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高空偵察機是屬於一代人的記憶。新中國成立之初，美蔣經常利用其竊取大陸情報，但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數次將其擊落。一次招待會上，許多好奇的外國記者追問時任外交部長陳毅：中國究竟是用什麼神秘武器打下U-2高空偵察機的？陳毅說：「我們是用竹竿捅下來的！」
  這當然是一種智慧、幽默的回答。但其實「竹竿」是真實存在的，只是他們終其一生隱姓埋名。
  在4月24日中國航天日當天，中國航太科工集團第二研究院正式發佈《導彈人生》一書，首度公開12位已退休且過脫密期，此前隱姓埋名的中國導彈武器型號總指揮、總設計師。他們分別為：我國第一代地空導彈總設計師錢文極，紅旗一號總設計師徐馨伯，紅旗二號總設計師陳懷瑾，巨浪一號、紅旗七號總指揮柴志，紅旗七號總指揮耿銳，紅旗七號總指揮談鳳奎，海紅旗七號總指揮徐乃明，海紅旗七號總設計師陳國新，我國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統總負責人吳北生，我國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統總指揮沈忠芳，我國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統總設計師張福安，我國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統總指揮王國祥。
  他們12入中，有8位已經辭世，有的甚至已經去世30年。當我們今天知道他們的故事，會不勝唏噓：正是他們一生獻身大漠，埋頭苦幹，才讓祖國萬里海天清澈無雲。
  拼了命也要把導彈搞出來
  國民黨撤退臺灣之後，成立了秘密偵察部隊，即「黑貓中隊」，使用美國提供的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進行高空偵察。而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對這些偵察行為很多時候是無能為力的。雖然蘇聯提供了協助，但幾十枚外國導彈是無法阻止敵機頻繁來擾的。
  面對臺灣偵察機的襲擾，時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錢學森，把研製自己的地空導彈的任務交到了時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今航太二院）副院長錢文極手上。錢文極的首要任務就是仿製蘇聯薩姆-2防空導彈。
  1958年11月，一輛列車從蘇聯秘密駛向中國邊境小鎮滿洲里，氣溫已是零下30多攝氏度，但等待的中方人員卻心潮澎湃，因為蘇聯送來的是薩姆-2導彈。沒過多久，蘇軍的一個防空導彈部隊連同所裝備的薩姆一2防空導彈系統全套設備，以及相關的圖紙、資料也陸續抵達中國，這在當時是一個高度保密的計畫，代號「543」。錢文極為「543」總設計師，徐馨伯為副總設計師，陳懷瑾為「543」彈體主任設計師。
  當時，聶榮臻元帥提出將防空導彈的研製工作重點轉到「543」上來，要仿出「543」、吃透「543」、改進「543」，像爬樓梯一樣逐步提升。有了具體思路，科研人員開始沒日沒夜地拼。他們不到5點就起床了，中午不休息，一直千到晚上9點多。為了節省時間，他們往往將白天的乾糧留到晚上一起吃，那幾年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本來就吃不飽，這樣的工作方式讓他們的身體情況更加糟糕。不少人因為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甚至患上夜盲症。
  為了保證科研人員的健康，聶榮臻專門給各大軍區打電話，撥付一批豬肉、黃豆、海帶、魚、豆油等副食品給科研人員。多年後，不少已經成為泰斗的專家回憶那段歲月時感慨萬千：就連毛主席都在喝白菜湯，我們卻在吃肉，就算拼了命，也要把中國的導彈搞出來！
  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科研人員最終還是將「543」仿製工作完成了。後來，「543」更名為紅旗一號，我軍採用「近快戰法」，給予U-2偵察機以重擊。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美國和臺灣當局都急於獲取相關情報。11月26日，一架U-2偵察機再次出現，我軍導彈部隊迅速反應，地面制導雷達也顯示命中目標，但實際連發三枚導彈卻無一命中。專家分析後得出結論；U-2偵察機已加裝欺騙干擾裝置，造成「瞄得越准、打得越偏」，紅旗一號已經不適應嚴峻的電子戰形勢。
