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粵澳合作聯絡小組第一次會議暨二零零一年度粵澳邊境聯絡工作年會昨日在廣州舉行。會議在總結去年一年來工作的基礎上，就新一年度工作的開展進行了認真的討論。雙方討論的項目，包括緊急醫療救援、橫琴開發、設立出口加工區、環保、旅遊、過境汽車的技術安排、對花農及貿易証持有人監管、拓寬在反偷渡方面的聯繫等方面的合作。
這次會議的實質成果，是會議宣佈，為適應粵澳兩地經濟發展和人車往來的需要，進一步發揮路新城──橫琴口岸的分流作用，廣東省政府決定由今年七月一日開始，停止徵收橫琴大橋的過橋費用。這是繼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對路城──橫琴口岸客貨運通關時間進行統一調整之後，粵澳兩地跨境合作的又一項實質性成果。
巧合的是，就在粵澳合作聯絡小組在廣州舉行會議的同時，本屆廣東省政協也正在廣州舉行第十九次常委會議，由劉維明副主席率領的廣東省政協調研組向常委會議作了關於粵港澳合作的調查報告。該報告指出，粵港澳之間的合作還滯後於形勢發展的要求，現代物流業、金融業、信息業、中介服務業等領域的合作仍有待全面加強，企業之間的微觀合作還缺乏政府的合理導向，政府層面的合作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調研組建議，要進一步強化粵港澳三地政府在合作中的協調功能，按照市場規律和政府協調相結合的原則，進一步完善政府間的磋商、協調、合作機制，發揮政府在合作中的導向作用；要完善粵港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和粵港澳合作聯絡小組制度，對涉及三方共同利益的議題，應舉行三方合作聯席會議，並在適當時候使之制度化；對區域合作已提出的項目和議題，可制訂合理的規劃，有步驟地開展雙邊或多邊磋商和協商。而列席會議的廣東省副省長湯炳權則表態稱，將會進一步加強粵港澳三地政府的溝通協調，擴大合作區域，加強高新技術、服務業、基礎設施、口岸的合作。
廣東省政協調研組的調查報告，不啻是「將」了廣東省政府一「軍」；也折射出粵澳合作聯席合作的制度，固然有此需要，但畢竟只是「小家子氣」。實際上，曾長期擔任廣東省副省長職務、主持經濟建設及對外開放的劉維明，在「退下火線」，超脫地以「旁觀者」的角度作觀察之後，發現了廣東省經濟建設及對外開放工作中存在著肓點和誤區──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廣東省已經「鳥槍換炮」、「今非昔比」，因而也就有點「忘恩負義」，不把當初曾幫助其經濟建設騰飛的港澳地區看在眼內，反而在港澳地區目前在經濟發展方面遇到一些困難之際，「趁佢病，佢命」，置一些有益於粵港澳共同發展的項目〔如珠港澳大橋計劃〕不顧，去搞可能會導致港澳兩特區尤其是澳門特區「邊緣化」的項目〔如「深珠海底隧道」〕。這種心態，不但無益於「一國兩制」順利發展及向台灣地區示範和平統一大業，而且也可能會令台港澳投資者心寒。實際上，近來廣東台商大舉「北上」，「外流」向長江三角洲，這除了是地理環境等因素在起作用之外，也與廣東省有需要時將外商視為「夏迎春」、不需要時把外商當作是「鍾無艷」的態度，脫不了關係。
其實，在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廣東與香港、澳門的經貿關係日趨密切，包括港澳在內的「大珠三角」將漸漸融為一體。因此，展望未來發展，必須從整體區域著眼，才能充分發揮競爭力。過往香港、澳門回歸前，因這兩個地區是在外國人的管治之下，難以與廣東省溝通協調，以致各自為政、重複建設、互拖後腿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廣東省當局應當認真吸取珠海「國際機場」和「伶仃洋大橋」的深刻教訓，不要再做此類為了要把澳門「比下去」而致留下嚴重後遺症的蠢事了。實際上，「深珠海底隧道」與「珠港澳大橋」相比，兩者的投資額和工程量相差不大，但後者卻是省、港、澳「三贏」的項目，而且經濟效益也比前者好得多，還可促使「大珠三角」物流、旅遊圈的發展；而前者則只是對珠江兩岸有利，卻可能會導致港、澳兩特區的「邊緣化」，而且也因經濟效益有局限性而使人們對其能否及早收回投資，產生疑問。
劉維明在擔任廣東省副省長時，曾提出過「團體冠軍」的理論。他指出，珠江三角洲與港澳地區在經濟發展中應發揮團隊精神，爭做「團體冠軍」，而不應把對方視為「對手」，為了爭奪「單打冠軍」而把對方「打下去」。可惜，由於前述的當時港澳尚未回歸的原因，他的這套「團體冠軍」理論未能付諸實踐。而在港澳回歸後，本來已為將「團體冠軍」理論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但可惜劉維明已經「年齡到線」而離開了副省長崗位，而主持省政府工作的又是喜唱「自己顧自己」舊調的「潮州人」，白白耽誤了「新世紀之初」的寶貴時間。
基於過去的種種教訓，也基於目前粵港、粵澳合作聯絡機制也同樣是呈露出「各顧各」的小家子氣，應將廣東省政協調研組提出的「對涉及三方共同利益的議題，應舉行三方合作聯席會議，並在適當時候使之制度化」建議化為粵、港、澳三地政府的施政舉措，在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的基礎上，建立粵港澳合作聯席會議機制。如果廣東省政府對此提議「不感冒」，就應由中央政府出面，協調粵、港、澳三個地方政府的合作問題，使「大珠三角」成為新世紀經濟發展競爭的「團體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