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何厚鏵近日簽發了第二一八／二零零八號行政長官批示，決定在澳門理工學院設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該研究中心屬於項目組性質，存續期為為兩年，並可延長。其宗旨是建立關於「一國兩制」原則的策略性資料參考依據。該研究中心的設立和運作所衍生的負擔由登錄於澳門理工學院的本身預算內之有關撥款支付，或由法律為此目的而調動的其他撥款支付。而澳門理工學院則負責向研究中心提供行政技術輔助。

在澳門特區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是沒有前例可參考的系統性政治工程。正因為是「史無前例」，就要求當政者一方面必須「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及總結經驗，以利再戰；另一方面更應探討、研究有關「一國兩制」方針的理論，並以此來指導實踐工作，及對實踐工作中出現的種種情況，從理論的高度進行剖析研究，總結經驗，找出教訓，以利於今後少走彎路，順利前進。否則，沒有理論作指引，即使熱情和幹勁再高，也有可能會陷入「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狀況，以至於可能會走錯方向。

遺憾的是，在香港、澳門回歸初期，從中央到特區，都犯了忽略理論研究的錯誤。實際上，在中央方面，香港、澳門回歸後不久，竟然下令撤銷全國各地的「港澳研究所」，使到回歸前曾經蓬勃興旺的港澳政策、經濟及跨境合作等的研究工作，一下子停頓了下來。因而對港澳在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中出現的各種情況，未能及時地進行系統性的研究。而缺乏理論升華的實踐活動，就往往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這正是香港、澳門特區在前進過程中，均出現程度不同的「問題」，因而港澳事務工作陷於被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直到香港發生「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有關部門才警覺過來，成立了規格不低的「港澳研究所」，靠掛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港澳實施「一國兩制」的情況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據說，中央的各相關部門，也根據自己部門所主管的業務範圍，對港澳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其中有些是個案性的調研。

在澳門特區方面，教訓就更為深刻。其實，自澳門特區成立不久，此間就有不少有識之士強烈呼籲，特區政府應成立「智囊團」或政策研究部門，為特區政府的施政提供參考意見。但可能是當政者過於自信，或是其他的甚麼原因，而一直拒絕這一建言。以至形成了在全世界的各地政府中，唯有澳門特區政府不設立「外腦」機構的奇特現象。實際上，在全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無論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都設有政策研究或智囊機構。在內地，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單位，中共中央、省委、市委、縣委，及國務院、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都分別設有政策研究室。在西方國家或地區，則或是設有建制內的政策研究部門，或是委托建制外的研究機構進行政策研究。就連同是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也設有建制性的政策研究部門——「中央政策組」。唯獨澳門特區是光靠首長「拍腦袋」決定施政大計。

這種決策方式，在社會結構簡單，社會政治生活單純之時，還可應付過來；但到了社會政治多元發展，社會矛盾叢生以至尖銳激烈化之時，就完全失效了。實際上，一個人每天只有二十四個小時，只擁有自己所熟悉的專業知識，是根本不可能應付得了瞬息萬變的社會變化，及知識爆炸的時代特徵的，必須要借助「外腦」－－智囊機構，才能做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及應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形勢。近年澳門特區政府在施政上出現力不從心，甚至是陷於被動的現象，原因固然很多很複雜，而特區政府缺乏「外腦」機構支援，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吃了一「塹」之後，特區政府長了「一智」。開始注意設置「外腦」機構起來，設置了「綜合生活素質研究中心」（後改稱「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是為一例；現在在理工學院設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又是一例。

不過，從「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是靠掛在理工學院的隸屬關係看，這個「研究中心」的性質，可能只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而非政策研究機構。誠然，澳門特區需要進行對「一國兩制」的理論的研究，故這個研究中心的設立，是有必要的。但澳門特區更需要進行實務性的政策研究，其中既需要全面、系統，帶有戰略性的長、中期政策方向研究，也需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應急政策研究。這不但是有別於學術性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而且與屬於專題、個案性研究的「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有所區隔。

不管怎樣，「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既然已經設立，就宜充分發揮其職能，在對「一國兩制」方針進行務虛的理論研究的同時，也宜針對在「一國兩制」實施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實務問題，進行理論結合實際的研究，為特區政府的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供專業性的建言，使特區政府的施政方向，能沿著「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前進，以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