  於是，紅旗二號被提上了日程。陳懷瑾帶著團隊進行大改，增強了紅旗導彈的抗干擾能力，極大改善了操作性能。紅旗二號是在敵我雙方的電子對抗戰不斷升級的「拉鋸戰」中逐步錘煉成功的，幾年時間裏，每當我方擊落一架U-2偵察機，敵人就更新一次抗干擾手段。
  柴志帶領科研人員努力攻關。U-2偵察機依靠的是干擾設備「13系統」，他就帶領團隊研製出針鋒相對的反干擾設備「263號」，極大增強了紅旗二號的殺傷力。
  1967年9月，U-2偵察機飛臨華東地區上空，一枚紅旗二號導彈騰空而起，在電子對抗的條件下，U-2偵察機在高空爆炸後墜落。
  作為我國自行研製導彈的開山之作，紅旗二號在祖國上空大顯神威。從此，U-2偵察機就再也未敢進入中國大陸領空。多年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解密檔披露了美方當年的想法：「穿越（中國）領空的偵察之所以停止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不斷增長的跟蹤和捕捉 U-2偵察機的能力。5架U-2偵察機被成功擊落便是證明 U-2偵察機一旦升空，即被跟蹤。現在，U-2偵察機的風險似乎太大了。」
  辦公桌上多了一塊小小的導彈殘片
  1962年3月21日，東風二號的首發試射在飛行69秒後墜毀，給了柴志團隊當頭一棒。
  紅旗系列是地空導彈，即從地面發射，打擊空中目標。東風系列則為地地導彈，用於打擊陸地目標，同樣脫胎於仿製蘇制武器，初始代號為「1059「。與紅旗系列導彈相似，「1059」仿製也遇到困難。不過，1960年11月15日，「1059「導彈飛行試驗取得成功，成為中國人的「爭氣彈」。
  柴志曾參與領導「1059」控制系統和地面設備仿製工作、「543」仿製工作等。由於仿製彈射程有限，性能更好的東風二號很快被加速研製，柴志參與其中。儘管首發失利，但有「1059「「543」仿製成功的基礎，他不相信東風二號搞不成。柴志帶領團隊繼續埋頭苦幹，東風二號終於在1964年6月29日飛行試驗獲得成功。
  3個多月後，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馬上斷言：「五年內中國不會擁有運載核武器的工具。」一些西方媒體也嘲笑中國「有彈無槍」。但1966年10月27日上午，中國西部大漠一聲巨響，中國打磨的「新槍」攜帶核彈頭拔地而起，並精確命中目標，成功引爆。這把「新槍」就是被潛心打磨出來的東風二號甲。
  「兩彈結合」飛行試驗圓滿成功後，《人民日報》當天下午發出套紅號外，向全世界宣告：我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
  而柴志並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以往的東風系列導彈採用液體燃料，隨著1975年採用固體燃料、通過潛艇發射的導彈巨浪一號設計工作宣告完成，科研人員開始研究陸上機動發射固體燃料導彈的課題了，因為固體燃料導彈體積小、發射準備時間短、便於機動。1978年8月1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聽取彙報時指出：「我更有興趣陸上機動，用現代化的武器打遊擊戰爭。當時要抓好巨浪一號直接上岸，力量轉到固體。」中國導彈人「上岸爬高」的首款機動式陸基彈道導彈就是東風二十一號。1980年2月，柴志被任命為東風二十一號總指揮。1982年8月13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下達任務書，並強調東風二十一號是我國第一個固體陸上機動核導彈。至此，東風二十一號研製任務正式拉開帷幕。
  東風二十一號及其配套的「三用車」要經過最嚴苛的環境測試。為此，柴志在1986年底到1989年初，一直帶著團隊在內蒙古海拉爾進行「冷凍」測試，無論是團隊還是設備，都經受住了最嚴苛的考驗。1990年1月，東風二十一號導彈武器系統定型，我軍有了陸基機動發射的戰略導彈武器。
  不久後，東風二十一號的增程導彈東風二十一號甲也被提上日程。作為中國航太領域中的品質工藝首席專家，徐乃明率領團隊艱苦攻關。導彈在研製過程中經歷過兩次殘酷的失敗。1992年4月29日，導彈進行第一次發射，但點火沒多久就爆炸了，現場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一片混亂。經查，是鈦合金管路焊接出了問題。徐乃明很苦惱，就焊接問題，他專門帶隊到俄羅斯取經。他發現，俄羅斯的做法是鈦合金管路保持不動，焊頭圍繞介面旋轉一周自動環型焊。而我國當時的工人正好相反，焊頭不動，鈦合金旋轉。於是徐乃明團隊迅速改變焊接工藝，解決了問題。但1992年11月11日的第二次發射，依然失敗了。讓所有人意外的是，這一次導彈甚至來不及升空，就現場爆炸了。在一次又一次對導彈殘骸的檢查中，徐乃明發現這一次失敗的原因是一個拋蓋的壓力感測器失靈，導致點火失敗、導彈爆炸。
