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日來抵港進行工作考察，引來許多政治遐想。盡管他是因另有外訪任務，而未能趕及在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十一周年時訪港，使人對他訪港的性質定義撇除了「慶賀」一類，但畢竟是在香港「區慶」過後只有不到一個星期，就從朝鮮等四國之行後，馬不停蹄趕到香港，仍可算是「補賀」。不過，其香港之行，其性質和意義仍不止於「補賀，應有著其「更深層次原因」和「更重大任務」。

實際上，習近平在三天來的活動中，反覆強調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考察北京奧運香港馬術比賽的籌備工作，二是勉勵和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三是代表中央向香港官民踴躍支援四川災區表示感謝。這其中的第一項任務，已超越了他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主管範圍，但卻完全符合他的另一個臨時編組身份－－中央奧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在北京奧運開幕前夕，各路外國反華勢力與「藏獨」、「疆獨」勢力互相勾結，千方百計要破壞、干擾奧運，而內地也發生了若干不利於平安舉辦奧運的群體性事件，因而目前爭取平安、順利地舉辦奧運，已是當務之急。既然中央政府順應香港特區的要求，將北京奧運的其中一個比賽項目－－馬術比賽，安排在香港舉行，習近平當然有必要以其主管奧運和港澳工作的雙重身份之便，在距北京奧運開幕還有一個月之際，親赴香港考察指導了。

這可以說是習近平職責所在，也可以說是中央對香港的奧馬籌辦工作放心不下。實際上，在內地保安比較嚴密，外國人入境可以嚴加管控的情況下，都已發生了一些破壞、干擾奧運的事件了，那麼，香港因制度使然，各方面的維安制度並不是那麼嚴密，國際反華勢力是很容易「乘隙而入」的。但遺憾的是，特首曾蔭權至以下的一眾官員，只是以西方的思維定勢和價值觀來看待這些嚴肅的問題，一派「太平山下，天下太平」的輕怠鬆懈心態，曾蔭權本人甚至是很少過問。這與內地官員的高度重視、全力以赴表現相比，香港官員幾乎已達「失職」地步。因此，就形成了「太監唔急皇帝急」的錯置現象。中央有必要以習近平親身到香港考察的形式，向港府擊一猛掌。就此，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在考察奧馬場地時的談話內容，語氣是頗重的，大有責令曾蔭權必須親自承擔責任之意。這對那些長年習慣於英式官僚運作作風，朝九晚五按章工作卻又安於高薪厚祿的公務員體制中人來說，不啻是當頭棒喝！

習近平此次訪港，與其前任曾慶紅相比，有一個很微妙的不同之處，就是曾慶紅特別安排接見了香港主要財團負責人，而習近平則無此項安排，而是分別到香港中產家庭和基層家庭探訪。這可能是由於兩人訪港時的社會氛圍不同而導致中央重點關注焦點有別，也有可能是與習近平本身從小就生活在磨難之中的經歷有關。但肯定的是，目前香港通貨膨脹較為嚴重，市民生活素質受到較大的衝擊。但似乎香港特區政府因受困於「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風波」等其他事務，未有正視民生問題。習近平的「訪貧問苦」，似是在以「無聲語言」，來指導曾蔭權必須關注民生，實踐胡錦濤的「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四句真言。

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似乎都陷入了一個「反現象怪圈」，就是並未能充分發揮當地制度的優越性，反而事事處處要依靠中央出手「打救」。實際上，當年鄧小平之所以要設計出「一國兩制」政策，就是基於台、港、澳所實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有其某些特殊性質優越性。但在香港、澳門回歸後，這種優越性卻未能充分發揮出來，還需要中央透過實施「CEPA」、「個人遊」等形式，予以「打救」。而且，還有被濫用的不良傾向。比如，在澳門實施的「個人遊」，陰差陽錯地衝擊了中央原來批准澳門開放賭牌是為了吸引外國高端賭客的構想，變成了反過來吸引大批內地高官到澳門參賭，以致動機與效果不統一。但是，港澳兩地政府似乎卻是發揮主觀能動性不夠，只是坐享其成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今次，習近平又透露，國家商務部不久將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有利於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尤其是廣東省的有關安排文件。按照「港澳一體」的原則，這一安排可能也將延伸到澳門。在港澳兩特區都未能為國家作出甚麼貢獻之前，卻一味依靠中央「輸血」，可能是已經與當初鄧小平設計的「一國兩制」方針的原旨，並不相符。但是，港澳特區卻將之當作是「理所當然」，並樂意於「坐享其成」，這又是另一種形態的「太監唔急皇帝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