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孔廉本月二十三日利用視察「金廈小三通」擴大實施的機會，率領海基會副秘書長張樹棣等人前往廈門訪問，並與海協副會長層級官員會晤，雙方確認安排海協會長陳雲林於十月下旬率團訪台事宜。據高孔廉透露，第二次「陳江會談」的議題，包括貨運包機、海運直航、兩岸直接通郵、擴大周末包機直航等，還將研商建立兩岸食品安全通報機制。

這項訊息顯示，北京已經注意到「毒奶粉事件」在台灣地區的發酵程度十分嚴重，必須認真正視，並透過海峽兩會的機制尤其是陳雲林訪台與海基會研商建立兩岸食品安全通報機制，盡快予以妥善解決。這不但是落實胡錦濤「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指示的要求，而且也是為了遏防和反擊「台獨」勢力藉「毒奶粉事件」破壞兩岸關係的需要。因此，有台灣的政論者認為，在目前的特定環境中，海峽兩會會談商議由解決「毒奶粉事件」所衍生的建立兩岸食品安全通報機制等各種議題，比第二次「陳江會談」原定的兩岸交通、經濟以至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活動等議題，更行迫切、更有需要。

然而，嚴格來說，兩會為應對「毒奶粉事件」衍生的各種問題而進行的協商，只能說是一個「突發議題」，而不應將之與兩會原定的各項「常態」議題相比擬。因此，這項議題固然是應當將之列為第二次「陳江會談」所要協商的議題，但又不宜與「貨運包機」等議題混同在一起處理。比較妥適的做法，是作「專案協商」處理。

實際上，在十五年前的「汪辜會談」所簽署的《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中，就有一種「專案協商」的機制：「雙方同意就兩岸交流中衍生且有必要協商之事宜，盡促進行專案協商，並簽署協議」。這段文字中的「衍生」、「有必要協商」，及「盡速」三個關鍵詞，就突顯了「專案協商」有別於有預見、有計劃、有標的，以解決兩岸交流中固有存在問題的制式性會談：其一是為了應對兩岸交流過程中所出現且具有「突發」性質的新問題；其二是不必受到定時進行的海峽兩會層級會談的局限，可隨時且可在最快的時間內協商；其三是「一事一議」的「專案協商。

因此，台灣「衛生署」、海基會組成的台灣食品衛生專家團，既然是由海基會副秘書長張樹棣擔任團長，其成員還有海基會高級專員陳新雄，其今日在到北京了解大陸食品檢驗情況的活動中，倘是能與海協的中層人員接觸，就可為第二次「陳江會談」研商建立兩岸食品安全通報機制初步交換意見，甚至是進行含有「預備性磋商」性質的商談，就可為「陳江會談」商討這一議題做好準備，並創造有利條件。

本來，按照一九九三年「汪辜會談」和一九九八年「汪辜會晤」的經驗，在兩岸兩會最高領導層會晤之前，是先由兩會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層級先行進行多次「預備性磋商」，做好準備的。但既然在今年兩會恢復會談後，改由陳雲林、江丙坤兩位會長「直接上陣」協商，而取代了《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中的「副會長級會晤」的功能，故無論是六月間的第一次「陳江會談」，還是十月底的第二次「陳江會談」，都是未經「預備性磋商」程序，就直接進行會談。而且，在時間點上，從六月十三日第一次「陳江會談」到十月底的第二次「陳江會談」，相隔時間為半年，也正好是《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中所規定的「副會長／副董事長」級會談的時間制度。

既然十月下旬的「陳江會談」是有著時間性的制式會談，而且陳雲林這次「首次訪台」，也具有「彌補」汪道涵原定於一九九九年十月訪台但被李登輝以發表「特殊兩國論」阻撓以致未能啟程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第二次「陳江會談」的多項議題，都是符合兩岸人民共同利益，有助於幫助台灣走出經濟困境，故無論出現甚麼阻力，都必須如期進行。

目前，陳水扁為了轉移社會上對他深陷「海外洗錢疑案」的注意力，誘迫民進黨及綠色團體發動群眾上街遊行，以「抗議」陳雲林訪台。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黨內鷹派的挾持之下，也計劃向陳雲林「嗆聲」。就連曾為推動兩岸台商春節包機立下汗馬功勞的國民黨籍「立委」蔣孝嚴，也認為目前並非陳雲林訪台的最佳時機。

陳水扁和民進黨越是反對陳雲林訪台，就越是暴露了他們極為恐懼陳雲林訪台，是因為將有利於促進兩岸人民交往交流，因而對他們的「台獨」圖謀不利，並在客觀上對陳水扁頑抗檢調部門的所為將能起反制作用。因此，陳雲林大可不必理會陳水扁和民進黨的恐嚇叫囂，應當如期訪台。只要陳雲林到了台灣之後，很有誠意地就「毒奶粉事件」向台灣民眾道歉，並對兩岸建立食品安全機制作出大方表現，還向台灣人民送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渡過當前經濟難關的幾項「大禮」，那麼，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小丑表現，就更為台灣主流民意所唾棄，陳水扁或是民進黨人要指望在二零一二年奪回政權，就將更為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