  經過不懈努力和反復論證，第三次發射終於圓滿成功。在宣佈發射成功的指揮大廳中，徐乃明和幾位參與的專家相擁在一起，放聲痛哭。
  後來，人們發現徐乃明的辦公桌上多了一塊小小的導彈殘片。徐乃明說，這是從第二次失敗發射現場撿回來的，放在桌子上是想臥薪嚐膽。
  「靜下心來，好好研究」
  今天，當我們看到這12個名字時，依然會有鮮為人知的陌生感。但從他們的故事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其實他們是那麼可敬、可親、可愛。
  沈忠芳善於思考和總結。
  1965年4月9日，8架美國海軍F-4B「鬼怪式」艦載機侵入我國領空。中國空軍與其展開纏鬥，「F-4B」雖然率先攻擊，卻不慎將自己人擊落。「鬼怪」飛行員近距離發射了8發「麻雀一3」導彈，除誤傷隊友的導彈外，還有4發未爆炸的導彈便成為送給中國的「禮物」。
  解剖F-4B「鬼怪式」飛機和「麻雀一3」空對空導彈，對於剛剛蹣跚起步的中國導彈事業來說，是一件很有幫助的事情。沈忠芳跟隨25所派出的工作組參與研究工作，將目光聚焦在「麻雀-3」的「大腦」——導弓隊上。他一邊感慨當時美國的技術先進，另一邊又為怎樣融入「中國血液」絞盡腦汁。在這種「為我所用」思想的作用下，沈忠芳提出將「麻雀-3」導彈有關技術用於中低空防空導彈的建議，這也成為後來紅旗六十一號的最早方案，得到採納。
  1972年，航太二院進行了FJ型號的第一次試驗，但點火後僅0.746秒發動機便爆炸了。最終找到原因，由於FJ型號速度太快，在大氣層飛行時，表面摩擦的溫度高，需要很好的耐熱材料，而鋼、鈦合金、鋁這些材料都遠遠達不到標準。總結研討會上有專家提出，給導彈戴上「口罩」，套上耐高溫的玻璃鋼。沈忠芳覺得不可行，但靜下心來一想，「戴口罩」似乎是對的，於是順著思路想：如果將糨糊一樣的防熱塗層材料刷在導彈上，豈不是又輕便又容易操作？就是這一想法，最終解決了問題。
  張福安的特點是遠見卓識。
  在常年工作中，張福安發現很多系統的關鍵晶片需要進口。雖然當時進口晶片限制比較少，但他還是堅持要在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統上開展晶片的自主研發工作。經過不懈努力，在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統基本定型時，匯流排通信控制器已經實現了自製研發晶片的替代。後來，裝配國產匯流排通信控制器的兩發導彈要參加定型試驗中的飛行試驗，只有兩發都成功才能通過定型鑒定。一些人本著保險原則，希望兩發導彈都採用含國外晶片的導彈，避免失利。但張福安堅持兩發要採用含自主研發晶片的，這是本著對型號任務和對國防裝備負責的原則，也是從檢驗晶片自主研發工作成果的角度出發。最終兩發含自主研發晶片的導彈都圓滿發射成功。
  吳北生則非常冷靜，很有主見。
  在紅旗七號研製初期，西安210所承擔發動機研發工作。在一次發動機試驗中，剛點火1秒鐘，發動機就發生爆炸，試驗台也被炸毀。201所副所長餘方林一籌莫展，吳北生囑咐他：「你再靜下心來，好好研究一下殘骸，一般在殘骸中總會發現一些線索。」餘方林順著這個思路，果然找到了線索，解決了問題。
  還有一次紅旗七號的抽批件飛行試驗中，導彈再次爆炸，並且影響了後續的交付和專案。大家開會找原因，剛剛從外地趕回來的餘方林剛進來就被很多人盯上了。他主管發動機設計，已經被默認為罪魁禍首。但他想到了吳北生經常踉他說的「靜下心來，好好研究殘骸」，於是立即回應：「我對我們的發動機很有信心，僅憑這幾塊殘骸不足以說明問題，我想到試驗現場去找找其他的殘骸。」很多人認為沒有必要，咬定了是他的問題。吳北生也認為不能光憑經驗下結論。果然，問題出現在一個小小的墊片上面，團隊還意外發現這是個很大隱患，於是召回導彈，果然有一枚被召回的導彈存在同樣問題。
  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縱觀這些總指揮、總設計師，有一些共同點：自身有著非常好的學識和夭賦，卻要在鮮為人知的崗位上默默奮鬥。「我們國家當時發展武器裝備，無論是出於軍事安全需要，還是出於國際環境需要，都需要他們默默地付出。美臺聯手監視我們，美蘇包圍我們，我們必須埋頭做事。」海南大學教授、國家安全專家李大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他們這樣做，也與人生經歷有很大關系。
