依然沒有可供孕育的卵子，雪上加霜的是，她的丈夫也患有無精症。對這對夫婦而言，生育實在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了。但那位患者異常樂觀，就在鹿群頻頻搖頭的時候，她反過來安慰鹿群:「沒事，我知道，你試試唄。」
  奇跡般地，經歷數次促排過程，半年後，這位患者成功懷孕了。她帶給鹿群很大的觸動，「不要輕易放棄」，也不要低估一個渴望成為母親的女性的能量。那位患者最後生下了一個女兒，幾年後，又生下了一個兒子。目前，鹿群和她還是經常聯繫的好朋友。
  「與腫瘤學不同，生殖醫學的盡頭總是新生命的誕生。」對鹿群而言，輔助生殖帶來的成就感非常強。在這裏,她等來的總是好消息。「顯微鏡下，從患者體內取出的卵子，那麼小。但是很快，生命的火花就會呈現出驚人的力量。」
  走出醫學中心，站在更廣闊的視角去看，在自己接觸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和家庭身上，鹿群認為，那些讓人焦頭爛額的生育難題，其實可以通過更完善的教育與認知來預防甚至避免。這也是她從業30餘年發現的，國內社會較為缺乏的「生育認知度」。
  幾年前，鹿群在國外參加過一次學術會議，她是會場裏唯一的東亞學者。在那裏，她第一次聽說了「fertilityaware」這個概念，翻譯成中文就是「生育認知度」，指對生殖、生育率、生育能力及相關個人危險因素的瞭解程度。
  近年來，社會幵始鼓勵生育、呵護生育力。但落實到具體的個體身上，鹿群覺得，年輕人對生育的科學認知度和規劃意識，還是遠遠不夠。
  「不僅是女性，如果男性超過40歲,他的生育能力也會下降。」這是人類生育力變化的自然規律，我們必須正視它。鹿群認為，「一個年輕人要如何組建家庭、如何繁衍子代」，這不僅是個人的人生規劃，更需要全社會加強意識，積極參與。
  （肖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