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特首何厚鏵在出席澳門街坊總會慶祝成立二十四周年暨新春酒會致辭中，宣佈特區政府將於短期內推出相關措施，協助弱勢社群和低收入階層紓緩通脹壓力之後，不但是嗷嗷待哺的弱勢社群和低收入階層在焦急地等待著特區政府進一步宣佈「相關措施」的具體內容，而且連自忖將未能受惠的中產以上階層也很好奇，特區政府的「相關措施」，與新加坡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還富於民」措施相比，將有何不同？

昨日，澳門特區政府終於公佈了協助廣大市民尤其是弱勢社群和低收入階層紓緩通脹壓力的一系列臨時經濟補助措施。與新加坡人人有份的「分紅」措施及香港以減稅為主的「派紅包」措施不同的是，澳門的一系列臨時經濟補助措施，更著重於照顧弱勢群體。盡管仍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本澳兩極分化、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弱勢群體和低收入階層抗禦通貨膨脹加劇的壓力。不過，與讓全體「澳人」都能分享整體經濟發展成果的要求，仍有一定的距離。

應當說，特區政府昨日宣佈的一系列臨時經濟補助措施，在內容上比新加坡、香港的「分紅」、「派紅包」措施，是豐富得多，計算方法也複雜得多。因此，這已不單純是因應庫房充裕而「還富於民」、「回饋納稅人」，而是帶有社會福利、扶貧助弱的性質。這對於幫助弱勢群體渡過難關，擁禦通脹壓力，是有積極作用的，也有利於在一定程度上消彌低收入階層因分享不到經濟發展成果而對社會、對特區政府的怨氣，化解社會矛盾，消解類似「五一」遊行的滋生因素。因此，特區政府在幫助低收入階層抗禦通脹壓力的同時，實質上也是為自己消解社會壓力。

澳門特區政府號稱「澳人治澳」政府，而特首何厚鏵也提出「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這就要求特區政府在積極發展經濟、努力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同時，也使到全體「澳人」－－包括弱勢社群和低收入階層在內，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實際上，「澳人」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民」也不單止是擁有較強創收能力的富人。如果忽略了弱勢群體及低收入階層，「澳人治澳」政府的工作，就有所偏差；「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在貫徹落實的過程就不是完全的。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者幫助後富者，走共同富裕道路」。這句話本來是一個「三段論」，是一環緊扣一環的。但在實踐上，似乎是有相當部份人都只注重其中的第一句「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而忽略了「先富者幫助後富者」的責任，更是忘記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我們澳門的情況，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在回歸初期，特區政府為了盡快改善回歸前經濟長期低迷的局面，在政策上向投資者傾斜。比如，以偏幫大地產者而忽略經濟房屋、社會房屋的建設；又如，為大型賭場開放「綠燈」而忽略中小企業的生存……等。結果，經濟發展了，也有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但卻因為未有實踐「先富者幫助後富者」，更沒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致使出現了兩極分化的情況，貧富差距拉大。更不容否認的是，傾斜政策的濫用，加上個別官員以權謀私，於是就衍生了官商勾結、黑箱作業等負面行政，催生了諸如歐文龍式的「暴發戶」，但佔相當部份的「澳人」的實際生活品質，卻低於回歸前。即使是在投資者中，也呈現兩極分化狀況：有人「飽死」，或是獲得政府批給大量土地，或是包攬了大部份的政府工程；有人「餓死」，或是難以向政府討得分寸土地，或是在政府工程競投中，屢投不中。這種種不公平現象，早已積成強烈民怨。但當政者仍被表面的「人均ＧＤＰ二萬美元」所蔽惑，而不將有識之士的好心提醒當作是一回事。如果不是歐文龍貪污案東窗事發，也如果不是幾次大型群眾遊行敲響了警鐘，可能至今仍陶醉於表面的「形勢大好」之中。

如今，特區政府終於認清貧富懸殊、相當部份「澳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事實，實行「開庫濟貧」。但與新加坡去年財政盈利六十四億新元，即撥出十八億新元亦即盈餘額的百分之二十八來「分紅」，及香港特區政府去年財政盈餘一千一百五十六億元，總計向全民返還財富四百一十五億，亦即返還率更高達百分之三十六相比，澳門特區去年的財政盈餘高達二百多億元，但「普灑甘露」只是八億多元，亦即百分之零點零四；或是換另一種算法，與平均每一位新加坡人獲分紅二千元加元，而香港也是人均受惠六千六百多元相比，以全澳人口五十萬人計算，八億元的補助額只等於平均每人受惠一千六百元，似是「力度」仍有不足。盡管說，我們必須積蓄防饑，留有較為充足的財政儲備，但「開庫濟貧」的額度，仍然顯得「小家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