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0萬元(新台幣)舉辦慶祝活動、首邀民企代表踩街遊行……台灣第99個“雙十節”即將到來之際啟種籌備項目紛至遝來，這被視為是為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做暖皇准備。

“15年前，‘三民主義’都是大學聯考必考科目；現在，影響已經慢慢淡了。”一位林姓民眾回憶道。在他看來，由如何拍攝孫中山紀錄片引發的爭論其實反映了“國父”形象在島內的若干載變遷。

孫中山紀錄片起爭議

“你可以罵他，也可以選擇同情他”，風波起因，從2010年8月臺灣“文建會”出資拍攝孫中山紀錄片時的口號開始。

負責拍攝工作的製作人平略接受台媒采訪時稱，孫中山先生的熱情是在“當革命夢想家”，“國父”是“連列寧都會笑他天真、無知”的人。他還認為，孫中山有種“憨、不怕輸的特質，沒有實權也沒有兵力”，“他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

話音剛落，平路便首先遭遇到台灣“中研院”院士胡佛以及“監委”周陽山的聲討。胡與周認為，“平路論述的內容嚴重與史實不符，更欠缺憲政理論基礎”，他們說這種做法“輕佻侮慢”。周陽山同時致電台灣“文建會”主委盛治仁，提醒台當局籌拍紀錄片必須尊重歷史。

隨後，周陽山進一步提出警告，若“文建會”紀錄片內容錯誤百出、違背史實，或全面否定孫中山、“五權憲法”，他將不惜動用糾舉權，把違失官員拉下來。

由於周陽山“監察委員”特殊身份，他的言論被認為是以監察身份干涉言論自由。甚至連平略也擔心“產生寒蟬效應，有創意的團隊將不願參與”。

贊成平路觀點的不在少數。台灣時事評論員胡忠信對周陽山的反應感到不滿，他認為“這是(周)出言恫嚇”，而他自己也認為孫中山“三民主義”就是19世紀西方思潮攪和在一起的“拼裝車”。

胡忠信接受采訪時質問道，當台當局大肆紀念辛亥革命，卻有“監委”扮演“思想員警”角色，“這是極權主義的幽靈在台灣上空徘徊，台灣是否要回到白色恐怖時代？”

他更直言，官版的孫中山紀錄片最後若又回到國民黨的“法統”文宣片，自會創意全無，乏人間津。

“五權憲法”豈是拼湊產物？

分析人士認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前的這場爭論，很大程度上源於傳統的學者派對孫中山的印象和態度仍停留在以往的神格化思想中，因此不符合他們認知的“史實”都不能被接受。

不過，周陽山親口向本報澄清，自己並未用“監委”的權力介入，“平路可以發表對孫中山的看法，我為什麼不能對他的批評進行批評？”

周陽山對孫中山研究20多年，是外界眼中的“傳統學者派”。但他表示，自己對孫中山的研究不是歌功頌德，只是必須“尊重歷史”。“孫中山逝世時，廣東下半旗，市民停業七天、各機關纏黑紗一個月，這又豈是‘既沒有實權也沒有兵力’的‘夢想家’呢？”

他尤其反對“五權是拼湊產物”的說法，周表示:“五權憲法的理論與設計，思慮高遠而落實，結構完整而緊密，對西方三權憲法理論與設計來說，是突破性的創造與發展。”

周陽山還列舉了列寧文章中的話來反駁平路觀點，“孫中山可以說是以其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動的民粹主義理論，承認了生活迫使他承認的東西”””，“這是列寧對孫中山免子民粹主義理論困境，務實面對辛亥革命當時條件與環境的高度肯定。”他說，“如果美國政府用公款拍片紀念華盛頓，主旨竟然是可以罵他，也可以選擇同情他，並對美國的整體憲政架構加以否定，而作出結論:美國憲法是拼裝出來的產物，我們真不知美國的納稅人將作何感想？”

爭論過後，島內一普通民眾王墨林表示，雖然媒體討論較多傾向于不要深化孫中山，但這並不表示平路的觀點就是正確的，“反倒是周陽山提供了一個邊辯證的思路”。

“國父”形象的跌宕起伏

50多歲的王墨林想起幼時，他說:“我們小時候聽到‘國父’就會立正，在寫‘國父’名字時，還會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敬。”據他介紹，雖然孫中山的形象已經越來越淡，但在島內民眾的印象中，孫中山的爭議性比蔣介石小很多，總體上，大家都保持著尊敬的態度看待“國父”先生。

