遴選各級政協委員宜從引資轉向引智調整 遴選各級政協委員宜從引資轉向引智調整

全國「兩會」已於上周末勝利閉幕,出席「兩會」的澳門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也已賦歸。相信,他們將會繼續深刻領會「兩會」的精神,並跟進自己在「兩會」上提出的建議案和提案,繼續履行自己行使國家權力,發揮參與決策、橋樑紐帶、模範帶頭、宣傳引導作用,及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責。與此同時,也將會及時向澳門各界社團尤其是地方政協的澳門區委員傳達「兩會」的精神。倘澳區全國人大代表能專場向澳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傳達全國人大會議的精神,那就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四條關於「代表應當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的規定。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兩會」上的表現,整體上應是可以得到一分滿意的答卷。不但是出席率甚高,而且所提交的建議案、提案,及大小會議上的發言,都是言之有物,緊扣國家的大計方針和人民的要求。其中有關中央(內地)與澳門特區關係的建議案、提案,有利於促進內地與澳門的關係,也有助於利內地相關部門更好地解決涉及澳門特區居民利益的問題。這比內地委員的出席率偏低,據說有二百餘名委員未有到會,其中有五十多人還是沒有請假的,及一些內地委員的提案內容很「雷」的情況相比,澳門代表、委員的表現,應被歸入「優秀」行列。

由此,我們想到了如何更好地發揮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作用的問題。據報導,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委員,以體育界和演藝界的「明星」為主。他們在獲邀請出任政協委員後,仍忙於走秀、忙著演出、忙著賺錢,根本就沒有時間出席會議,也沒有心思準備提案。而且他們多為富翁、富婆,對民情民意所知甚少,不懂民間疾苦,難為百姓說話。更有網友質疑這些「明星」委員文化水平偏低,因而發言和提案的水準也不高。為此,有人在「人民網」上發起「明星應不應該當政協委員」的網絡調查,「反對派」佔了絕對上風。他們主要觀點是,政協委員是代表人民參政議政的代表,是一種職責而不是一種榮譽。但有人常常缺席,無法履行職責,是對人民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極為寶貴的政協名額的一種浪費。為此,有人提出質疑,明知這種情況,但有關方面仍要「強人所難」,從有限的、寶貴的政協資源中「劃撥」一些席位讓明星們「象徵」一下,這又何必呢?也有人呼籲,請「花瓶委員」、「明星委員」將名額讓給有需要的人,並懇勸文體「明星」們珍惜政協委員的榮譽,並承擔起這份責任來。

其中,又以劉翔為眾失之的。同是全國政協委員的鋼琴家劉思昆就直言,「我要是劉翔就主動請辭」,他甚至擔責那些缺席的政協委員是「佔著茅坑不拉屎,白白浪費了一個寶貴的席位」。一項網路調查也顯示,有八成網友認為劉翔連續兩年缺席政協會議是嚴重的不稱職行為,應該考慮辭職。在這「輿論壓力」下,劉翔從美國飛回北京出席只剩下兩天的全國政協會議。但他卻又發言表示,「我願意和各方政協同仁們共同努力盡職盡責。當然由於年輕,要完成好任務首要的是學習,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幫助」。誰知這句話又遭到媒體的「炮轟」,《南方日報》就以《兩會不是讓劉翔們來學習的》為題指出,「兩會」畢竟不是教室,如果代表委員們都是抱著「學習」的態度開會,這「兩會」也就失去了召開的意義。劉翔既然明知自己難以完成當委員的重任,為甚麼不把這寶貴的機會讓給更適合擔任委員職務的人呢?體育有體育的要求,政治也有政治的要求,不能說你跑得比別人快,你的政治素養就比別人高。畢竟,「兩會」需要的是政治能力,而不是跑步和打球的能力。實際上,參政議政還是要具備起碼的政治素養,一些政協委員的發言質量水準和思想深度還不如網文,不就是一些政協委員其實原本就不符合「兩會」的要求嗎?可見,還是要提高一下「兩會」代表委員的門檻,讓能為民代言、能參政議政的人進來。

也由此,使人們思考起究竟是「引資」還是「引智 」的問題來。此問題在地方級政協尤為尖銳突出。如果說,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幾二十年,是以「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標準,鼓勵人們「發家致富」,邀請了大量富翁、富婆出任政協委員,那還具有激勵意義的話,那麼,在改革開放已進入「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不斷形成和發展符合當地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體制機制,為我國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見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新階段時,政協委員的主要構成,就宜從「引資型」逐步過渡到「引智型」,邀請更多的智力型人士出任委員,真正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作用。此一思路,相信同樣也可適用於推薦澳門居民出任各地各級政協委員的遴選標準之上。