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何厚鏵在「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優質社會的創建，要求優化政府的施政能力。因此，特區政府將以基本法的原則和框架為本，根據社會的實際發展需要，穩步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不但要推進政府運作的民主化，也要推進各種層次的社會運作民主化。創造更大的空間，讓市民能更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諮詢，體現「澳人治澳」的政治文化，為澳門不斷趨向成熟的民主體制，全方位打造廣泛和深厚的基礎。

印象中，這是何厚鏵首次正式使用「施政能力」一詞。或許，是受到北京兩個月前舉行的中共第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啟發，將「執政能力」移植為「施政能力」。倘這一猜測與客觀事實相去不遠的話，何厚鏵之棄用「執政能力」而改用「施政能力」，是頗為恰當的。而「施政能力」一詞也是準確、科學地反映了澳門特區的實際政治地位的。實際上，「執政」是指掌管國家政權，有時也指掌握國家政權的人。為此，「執政黨」就是掌握國家政權的政黨；在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中，也叫「在朝黨」。但澳門特區並非是一個國家，只是在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故行使本地區行政管理的權力，就不能採用「執政」一詞。而採用「施政」則較為恰當。按《現代漢語詞典》及《新華詞典》詮釋，「施政」是施行政治措施或施行政務，這就符合澳門特區政府是在中央的授權下，享有高度自治權，管理澳門特區行政事務的政治定位。

不過，盡管「施政」與「執政」在政治層級方面有別，但「施政能力」與「執政能力」在內容上，卻是有著許多共通之處的。實際上，何厚鏵在「施政報告」中所指的「推進政府運作的民主化」，就與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所強調的改革和改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在理念上大致相同。而「施政報告」中所指的推進各種層次的社會運作民主化，及創造更大的空間，讓市民能更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諮詢，體現「澳人治澳」的政治文化，也與「決定」中所強調的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保証人民當家作主，有點近似。

按照一般理解，所謂決策的科學化，就是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尊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規律，在大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取得第一手資料，使決策能夠正確反映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反映客觀實際。要以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認真分析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和國內發展環境的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作出正確的判斷，密切跟蹤各種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因素變化，使各項決策反應靈敏，具有預測性、前瞻性和引導性。

同樣，所謂決策的民主化，就是要在決策過程中，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不僅要聽取中央各部門的意見，也要聽取各地方的意見；不僅要充分聽取黨內意見，也要廣泛聽取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意見；不僅要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也要聽取一般老百姓的意見；不僅要聽取正面的意見，也要聽取不同的意見；不僅要在決策前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而且要在決策實施過程中注意聽取各方面的反映。總之，要廣納群賢、集思廣益，集中群眾的智慧，兼顧各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使決策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

值得注意的是，「決定」在提出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同時，還特別強調要「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健全糾錯改正機制」。也就是說，應當對決策的執行情況進行跟蹤及反饋，及時解決執行中的調整完善問題。要堅決實行「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整體決策出現嚴重失誤的，既要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也要追究領導人員的責任。而與責任追究制度密切相關的，就是發現決策失誤或有問題時，要能夠及時糾錯改正的機制。這是實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加強對決策權力的制約與控制，明確決策系統與其他系統的權力和責任，決策職能、執行職能和監督職能應相對分離，各司其職。看來，這又與「施政報告」中所強調的「我們決定加強各級官員履行職務的問責性」，較為近似。

因此，如果「施政報告」中的「施政能力」概念的產生，確是移植自「決定」的話，「決定」中所指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以及責任政治的精神及內容，也就是特區政府上至特首、下至各級公務員應當參照的寶鑑。當然，「施政報告」中所主張的「穩步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及「不斷趨向成熟的民主體制」，是指在「澳門基本法」的框架之內的民主化發展，而並非是要進行「政制改革」。實際上，何厚鏵在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也間接地表示在其第二任特首任內，很可能將不會提出「政制改革」方案。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已為「政制改革」規定了必須履行的法定程序，涉及面較廣，層級較高，並非是特首「想做就去做」那麼簡單。但日後隨著澳門社會的發展進步，居民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識的提高，而社會也有此普遍要求及共識的話，始終還是將會走到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立法會產生辦 法這一步的。但這已不是二零零五年度「施政報告」所能顧及的事情，看來是應當到二零零九年或之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