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近代和現代史上，有許多知名人物是與澳門有著種種關係的。如孫中山曾在澳門行醫作掩護進行革命活動；葉挺在廣州起義失敗後曾隱居澳門近十年，直至抗戰軍興才應邀北上出任新四軍軍長；葉劍英亦曾在澳門活動過。另外，冼星海、鄭觀應、汪精衛都與澳門有關係。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亦曾在澳門創辦過《知新報》和《鏡海叢報》，這為澳門之有中文報紙之始。
最近，筆者讀到一份史料，發現「維新派」的另一主將，被譽為「洋務和改良運動中的實幹家」的經元善，亦曾因受慈禧太后的迫害而落難澳門，並遭澳葡當局囚禁。由於經元善是一個近代史上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但與他同一時代的許多進步人士都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故相信在進行澳門文史資料徵集工作中，這則史料會有一定參考價值。
經元善，字蓮珊〔亦稱蓮山〕，晚年號剡溪聾叟，浙江省上虞縣驛亭村人。生於一八四一年，卒於一九零三年。他出身於一個舊式紳商家庭。父親經緯〔字慶桂，號芳洲〕自幼貧寒，十九世紀初赴上海經商，由於善於經營，到四十年代中期已成為擁資數十萬的滬上富商。
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父親病故，二十五歲的經元善以長子身份繼承世業仁元錢莊和「知府」銜，他用從父親那裡學來的才能認真經營，使仁元錢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成為上海頗具名氣的匯劃莊。他本人亦在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和一八八九年先後被推舉為上海南市錢業公會和北市錢業會館的董事，在上海紳商界嶄露頭角。
首先使經元善出人頭地的是義務賑災活動。當時，中原五省連年災荒，經元善竟將世業仁元錢莊停辦，集中精力首創「上海協賑公所」，組織和領導上海江浙紳商的義賑活動，持續了十年之久，募款數百萬，救濟了大批災民。中國近代大規模的民間義務賑災活動實始於此。通過義賑活動，他認識了盛宣懷、鄭觀應等洋務企業的骨幹，也與清廷要員李鴻章等人相識，並得到朝廷十一次嘉獎。這些，為他日後的洋務企業活動和社會改良活動打下了基礎。
一八八零年，他在「提倡商務」、「為民興利」思想的指導下，接受李鴻章的委任，入上海機器織布局任「駐局專辦」的商業會辦，開始涉足洋務企業。後來，又在鄭觀應的推荐下，由李鴻章委為中國電報局滬局會辦，稍後又升為總辦。他大力改革經營制度及管理制度，首年便使電報局扭虧為盈。在他二十年的苦心經營中，到一九零零年已使電報網佈及全國各行省和主要商埠，報費年收入增加二十多倍，成為當時最成功的洋務企業。
經元善的經營才能頗得洋務官僚和中外紳商的重視。在他任職電報局時，李鴻章、盛宣懷、張之洞又先後聘請他兼職金州煤礦、輪船招商局、利國驛煤礦、湘北織布局。在洋務活動中，經元善雖然時常與洋務派官僚相往來，但始終保持著商人的身份，代表著商人的利益，堅持用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洋務企業，所以時常與洋務派官僚發生衡突，並與和他關係最為密切的盛宣懷產生矛盾。
甲午戰爭爆發後，一些改良主義者打算組織義師上前?Y抗敵，由在江浙紳商中頗具號召力的經元善，將鍾天律的《募義響與義兵公啟》和康有為的《保鮮攻日策》，呈送兩江總督張之洞，請求?+用。又廣發「公啟」，號召海內外志士仁人通力合作，招賢納才，抵抗日本侵略者。甲午戰爭後，洋務企業中的坎坷遭遇和甲午戰爭的喪師辱國，促使經元善從社會經濟活動轉向教育和政治活動。一八九五年十月，康有為到上海創辦強學會，經元善積極進行協助，還推舉了改良主義思想家和活動家江康年、鄭觀應等入會辦事，並答應由上海電報局撥捐作為會費。一八九七年間，經元善在上海發起創辦了中國的第一所女子學校──中國女學堂。雖然女學堂遭到朝臣的反對，面臨經濟困難和政派壓力，但他仍堅持下去。所設課程，中西各半，學堂內提倡男女平等，禁止纏足，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賢。
戊戌變法開始後，經元善的社會改良活動更為頻繁，他向張之洞遞交了一份變法請愿書。在一九零零年初的反對「己亥立儲」活動中，由他領銜發出了包括蔡元培、黃炎培等人在內的一千二百三十一名旅滬維新人士和紳商的聯名通電，懇請光緒皇帝堅持執政。上海工商界還集會研究制定了反對立儲的五項辦法，如清廷執意不悟，則以進行罷市對待。在社會輿論和其他方面的壓力下，清廷被迫取消了改元立儲的計劃。
經元善由於發起反對「己亥立儲」的活動，得罪了清廷，家財被抄，被迫於一九零零年一月二十九日乘英輪南逃避難，於二月七日抵達澳門。但清廷緊追不捨，責令盛宣懷於一個月內將經元善捉拿歸案。於是盛宣懷串通兩廣總督李鴻章，以虧損潛逃罪移文澳門葡萄牙總督，經元善遂於二月二十五日晚被澳門當局拘捕。後經上海同人將電報局款項結清，並聯名要求英國駐滬領事、香港和澳門總督勿將經元善移交清政府，澳門當局才將經元善囚禁於澳門。
經元善以率先通電而名聲大著，在囚禁澳門期間仍有人去函致意。梁啟超讚他「氣貫雲宵，聲振天地」，容閎深信事必將「書史昭垂，傳播中外」。許多人還多方奔走，設法營救，使經元善於一九零一年夏獲釋。
經元善在被囚澳門期間，回顧總結了自己從事洋務企業和社會改良活動的經驗教訓，表露了對洋務官僚的不滿情緒，痛斥洋務派官僚不能」洞明商務」，只知「罔利聚歛」，名為官督商辦，實則「侵佔商業而官辦」，「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中包私囊的劣跡。同時仍然對洋務派官僚抱有幻想。他也總結了自己與維新派的關係，以為維派講治術，事近功，用的是外科醫生「施刀術，快速放」的方法；他自己則信王道，圓遠利，用的是內科醫生「顏調理補之方」的辦法。因此彼此「同而不和，辭而不覺」。
一九零一年九月，經元善離開澳門抵達香港，次年夏秋間返回上海。此時的經元善已年老體衰，兩耳聾聵，一目失明。雖閉門家居，但仍參加一些女子教育活動。直到一九零三年秋病死於上海家中。
經元善作為一個洋務企業的高董，其名聲沒有唐廷樞、徐瀾、鄭觀應大，但是，他更富有資產階級的創新精神和以洋務派到改良派轉化的典型。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改良派，經元善沒有康有為、梁啟超的宏篇大論，也沒有譚嗣同那樣的可歌可泣，但是他注重社會實際，富有實幹精神，稱得上是一個資產階級社會改良活動家。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固然需要有偉大的思想理論家，也需要有敢於拋頭顱、淚熱血的勇士，但更需要廣大的實幹家。經元善的可貴之處，就在於言行一致，勇於創新，敢於實踐。而他在澳門被囚期間所作的著述，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寶貴文獻資料，有關部門是應當加以搜集及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