  錢文極出生在民國上海一個相對富足的家庭，也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在水深火熱的時代，他自覺投奔到延安參加革命，後來長期從事無線電工作。在1947年的延安大撤退中，他先行轉移到太行山根據地，使邯鄲廣播電臺按時接替了陝北新華廣播電臺的廣播工作，讓黨中央的聲音在空中從未中斷過。後來：胡宗南的部隊到達延安後，還聽到延安的廣播，專門調用美國測向機尋找，也沒有找到。
  1952年底，上甘嶺戰役最緊張的時刻，他帶隊赴朝鮮前線參加通信工作會議。彭德懷曾說：「朝鮮打仗，一是打後勤，一是打通信。」抗美援朝中，錢文極在通信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他再度赴朝，深入軍、師、團，到了上甘嶺，目睹了佈滿彈片的燒焦木樁，踏上了那片被志願軍戰士血染的泥土。
  陳懷瑾也有著同樣的愛國情懷。1948年底，母親曾經想讓他和妹妹一起移居美國，但兩兄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對17所大專院校進行了大逮捕，那時陳懷瑾已經加入了黨的地下週邊組織，參加革命。危急時刻，他還冒著犧牲的風險，去尋找了一名亂局中失蹤的地下黨。
  1949年2月6日，蔣介石對上海進行大轟炸，無辜平民傷亡。上海市長陳毅在一次會議上精闢地說，「1949年5月27日，我們解放了上海，但只解放了領土，還未解放領空，所以，那時上海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
  陳毅還指示，抽調交通大學電機系四年級部分學生，前往華東軍區淞滬警備司令部防空處雷達部隊突擊學習，儘快掌握雷達技術。指示傳到交通大學的當天，陳懷瑾就積極鼓與呼，最終有21名同學一同去報到了。
  在工作崗位上，這些曾經的無名英雄都很拼。王國祥當年執行任務的條件非常艱苦，有時一天要完成數發導彈的飛行測試，包括中間一次撤收、轉場、展開，從淩晨4點起床，直到第二天淩展1點才返回駐地賓館，整整連續工作21個小時。
  1972年2月21日，徐馨伯突發腦梗。妻子在醫院照料他，洗衣服的時候，發現了幾張破碎發黃的紙條，一看才知道，醫生早就給他開過住院單和請假條，但丈夫一直帶病堅持，最終出院後落下了半身不遂。
  談鳳奎執行紅旗七號任另時，在確診罹患腎癌的情況下，依然到最艱苦的野外戈壁奔波。晚年，他由於過度勞累還切除了癌細胞轉移的左肺。
  面對疼痛甚至死亡，他們毫無畏懼，心中始終裝著的是對祖國強大、科學振興的期許。
  1982年深冬的一天，陳國新同團隊在天津楊村機場進行紅旗七號校飛試驗。在回宿舍的路上經過停機坪時，他還在夜深入靜中思考著試驗數據的採集和分析。他沒有注意到，一架飛機正在一輛汽車的牽引下快速前行。突然，飛機機身上的空速管徑直插入了正在行走的陳國新的身體，隨之而來的是劇烈的疼痛。好在沒有傷及他的任何一處內臟，所有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第二天，有同事去醫院看望剛做完手術的陳國新，居然發現剛醒不久的他一邊打點滴，一邊捧著一本專業書籍在看，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2016年的一個深夜，87歲的徐乃明正在家裏準備《航太工藝發展傳奇》的寫作。第二天，他突發疾病，被送進了ICU（重症監護室）。在被搶救出來的第一秒，在外等待的親友聽到了他說的第一句話：「本來應該在這周開碰頭會的」此時他已精神愀忽，這些都是彌留之際下意識說出來的話。他還不停念叨著一個航太系統工程的編號「7103」，想必這是他此時最牽掛的工程。面對家人，他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所有的話好像都是對同事說的：「會議結束了？」「我們下麵的安排是什麼？」這樣持續了幾個小時後，他就去世了。
  《環球人物》記者在檢索這12位功勳人物的故事時發現，檢索結果寥寥。據徐乃明的女兒徐倩、徐紅回憶，鑒於工作領域的保密性質，父親所有的技術論文和文章只能在內部刊物上發表，完全沒有「名揚天下」的機會。徐乃明和所有那一代獻身國防事業的知識份子一樣，一輩子不計名利，任勞任怨，為祖國的國防事業做著無私奉獻。
  家人們說，徐乃明生前總愛說一句話：「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中的最大殺手，既不是耀眼的成功，也不是痛心的失敗，而是悄無聲息的平淡。」這不光是他的座右銘，也是所有導彈人的處世之道。就是在這樣的寵辱不驚之間，他們享受著甘於平淡、樂於奉獻的偉大人生，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楊學義 田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