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位太空人楊利偉在澳門的短短二十六個小時之行，捲起了一陣「楊利偉旋風」。使一向寧靜平和的澳門，也颳起了追星熱潮。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學生和各界居民，湧向楊利偉出席各種活動的場所，湧向正在舉辦「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的綜藝館。這是自澳門回歸及其前後一段時間的各種大型活動之後，澳門地區久違了的熱烈場面。

成千上萬「追星族」所「追」的，當然是被視為中國人民大英雄的楊利偉這顆「大明星」。這從一些青少年學生獲得楊利偉的簽名或是與楊利偉合照的機會，就欣喜萬分，表示要將之珍藏之，並與朋友同學一起分享，就可見一斑。

當然，青少年學生們所追求的，不僅僅是要見楊利偉這位大英雄的一面。他們要透過與楊利偉的近距離接觸，以至與楊利偉的真情對話，來學習中國太空人以至航天戰機上的科學家們默默耕耘、苦心鑽研的科學精神，刻苦耐勞、勇於面對困難的人生態度，冷靜沉著、寵辱不驚的處事方法，從而提升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及對努力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執著感，以及對未來參加「澳人治澳」，維護和發展澳門特區穩定繁榮的責任感。

筆者向來不是「追星一族」。而且近年因為承受報社經營沉重壓力，為了盡可能地開源節流，一個人挑起幾個人的工作量，為珍惜時間已很少參加各類社會應酬活動。但在這次楊利偉和中國航天代表團來澳訪問活動過程中，筆者卻破了「例」，擠出時間參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動，爭取機會一睹航天英雄楊利偉的風采。

筆者之所以在這股「追星熱潮」中「隨波逐流」，當然首先也是與千千萬萬的「追星一族」一樣，為我們祖國在航天領域中取得的偉大成就，以至從中折射出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大而感到自豪和驕傲，及出於對航天英雄的敬仰。但在本人來說，還蘊含著一種極為複雜的個人情感，就是要透過與祖國航天人的近距離接觸，表達對「救命恩人」的真誠感謝之情。因為如果沒有祖國的航天事業，筆者早就不在這個世界了。當年「東方紅一號」的發射成功，把差一腳就要踏入鬼門關的筆者拯救了回來。也正因為如此，三十餘年來，筆者對國家的航天事業的情況，總是以感激、敬仰的心情予以關心、注意。每次成功發射衛星及後來的「神舟」飛船，就從心底裡致賀，並將之當作是自己的「另類生日賀禮」。因此，當筆者今次收到出席「中國首位太空人楊利偉和航天團歡迎儀式暨載人航天飛行展開幕典禮」的請柬後，也就不惜打破自己近年絕少參加各類社會活動的「慣例」，積極參與該項活動，直把這個全澳居民盛大的節日當作是自己個人的「另類生日PARTY」了。

請不要指斥筆者這是「公器私用」，也請勿責備筆者這是「自我膨脹」。筆者把自己的「另類生日」與國家的航天事業掛聯在一起，是自有其來由。一九七零年三月間，「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迫害廣大無辜群眾的重大惡行──「一打三反運動」興起。時任廣東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政委的林彪黨羽劉興元，在泡製「廣東地下黨叛徒集團」冤案，打擊一大批黨政領導人，矛頭直指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的同時，也簽發了一個後來在批判「林彪四人幫集團」、撥亂反正中，被指為「海外關係黑六條」的「關於清理有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的六項決定」的文件。因在筆者工作的單位中，只有筆者一人才有所謂「海外關係」，故就成了「深挖狠批」的重點對象，被打成「現行美蔣特務」。而掌權的另一派群眾也將他們所私自截扣的澳門親戚寄給筆者的信，直指為筆者「參加美蔣特務組織的証據」〔筆者平反並獲退還「証據信」後，才發現是作為澳門婦聯會員的親戚，只是在信中要筆者「聽毛主席話」，並無任何「介紹參加特務組織」之語〕。為此，筆者的身體受盡種種折磨，人格也受盡了侮辱，甚至還被拉去刑場「陪槍斃」，至今身上仍留有跪玻璃碎、燒紅鐵棒烤灼的傷痕。

在經歷了連續三日三夜車輪轉刑訊，筆者仍無法「交代參加美蔣特務組織的罪行」 ，而被拉到刑場上「陪槍斃」之後，尤其是在親眼看到一些也曾「陪槍斃」的難友，紛紛以「死」抗爭，或是在押解回「牛棚」的路上一頭撞進行駛中的汽車底，或是用拳頭打破「牛棚」的玻璃窗，以玻璃碎片切割自己的大動脈……的情況下，筆者也是已感生無可戀，做好了自殺的准備。

但就在筆者正在實施自殺的一刻──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時正，「牛棚」窗外的大喇叭播發了「特大喜訊」﹕中國成功發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筆者這才驀然驚醒，原來人生不盡灰暗，還有許多美好事物。既然自己不是甚麼「現行美蔣特務」，為何就此逃避人生？從而毅然決定終止實施自殺計劃。因此可以說，是國家的航天事業，拯救了筆者的生命。每一次航天計劃的成功，都是筆者的「另類生日」。

回憶了這段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屈辱往事，相信讀者朋友們，也不忍指責筆者「公器私用」、「自我膨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