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喻為對台研究「南鴿」標誌人物的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昨日在香港《明報》以《須建立對台新路線》為題撰文指出，「鄧六條」、「江八條」作為兩個歷史時期的對台方針，對台灣曾發揮過很大作用。但台灣急劇的變化，使貫徹這些政策的基礎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了很大的不適應。因此對大陸而言，不管台灣大選如何落幕，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建起應時的有針對性的代表新一代領導核心的務實求真的對台新方針和新路線，以我們的政策優勢建立兩岸關係。我認為，這也許是最最重要的當務之急。

章念馳的這番話，提出了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就是必須根據台灣政局的變化，與時俱進地調整對台政策，使之能適應變化了的台海形勢。這種觀點，是符合唯物辯証法中關於「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觀點，及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所揭示的「創新就要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實踐沒有止境，創新也沒有止境。我們要突破前人，後人也必然會突破我們。這是社會前進的必然規律。我們一定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以實踐來檢驗一切，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要譜寫新的理論篇章，要發揚革命傳統，又要創造新鮮經驗。善於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的精神的。

「鄧六條」、「江八條」在過去的歷史上，曾經對實現國家統一大業發揮過很大的作用，也經受了歷史實踐的檢驗。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佈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隨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述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後來被稱為「葉九條」〕。「葉九條」是中共和中國政府在新時期對台方針政策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學者楊力宇時，又進一步闡述了實現台灣和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構想〔後來被為「鄧六條」〕。「鄧六條」使「一國兩制」的構想更加完N充實，更加具體化、系統化。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發表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後來被稱為「江八條」〕。「江八條」精辟地闡述了鄧小平關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精髓，並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提出了最新構想，「江八條」體現了中央對台方針政策的一貫性、連續性和在新形勢下的進一步發展，展現了中共和中國政府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誠意，是解決台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毫無疑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和由《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和「江八條」闡述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各項具體措施，現在是、今後仍將是中央對台工作的基本綱領和具體政策。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目前台灣地區的政治形勢，與上述綱領性文件發表時的時空背景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變化。因此，上述方針政策就將會面臨如何與之相適應、與時俱進地重新解讀及適當調整的問題。

實際上，在《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和「鄧六條」發表之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堅決反對「台獨」的蔣經國先生，正在牢牢掌控著台灣地區的領導權。海峽兩岸當時的政治對立、軍事對峙態勢，完全是國共內戰的延續。由於國共兩黨在歷史上曾有過兩次合作的歷史，更由於蔣經國先生也無時不刻地掂掛著兩岸的統一〔盡管他所提出的統一方針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畢竟兩岸之間是存在著「在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實現統一」的政治基礎的。

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台灣地區的政治口號，盡管仍未脫離「反共」巢臼，但卻是與「統一」緊密相連的。比如，「總統府」廣場前面所豎立的大標語牌「反共必勝，統一必成」，就體現了當時台灣當局的既定政策。而各「政府」機關、軍事單位及學校的辦公大樓或大院內所裝置的政治口號標語牌，除了是打出了「反共」的訴求之外，也提出了「統一」的愿景。為此，查良庸曾在香港《明報》撰寫社論稱，只要鄧小平、蔣經國兩先生仍然健在，中國的統一就完全能實現。雖然他是以鄧、蔣兩人是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作切入點而闡述這一觀點的，但畢竟亦反映了蔣經國先生追求統一這一客觀事實。

到「江八條」發表時，台灣地區的政治局勢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斯時，蔣經國先生已經仙逝，李登輝上台也已有七年光景。一方面，李登輝喊了一百多次「不搞台獨」，並在他主導之下，先後成立了「國統會」、「陸委會」，頒佈了「國家統一綱領」和「兩岸關係條例」，確立了「和平統一」的方針及「時間進程表」，並順應台灣民眾的要求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及海協、海基兩會談判。另一方面，李登輝卻排擠堅持「反獨促統」立場的黨內「非主流派」，大量扶植懷有本土觀念的本省籍人物，並透過「修憲」凸顯「兩岸互不隸屬的對立政治實體」的政治定位，還以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去中國化」的「獨台」理念。很明顯，「江八條」忽略了這一微妙變化，仍是以「蔣經國時代」來作為制訂對台政策方針的時空背景。

而在目前，由於奉行「台獨黨綱」的民進黨透過「合法手段」奪取了台灣地區的領導權，並在日前的「總統」選舉中首次獲得過半選民支持﹔也由於陳水扁已透過「公投制憲」、「一邊一國」完全暴露了其「台獨」真面目﹔更由於原來寄望能夠頂住「台獨」逆流的「泛藍」集團，也為了選票考量而隨波逐流，放棄了「反獨」立場，逐漸走向「民進黨化」﹔故「蔣經國時代」的時空背景，已基本上成為「過去式」，而根據「蔣經國時代」時空背景制定的對台方針政策，就面臨著一個必須「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的問題。因此，中央很有必要按照中共「十六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思考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和平解決台灣的思想，及鄧小平、葉劍英、江澤民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實現國家統一大業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提出一些適應台灣政治局勢的「新道道」。調研要有新思路，決策要有新突破，運作要有新局面，工作要有新舉措，奪回對台鬥爭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