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當政符合資本主義特性唯非國際慣例 商人當政符合資本主義特性唯非國際慣例

以「排除法」方式,對坊間所傳可能在明年有意參選第三特首的人士中,將機率不高以至是其本人本來就無意參選甚至是不符合參選條件的賀一誠、蘇樹輝、楊俊文、陳明金、吳國昌、許仕仁,甚至是麥健才、李光遠等人排除之後,真正有可能會參加第三任特首而又擁有參選實力的人,可能就剩下譚伯源、崔世安、何超明等人了。而這三人,均是澳門回歸後,第一、二任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指廣義的亦即是在國家領導人觀禮下宣誓就職者),經過十年的政務公職生涯,不但是掌握了出任特首所需要的豐富公共行政經驗和資歷,而且也已從其出任主要官員前的私人業務(何超明除外)中淡出。一句話,就是符合傳聞中的中央政府傾向於「公務員治港、治澳」、「專業人士治港、治澳」,而不大樂見「商人治港、治澳」的其中一項重要條件。

但倘是以此重要條件衡量,在上述三人中,似是譚伯源相對地底氣仍嫌不足。這是因為,在出任經濟財政司司長之前,譚伯源是商人;而何超明早已進入公職;崔世安雖然是來自民間,但卻是專業人士,不涉商業利益。譚伯源的商人出身,與後二人的非商人背景相比,顯然是吃虧了一些。

實際上,澳門回歸前,由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基金會出版的《澳門總覽》,就將譚伯源的身份定位為「商人」。--因為當時他是澳門聯合製衣織印染廠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及澳門付貨人協會的理事長,澳門廠商聯合會的副理事長,澳門中華總商會的會董。據說,何厚鏵在當選首任特首並進行「組閣」時,最初設想中的經濟財政司司長是另有人選的。但有關商會團體以當時澳門經濟嚴重衰退低迷,認為必須由懂得經濟運作的商界人士出任該職位,才有可能挽救澳門經濟。何厚鏵順從並接納了這股強大民意,改變自己的主意,宣佈將由譚伯源出任經濟財政司司長。當即就有商人在報章上刊登全版廣告,歡呼「澳門經濟有救了」,並稱譚伯源是澳門經濟的「大救星」。這既是反映了當時澳門商人對恢復和振興澳門經濟的迫切願望,又折射了譚伯源與商界的關係匪淺。

當然,套一句當年中共曾推行的「要講成份,但不唯成份論,重在表現」的出身成份政策,「商人」出身並不妨礙譚伯源能夠成為一位好的行政官員。實際上,譚伯源自走馬上任後,確實是不孚眾望,尤其是不孚商望。經過頭一、兩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固本培元」之後,為二零零二年的賭牌開投打好了基礎。而由於博彩業政策的調整,引進了外資博企及競爭機制,也恰逢其會,中央決定開放內地居民以「個人遊」形式旅遊港澳,使到澳門博彩業發展成績驚人。為此,澳門整體經濟容量、人均GDP及政府庫房稅收,每年均以雙倍數增長,比當年「亞洲四小龍」的成長經歷更要耀眼,澳門人均GDP更一躍超過香港和台灣地區。澳門經濟的飛躍發展及社會基本和諧,成為實施「一國兩制」的楷模,不但是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贊賞,也為國際社會所觸目。  

因此,就此而言,譚伯源應是居功至偉。尤其是按照「澳門基本法」關於澳門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方式,五十年不變」的規定,既然澳門特區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當然是相對於實行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來說,應由資產階級主導,並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當政。因此,譚伯源的「商人身份」,是適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澳門特區的。

但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經驗和國際慣例而言,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並不表示就應由商人來當政,而是由資產階級推出其代理人--主要是專業人士,也有的是經過一段時間政務官生涯的公職人員,在經過競選後並獲勝後,代表他們當政。澳門特區不是政治實體,當然是不可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但其基本規律卻是有參考借鑑的需要以至是必要。

實際上,商人當政予人最大的顧慮,就是與當地商界的關係過於密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人們擔心其在其施政過程中,會有角色衝突以至是利益輸送,甚至是「官商勾結」。而且,商人因在商業經營活動中,養成了董事長「說了算」的習慣,倘是在當政後仍是「習慣成自然」,就會忽略公共行政所強調的「依法施政」、「依法行政」。這對建立法制、建構法治社會,未必有利。

平心而論,近年對澳門特區的評價由高峰滑落,主要是爆發了「歐文龍事件」及導致發生「五一遊行」的各項社會因素。在前者而言,與譚伯源本人並無直接的關係;但在後者而言,譚伯源對於博彩業急速發展後,未有注意引導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導致貧富懸殊加劇,部份居民不但未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反而生活素質下降,中小企的經營也陷入困難,還有受人詬病的賭牌「三拆六」,譚伯源雖無須負上主要的決策責任,但作為主管經濟行政領域業務的主要官員,還是需要負上執行責任以至是部份決策責任的。倘他能有幸當選第三任特首,一定要在摒棄自己的「商人原罪(指擔任行政領導人而言)」方面,狠下功夫。

(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