而60年來，孫中山的地位在台灣變化巨大。1949年之後的台灣，孫中山敬享尊榮50年。“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孫中山的一切都是神聖的，不可動搖的。那時候，大陸學者稱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三民主義’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理論，都要遭到台灣學者的撻伐。”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向本報記者表示。

1972年，台當局在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上修建了一座莊嚴的“國父紀念館”，每年他的誕辰和忌日，全台各地都要組織大規模紀念活動。那時候，台灣的考試院挑選公務員，孫中山的思想是必須考的一門課。大學裏，“三民主義”是必修課，中央研究院和各大學都設立了三民主義研究所。

不過隨著後來台灣政黨輪替，以及“台獨”勢力囂張，孫中山的形象和地位也受到影響。

李登輝上臺以後，大學裏“三民主義”變成了選修課，接著，公務員考試不考三民主義，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相關研究所紛紛改名，如台灣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就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以前，台灣的國父紀念館每年召開孫中山研討會，以後也慢慢式微了。”張海鵬說，2000年陳水扁上臺後，大力加強“去中國化”，“教育部”在中學歷史課教學中，把台灣史的地位抬到與中國史和世界史等同的地位，宣稱“中國是外國”，孫中山竟然成了“外國人”。

為了加緊推動“去中國化”，陳水扁在孫中山身上做足文章。一方面極力把他描繪成“國民黨的孫中山”，以此激化“省籍矛盾”；另一方面，對紀念活動逐漸降低規格。2006年是孫中山誕辰140周年，正當海峽兩岸同胞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儀式，民進黨當局卻連在“總統府”內搞個活動都緊急叫停。

這種混淆是非的做法不僅造成了當時教職人員和研究學者的無所適從，更引起了青年人的認知混亂。在北京大學研究清史的台灣學生黃圓晴就曾遇到這樣的困惑，她說:“為了給一個初中生補課，我發現修訂後的歷史書中孫中山被放人了外國史，原因是原先的中國史變成了外國史。雖然我勃口聯考的時候已經不需要再考‘三民主義’了，但我還是知道孫中山是‘國父’。為什麼要否定我們的過去？”

再造孫中山

2008年3月，國民党得以重新上臺。馬英九上臺後，開始為台灣社會撥亂反正。

此時，台灣人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也呈現新的特徵。由於各種解構孫中山神格化的言論和文章出現，民眾對孫文的態度也不那麼“神化”，而是以平常心看待他，“現在台灣民眾更能接受的，是真實的孫文，而非被國民黨建構出來的孫文。這個真實的孫文是人性的、真性情的、浪漫的。但這不減損大家對他的尊重。”一位台灣民眾說道。

不過在周陽山看來，台灣社會對孫中山的解構走到一個極端，“他們認為過去孫中山過於神聖化，所以現在看孫中山的一切都是負面的。”

周陽山稱自己也不贊成把孫中山神格化，“我認為是把當時的革命條件、革命人物的不同看法，作客觀、符合史實的呈現，如果有爭議，就把爭議呈現出來，電影需要呈現一個多元化的人。至於有些人說孫中山的私生活，我們關心，但我覺得這不是人性化。”

“民主時代，英雄不在”，胡忠信在接受記者采訪中極力反對“國父”這一叫法，他認為政治神話需要解構，應該放在人本主義的立場，把政治人物當人看待，而不是當作政治偶像看。“我認為應該將孫中山放在平凡的人間中，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性。”

張海鵬則認為，把孫中山請下神壇是對的，但是不尊重孫中山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是不對的，不尊重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是不對的。在他看來，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這個地位不可動搖。

“孫中山在1894年第一個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第一個發動了推翻清政府的運動，第一個為中國的建設發展道路嘔心瀝血，提出了中國的現代化計劃，這些都是歷史事實。”張海鵬說，“拍攝有關孫中山的影片，女口果不肯定這些基本的史實，一味地表現孫中山的所謂‘人格化’是不妥的。當然，孫中山在革命事業中也會有缺點，表現這些，關鍵在於把握孫中山一生的主流和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